紅色高棉S-21集中營。（Omar Havana/Getty Images）
按：柬埔寨特別法庭11月16日作出歷史性判決，兩名前紅色高棉領袖犯下「種族滅絕罪行」被判處終身監禁。這是紅色高棉政權倒臺40多年後，首次作出對前紅色高棉領袖的最高歷史性判決。
1976年是紅高棉殘害華人的高潮期。許多華人冒死逃亡。在柬埔寨西部，華人穿越貧瘠的山地和原始森林，九死一生逃往泰國邊界，但只有很少人成功。在東部平原的華人則比較幸運，他們可以穿過叢林逃往越南，叢林中有野獸，但也有許多野果可食用。
在1975年紅高棉接管金邊時，柬埔寨大約有50萬華人。有資料說在紅高棉執政三年多後，柬埔寨華人總數只剩24萬人。柬埔寨官方資料說：「在20世紀60年代，有42萬名華人生活在柬埔寨。根據1984年的統計，由於柬埔寨內戰、紅高棉的殘害和人民避難他國，在柬埔寨僅僅剩下61,400名華人。」
此時期，中共當局派遣了一萬五千名「援柬」人員為紅高棉政權進行建設。為語言溝通，紅高棉招募了一些柬埔寨華人青年作為中國專家的柬語譯員。但「紅高棉禁止這些譯員與中國專家過多接觸，更不可談業務之外的事情，並在他們完成翻譯工作後予以殺害。例如：川龍華人青年黃錫龍等8位譯員在橡膠園中被集體殺害；國防部招募來翻譯『援柬』武器的中文說明書的40位華人譯員，有2人被殺死，20多人完成翻譯任務後被『調動』而永遠失蹤；紅高棉派一批人到中國開封市學習空軍知識，招募幾十名華人青年擔任譯員陪同前往，後來把這些譯員召回金邊全部殺掉；曾擔任波布在1975年訪問中國大陸時與毛澤東交談的華人譯員吳植俊也被殺害。」有些華人利用接觸中國援柬人員的機會向「祖國」派來的「援柬」人員哭訴求救，中國援柬人員也都看到了柬埔寨華人身陷劫難。但是中共官方指示援柬人員對華人的求救，概不准理睬。中共官方的冷漠，再次說明了海外華人在「祖國」眼中的真實價值。
一份調查報告說：「在紅高棉的大屠殺中，中共扮演了重要角色，當時幾十萬華僑被紅高棉殺害，實際情形，中共使館最清楚，中方沒有在國內外透露一點風聲。當時，中共人員遍佈柬埔寨各部門，所有的華人求救都被封鎖了，華人的求救紙條被中方轉交給紅高棉，這些求救者的結局可想而知。」
另一位柬埔寨華人呼籲道：「中共唆使柬埔寨華人華僑盲目地追隨，致使犯法坐牢，或者逃往森林搞武裝革命，最後反遭紅高棉的大批屠殺，這些都可以說是柬埔寨華人自己的罪錯。但是東南亞多次排華，中共當局吭過一聲嗎？有向華人援手嗎？即使口頭的聲援也沒有。華人華僑走投無路，大量被殺。他們效忠中國，但得到了怎樣的對待？中國以對待海外排華的態度，根本沒有資格要求華人華僑效忠誰或者不效忠誰。」
很多人認為世界上最嚴重的「排華」暴行，發生在60年代的印尼「清共」時期。事實上，死於紅高棉屠殺的柬埔寨華人數量佔了那裡華人總數的60％以上，而死於印尼「清共」的印尼華人比例大致是5％。中國的「輸出革命」在印尼慘敗而在柬埔寨獲勝，但柬埔寨華人並未得到好處，反受虐殺。此中緣故並非「種族」原因或者宗教原因，而是共產黨通用法則的表達。有一種歌詞對東南亞華人的描述是：「亞細亞的孤兒在風中哭泣，黃色的面孔有著紅色污泥，黑色的眼珠有著白色恐懼。多少人在追尋那解不開的問題，多少人在深夜裡無奈地嘆息，多少人的眼淚在無言中抹去，這是什麼道理？」
紅色高棉S-21集中營。（Omar Havana/Getty Images）
勞動營裡人們的證詞摘錄：
「1公斤大米煮成一大鍋水粥，每人分到一碗水粥，只有幾十粒米。有些人就去挖野生木薯之類來吃。因為吃下了外表像木薯但有毒的植物，結果我們所在的勞動營有百多人中毒死亡。我們都不被准許住在村子裡，而被迫住到原始森林裡，森林裡有『瘴氣』，許多人都染上疾病，病重的就死掉了。有20人被分派去種菜，他們每天每人要挑100多擔水，種出的菜要滿足當時1鄉4區的幾千人吃，哪裡會夠？沒有米，每天每人分2根芭蕉，還有芭蕉頭或樹幹都被砍下來分配給人民吃。」
「那時我是16歲少女，因為吃不飽，又瘦又小，看起來只有10歲左右，即使這麼瘦小也沒逃過厄運，紅高棉把我編入青年隊，那是一等勞動力，每天天不亮就得起身，走幾公里的路去插秧。我像其他大人一樣，每天（被分派）插三普龍的秧，完不成插秧，會被罰減飯食。其實集體飯食只是兩罐（罐頭盒）的大米，加一大簍野菜煮成一大鍋稀粥，每餐只分給我們一大杓子。我們本來就吃不飽，如果插秧完不成規定數量，稀粥就減到半杓子，這不是只等餓死嗎？不過，挖土築堤比插秧更要命。沒有插秧的日子，我們（女子）每人每天（被分派）挖兩立方米的土，河堤修得越高，挑上去越艱難。我個子瘦小，挑起泥土時，畚箕會觸著地面，腿也發軟，常常連人帶畚箕一起摔倒在地上。」
