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ry Medcalf教授在美演講（圖片來源：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安全學院提供）
【看中國2018年9月29日訊（看中國記者李凡真編譯）
編者按：
9月10日，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安全學院院長Rory Medcalf教授，應美國華盛頓大學的邀請前往該校做了一個公開演講，主題是：澳中關係大辯論——對美國及世界的影響（The Great Australian China Debate: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以下是該演講的全文翻譯稿:
澳中關係大辯論
正在澳洲所經歷的過程，為印太地區乃至全球國家在安全和外交方面所面臨的問題，提供了很好的洞見。
我們究竟如何在不製造衝突，也不妥協的情況下，應對中國勢力的崛起和擴張呢？
我們該如何保護基於民主原則的機構、體制不受外國勢力的干涉——不論是來自中國還是其他國家——同時又能維護公民自由、非歧視原則和社會融洽等這些國家利益和價值呢？
我們又該如何識別不同類別的外國勢力的參與行為——例如，某件事是屬於犯罪，還是單純的文化影響，我們又該針對這種情況制定何種規章制度呢？
為了理解這些問題，我要先引用澳洲前總理譚寶2017年12月引入國家立法時所言：「我們對顛覆、強制和腐敗行為的抵制，自然而然的催生出了反對外國勢力干涉的政策法令，這是根據公開、法制、震懾和能力四大理念基點而制定的。」
這句話內涵深厚，涵蓋了理論和實踐的廣度，值得細細分析、琢磨，對任何面臨類似處境的國家來說都值得參考。沒錯，外國勢力的入侵是以顛覆、強制和腐敗三種手段執行的，而被入侵國的響應就是——公開、法制、震懾和能力。
中國到底想從澳洲身上獲得什麼？
首先我將回答這個看似答案明顯的問題：中國到底想從澳洲身上獲得什麼？中國有沒有干涉澳洲的外交事務？如果有，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並使澳中關係陷入危機？
簡單來說，有四個原因，這遠遠超出經濟利益互惠的範疇。
第一，澳大利亞是美國的核心盟友，中國希望削弱強大的澳美聯盟。
第二，澳大利亞擁有強大的軍事、情報和科技資源，一些是我們國民所貢獻的，一些是雙重用途（軍用和民用）的，還有一些是通過結盟獲得的。這些都是中國最想要獲得的東西。
第三，澳洲是印太地區一股獨立而直言不諱的重要力量，我們對中國勢力的批評和基於主權建設的抵制行為，為其他國家作出了榜樣，甚至在未來有被效仿的可能。
第四，澳大利亞居住著大批中國移民，北京希望看到這批人的態度都是親共的，要麼就徹底閉嘴保持沉默，對中共的指點言聽計從就好。
如此看來，澳洲已經成為了這一局勢中的領袖。如果中共能讓反對它的聲音在澳洲消失，它就同樣能夠在其他國家如法炮製。
關於澳中關係的7個迷思
第一個迷思是關於「站隊」問題，有人認為澳洲要在中美中擇其一。因為中國目前是澳洲最大的貿易夥伴，但美國是澳洲最大的戰略盟友。有人甚至認為，「親中」是種不可避免的未來趨勢。
實際上，這種觀點在澳大利亞政界缺乏真正的存活能力。澳大利亞與美國的關係在軍事防禦聯盟之外的許多層面上運作。美國和歐盟仍然是我們最大的經濟投資夥伴。最近一年，美國在澳大利亞的投資增長超過了中國對澳洲的全部投資額
投資行為涉及信任度和對未來的預期，而貿易只是單純的金錢交易。澳大利亞已經積極的將所在區域重新定義為印度-太平洋地區，因為該區域是一個廣闊而多元的地區。名稱的更換有助於從定義層面「稀釋」中國的霸權野心。制定印-太地區戰略，是超越狹隘的「唯中國論」的。
第二個迷思隨之而來，關於澳洲反對中國的立場是不是象徵著對美國「示好」。答案是否定的。澳大利亞這麼做，絕不是為了取悅於美國，而是為了捍衛自身主權，設立獨立的外交政策。