「陳雷是一名高大的華人青年，但在那個年代，高大也是一件麻煩事，因為食量大。在那種環境，別說吃多少，根本就沒的吃。陳雷餓得患上浮腫病，不能工作。他每次去集體食堂都被攆出來，紅高棉說他沒做工，不許吃飯。2天後，陳雷餓得沒辦法，便拿起一把小斧頭到食堂，向人們哭訴不准他吃飯的可憐情況，用小斧頭一下一下往自己頭上砸，鮮血往下流。人們都嚇呆了，但除了同情和恐懼，誰敢出聲？這時，一個紅高棉村幹部偷偷摸到陳雷背後，搶下斧頭，把他抱住，又跑上幾個紅高棉，把陳雷捆綁像拖死狗一樣拖到村外的一棵大樹下，活活就給埋了。」
一位在菩薩省嘎弄則村的證人說：「有一天，兒子病了，連續腹瀉好幾天，我接到消息後，好不容易才被批准去看孩子，把孩子抱到衛生站，但在那種缺醫少藥的簡陋衛生站裡，孩子喝了幾天老鼠屎一樣的黑藥粒，毫無起色。當孩子在我懷中斷氣時，我一點感覺也沒有。在紅高棉年代，每天見到太多的死人，每個人都已經麻木，不會哭也不會笑。直到有一天，丈夫從工地回來，我告訴他，孩子死了，我們夫妻倆才抱頭痛哭。過不久，家婆也死了，接著丈夫和兩個小叔也一個接一個地病死或餓死，7口之家只剩下我一個人。我變呆了，一天到晚像啞巴一樣，一句話也不會說，只默默地低頭勞動，身心的折磨和打擊讓我成了一個只有身體沒有靈魂的人。破草棚中只剩下我一個人，我的親人都死了，永遠永遠地走了。在這破爛的草棚裡，我哭了一整夜。第二天，還得拖著虛弱的身體去下田。過了幾天，兩腿腫得舉步艱難，又得了夜盲症，晚上根本看不見，但隊長還是硬逼我在晚上去田間勞動，我沒辦法，只得拖著沈重的腫腿摸黑出門，沒走幾步便撞到大樹，把頭撞破了，爬不起來，躺在地上不停地喘息。」
由於禁止愛情和婚姻，柬埔寨女人承受著強迫的性關係和各種各樣的性暴力。無論在軍事單位還是在地方村莊，都有許多的集體強姦案發生在對女人的監禁期間和處死之前。一份證詞說：「有目擊者，在離我村不遠的地方，紅高棉每天捉走20至30個村民去殺掉，被他們捉走的女子，都被他們先姦後殺。」不少見證者都看見過懷孕女人被綁在樹幹上，紅高棉活活剖開肚子，胎兒蠕動著從她們的子宮裡被用刀具挑扯出來，血淋淋的，那情景真是無法言說的恐怖。他們還抽打那些正在死去的懷孕女人的青黑色臉頰。
西哈努克特別注意到紅高棉對「政治童工」的使用，因為孩子們容易被灌輸醜陋的革命思想。西哈努克寫道：「這些少年兵被訓練，比賽誰在殺害生命上更殘忍」；「我在金邊被拘禁的3年裡，我看到負責看守的少年兵常常以折磨動物（狗、貓、猴子、壁虎）來開心取樂。」
紅高棉對孩子們也很凶惡。那位唸唸不忘要「活下去要找到媽媽」的10歲女孩「英」，被分派到「少年勞動營」。在那裡，她心愛的、視同為媽媽的小籃子被紅高棉故意踏爛，卻並不為什麼。她只好自己嗚嚥了一整夜。有一天在插秧時，她親眼看見一個矮瘦女孩插秧稍慢，被一個穿著硬輪胎靴的紅高棉監工，一腳踢得那女孩飛起1公尺高，摔在3～4公尺外的泥水中，疼得她在泥水裡翻滾。「英」說：「那個女孩受了嚴重內傷，她嘔血。不知道後來是不是活了下來。」
柬埔寨的歷史記載顯示高棉民族沒有吃人的傳統。而紅高棉吃人並不是因為缺乏食物，而是在炫耀凶暴。一位證人說：「（越僑）阿聯被當場打死了，紅高棉幹部拿刀來剖腹，取阿聯的肝炒吃。我聽到如此，不由自主地驚嚇得尿褲。大家看到村幹部動手剖腹，立刻丟下湯匙，爬進屋內。我好奇，又從屋裡探出頭來偷窺。我目睹幹部把阿聯的肝倒進炒鍋裡去炒。炒鍋裡切片的人肝不停地跳動，發出『嘟嘟』響。幹部問我們：『同志們，誰要吃人肝？』大家縮成一團，不敢作聲。他們大吃，還說『好吃！』吃完，他們把阿聯的死屍拖到他們開槍擊倒他的地方，埋在一棵樹下作肥料。」
紅高棉幹部蘇克哈證明，當她正在橘井省的斯努爾（Snuol）區域柴科瑞（Svay Chreah）地方時，她親眼看見一個紅高棉幹部捆綁並脫掉一個年輕女子的衣服，剜下她的兩個乳房，油煎吃掉。這個幹部名叫Ski，是少年勞動營的一個監工。蘇克哈還在2000年指證道：這名幹部現在還活著，只是不知道他的住址。讀者會有何感受：那年輕女子胸前兩個血淋淋的大窟隆，抽搐鬼叫慘不忍睹，紅高棉幹部卻能在旁邊興致勃勃地煎吃她的新鮮乳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