第三個迷思——澳大利亞的立法和致力於團結國際社會向中國表明立場的行為，只不過是國安部的決定。實際上，我們的經濟和外交部門也參與其中，這一政策是全方位的，政府各部門都知悉此事並通力合作：從國防戰略到發展規劃，再到國內發展領域的通訊和基建等。
澳大利亞並不是直到最近才識別出與中國關係中的有害因素，我們也不是從現在才開始一股腦的抵制中國的。我們是在尋求兩國關係中的新平衡和可持續發展性。
於是這又引出第四個迷思：並不是澳洲新換了一套政府班子之後，對中國的關係發展戰略也會隨之來個180度的大轉彎。雖然在未來8個月內，國家的執政黨可能從聯盟黨換到工黨，但對中國立場的基本面是不會變的。
在堪培拉國會，在野黨工黨在背後給予反外國干涉立法無條件支持。他們同樣具有應對問題的策略和機制，他們也不願意永遠替那位「裡通外國」的已辭職議員揹負著罵名。
第五個迷思：澳洲會在對中立場上「逐漸轉向」嗎？有人覺得澳洲會逐漸「適應」中國的喜好和傾向，因為我們的鐵礦石、旅遊業和教育業是如此對中國開放，難免會在北京的強迫性手段下被逐漸蠶食。
為了正確分析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對中國此前對別國的複雜經濟制衡手段予以分析和瞭解——日本、韓國、菲律賓、挪威、越南和中國國內都有相關事例，但現階段還不足以下結論。而現有證據均是政治領域的滲透——我們的政客被金錢收買。而目前進行的澳中關係辯論中，我們仍需繼續爭取更多政客和廣泛公眾對該議題的瞭解和支持。
第六個迷思是，澳洲反對中國應被解讀為種族主義嗎？或是無法避免跟種族主義扯上關係嗎？如果是這樣的話，可能這場在多元文化社會中展開的公開討論就再難以推進和繼續。很明顯，關於這場辯論的信息傳達方式和理念建模是存在著一些問題。但我始終自信的認為，只要在這方面謹慎處理，澳大利亞的政策制定者們既可以保護國家利益，又可以彰顯對所有不同文化社區的澳洲人的尊重，同時不會對社會凝聚力造成破壞。
我們始終需要明確的關鍵一點，就是中國共產黨政權和中國移民之間存在著區別。我們設立反外國干涉法的初衷之一，就是為了保護各族裔澳洲人擁有同等的民主權力——沒有任何一個外國政府會被允許干擾身在澳洲的該國移民群體。
最後是迷思之七——我們不需要新的反干涉法嗎？今年上半年這是一個熱議的話題，很多顯要政客都參與了討論。如今，新立法已「悄無聲息的」在國會討論並經過了數次精修。不管結果怎樣，可以知道一點：我們的法律框架還遠遠不足。並不是澳洲人都不關心外國干涉和間諜的事，而是我們的政府機構尚不具備此種許可權，根本無法過問，更遑論平民百姓了。
澳大利亞的利益所在
澳大利亞是一個突出的例子——我們是一股強大的國際力量，世界第13大經濟體，也是國防預算排名第13位的國家。我們有為數眾多的東西需要保護，不僅是廣泛的領土，更需應對大規模海上行動和南極地區活動。
政策制度，作為維護秩序的媒介，澳大利亞的國家安全、穩定和繁榮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尊重國家的平等主權，不通過武力或脅迫解決分歧。相互尊重、平等主義、言論自由和法制等原則規範著我們的內政，這個擁有2500萬人口的多元文化國家以此立國。
但直到最近，我們才發覺，應對21世紀國際大環境下的新形勢給予足夠的重視。談到安全，國際和國內事務之間的界限幾乎已分崩離析。網路、科技、恐怖主義、激進派、政治干涉、國際經濟制衡等議題，把國內和國際交織在了一起。
但好消息是，多年來澳大利亞一直在採取行動，在愈發艱難的形勢下保護和推進本國利益和價值觀。這是一個多層次的複雜策略，不光是關於中國或某個外國的干擾問題。
近年來，澳大利亞政府一項被低估的成就在於，我們持續致力於提高國防抵禦能力，因為我們認識到嚴肅對待國家安全問題是維護本國核心利益的前提。我們的努力包括發佈了2016年國防白皮書，其中列出了軍事領域現代化所需的成本，升級重點是海軍部門。此外我們還提出了一項網路安全戰略，將工業領域和大學納入其中。文件中還提及了更大的立法權力和更好的聯邦層面協調——國家對反恐事務的統籌、情報界改革、建立民政事務部，以及基於國家安全考慮之上的區域發展工作和投資決策，當然還有新的反外國干涉法。我們知道，所有這些領域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未來仍會做得更多，讓小企業和更廣泛的社區居民參與其中。
2017年11月，澳大利亞發布了外交政策白皮書。這是一份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整體政府文件，其中有一些引人注目的要素：它認識到，有必要為我們所在區域制定合理的替代性發展前景，預言到了美中貿易競爭和美國領導層的「另類」。它認識到，雖然中國是一股重要勢力，但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是如此。它有效的拒絕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概念，轉而積極支持多極化的印-太戰略，以深化和多樣化發展與其他夥伴的關係，包括同日本、印度和印尼之間的關係。
這份文件非常令人信服的將我們的國家利益和價值觀聯繫起來，表明澳洲同中國的關係不存在任何特權。它承認外交政策始於國內，包括對國家能力和抵抗力的建設，以及對外國干涉的正當維護權。
澳中關係的來龍去脈
從10年前起，中國取代日本成為澳洲迄今為止最大的貿易夥伴，雙向貿易額每年高達1800億澳元。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澳洲的最大貿易夥伴不是我們的安全戰略夥伴，或任何意義上的同盟夥伴。
澳洲得益於雙邊貿易關係的增長。澳洲主要向中國出口鋼材，但隨著中國經濟的放緩，教育、旅遊和農業的出口變得越來越重要。尤其是一些澳洲大學特別依賴於中國留學生的學費貢獻。
除了經濟方面的利益，澳洲社會目前有120萬人擁有中國血統，其中一半人出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很多人都是最近才來到澳洲做生意、學習或者工作的。然而，最原始的中國移民是1850年淘金潮時期來到澳洲的。最近來到澳洲的華人中也包括香港、臺灣、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還有一些人不願意跟中共存在聯繫，或者是旗幟鮮明的反對中共的，比如藏民、法輪功學員和數千名通過申請政治難民（尤其是「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來到澳洲的中國人。這些活躍而多樣化的中國社區在澳洲生活，對澳洲經濟和社會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並且被這個多元文化社會的其他團體所歡迎和尊敬。華人也愈發活躍在澳洲政治的各個層面。
1972年，澳洲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從那之後雙邊對話和協議開始展開，取得了一系列積極成果。澳洲和中國之間也達成了自由貿易協定。在很多澳洲人中流傳著一種觀點——我們的經濟繁榮得益於中國，是它幫我們躲過了全球金融危機，因此中國是國際舞台上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存在。
但與此同時，澳洲和中國之間的戰略互信卻遲遲未能得到發展，而且如今，澳洲決策高層團體已經達成一種共識，即澳洲和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是不可能實現戰略互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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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不可忽視的事實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下面就讓我們來細數一下。如下事實，澳洲的決策高層均瞭然於心：
1、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存在著一種令人擔憂的特質，且正在變得越來越明顯。
2、中國不會實現自由民主——習近平任下的中國，可能會走向相反的方向。
3、中共的勢力崛起、高壓統治和軍事現代化，正在威脅並挑戰我們賴以為生的制度。
4、中共的爪牙正在逼近澳洲，太平洋、印度洋、東南亞地區均無法倖免。
5、中國共產黨及其附庸，已經侵佔並利用我們民主、自由的社會多年了。他們一直在搞「統戰」，然後試圖控制我們，比如扶植一些它們自己的社會組織和中文媒體，其中包括孔子學院，但這只是冰山一角。
6、澳洲已經很難回擊，但等待時間越久，就對我們越不利。
警鐘已經越敲越響，我們的情報機構、專業記者和主流媒體都在盡忠職守的維護著我們的社會。目前，中共的「統戰部」幾乎成為了澳洲政界人人知曉的一個名稱，但決策層在十分緩慢的作出響應，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原因是，我們的政黨已在不知不覺中非常依賴於外國捐款了。在過去兩年中，向工黨和自由黨出手最慷慨的兩個人就是兩名中國億萬富翁。這兩人已被澳媒揭發與中共高層存在密切聯繫，澳洲情報局已經向兩黨高層知會了這一點。澳洲的商界和高等教育體系對這一現象反應也比較緩慢，他們普遍對中國帶來的壞處視而不見，只看到眼前的物質利益。
時間倒退到10年前，澳中關係就是從那時起改變的。2006-07年起，中國金主對澳洲政黨的捐款開始激增，直到2016年時每年都在增長。2008年4月24日，北京奧運會火炬在堪培拉傳遞，中共及其附庸召集了成千上萬人的歡迎隊伍，並且恐嚇來自相同國家的人權活動抗議者。那時堪培拉震驚了，因為我們從未見過如此激烈的場面。
2009年，當陸克文在任時，一位澳大利亞礦業高層在中國境內被逮捕並囚禁了，同時北京也不滿我們的國防政策。但直到最近幾年，這種衝突才越來越明顯，中共對我們內政、外交事務的全面干涉，變得越來越難以忽視。
比如說，從2013年起，聯盟黨政府更加立場鮮明的反對中國對東海和南海的霸佔。然後，澳洲各地就有一系列精心安排的抗議示威活動上演。
2014年，悉尼大學成立了澳中關係學院，培養了一批不同尋常的澳中關係學者。這所學院由一位中國億萬富翁豪擲180萬澳元資助建立，但後來隨著內幕的曝光，「創始人是誰？」也被有意淡化了。
2016年聯邦大選期間，同一位中國金主因為勸說工黨支持中國南海政策無效，威脅要撤回一筆40萬澳元的捐款。當年8月，澳洲政府拒絕批准把Ausgrid——一家大型電力基建公司出售給一家中國公司。報導稱，該決定是由於澳洲擔心中國會藉此入侵本國網路，獲取和美國之間的情報。
同一個月，澳洲政府發布了一份關於外國勢力入侵的秘密報告，由澳洲總理顧問和記者John Garnaut領導撰寫。
一個月後，更多關於中國金主獻金的黑幕被曝光，一位工黨高層官員Sam Dastyari因為收受了捐款，高調出席中國在澳洲舉辦的南海政策新聞發布會。最後在壓力下，此人被迫辭職下臺。
2017年初，悉尼學者馮崇義在中國被關押——被釋放回澳後，他透露自己遭到了逼問，對方逼迫他說出在澳洲的關係網。這是中共威脅、恐嚇生活在澳洲的華人社區成員的真實例證。
2017年6月5日，澳廣權威節目「四角」和費爾法克斯報紙聯合播送了里程碑式的報告節目——Power and Influence。節目部分內容引發了法律訴訟，但它喚醒了更多的人們，工黨和自由黨先後宣稱不會再接受任何國外捐款，澳洲政府宣布發動反外國干涉立法。
我們的媒體緊隨其後，系列報導紛紛出爐。澳洲情報局更多的向國會透露了令人驚訝的外國勢力活動的頻繁度，甚至比冷戰時期還要高。2017年11月，澳洲發布了外交政策白皮書。
2017年12月，Sam Dastyari辭職告別政治，有證據指出他向那位中國金主提供了違背澳洲利益的情報信息。同一個月，反外國干涉法草案被呈遞國會。當時的一場關鍵補選中，悉尼某地區華人社區流傳著一則信息，蠱惑、唆使華人不要給自由黨代表投票，而當時的工黨代表公開反對政府的「反華」立場。
2018年上半年，這場澳中關係辯論漸入佳境，熱度持續上升，反外國干涉法的討論也進入白熱化。政客、既得利益者、遊說團體、社區、工業、大學、媒體和學者紛紛參與到其中來。其中的最低點是前總理陸克文的言論，他認為澳洲「戴著反對中國的面具、實行新麥卡錫主義」。一位大學的副校長也批評政府說的「全是反華的廢話」。
但另一方的聲音也依舊強烈：2018年2月，公共倫理學教授Clive Hamilton撰寫的《無聲的入侵：中國勢力對澳洲的影響》一書克服重重阻力後出版。隨後出現了兩封學者征簽信。第一封信反對這場討論，認為討論充滿「種族歧視」，另一封信覺得討論必須進行，但是澳洲應安撫華人社區團體，不要讓他們淪為被憎恨的靶子。與此同時，中國在南太平洋的活動也引發了一些關注。
到了年中的6月28日，澳洲國會終於通過了歷史性的反外國干涉法。政界、法律界和商界越來越多的證據在湧出，中國開始在經濟和外交手段上制裁澳洲，它取消了高層官員的訪問許可和一些進口合同。
8月7日，當時的總理譚寶在新南威爾士大學發表了安撫性演說，稱澳中關係應「重設」，有些人因此認為這場關係鬧劇即將結束了。但並非如此——澳洲政府並不打算退讓一步。8月23日，澳洲政府又禁止了中國電信巨頭華為和ZTE參與本國5G網路的建設。24日，譚寶閃電般卸任總理，但新上任的莫裡森會一直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
下一步會發生什麼？
澳中關係正在經歷困難的掙扎期，面臨重重現實的無情考驗。所以，我們需要找到重獲平衡、繼續前進的辦法。不得不承認的是，我們未來還將面臨一些非常真實的挑戰。
我們需要讓中共明確一點，就是澳洲要的是兩國之間基於彼此尊重基礎之上的關係。衝突在未來仍舊可能發生，一些事情的後續效應會持續發酵，比如華為事件和一些投資協議的撤回等。所以，我們的政府需要堅持政策一致性。
我們需要銘記，澳洲的鄰居們也不太平。習近平在莫爾茲比港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峰會，象徵著中共在該地區的活動達到新的高峰，並將持續對南太平洋施加影響。
在國內，我們需要不斷地接觸澳洲華人社區，讓他們明白，新的立法並不是針對他們而設立的。事實上這樣做正是為了保護他們平安的生活在澳洲，免受外國勢力的一切干涉。
或早或晚，新法律將賦予我們起訴施害者的能力。如何運用這些法律仍是問題。我們的國家權力機構應謹慎行事，只有當存在十足把握的時候才可以這樣做。或者，新法律會起到強有力的震懾作用，永遠不會走到上法庭的那一步。
澳洲政府需要提升同商業團體和各州首府之間的信息互通，而在堪培拉和其他主要城市，一些關於外國勢力入侵的觀點仍舊並非一致，存在的鴻溝需要彌補。
此外，關於禁止外國捐款的立法尚待收尾，我們的反外國干涉法和間諜法體系亟需這第三根支柱來支撐和完善。
仍有來自先進技術層面的挑戰，我們該如何保護高等學府和研究部門免受間諜入侵，同時保護來自其他國家的合作方利益不會受損。
在涉及到盟友的問題上，澳洲需要在反對中共勢力入侵和中美貿易戰大形勢下清晰的站位。澳洲可以自身經驗為美國提供借鑒，這有助於美國在處理美中關係時不要太急躁。
我最後還想引用一下已經卸任的國家總理譚寶曾說過的話。不管歷史怎麼評論他，我認為譚寶會因其更改了澳洲對中關係的立場，和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自尊方面作出的貢獻而得到認可。這些做法已為建立雙邊尊重關係打下了基石。
然許多人批評譚寶言論不當，比如「澳大利亞人民站起來了」被很多華人解讀為一種冒犯。他本可以不這樣衝動性發言，但他的基本方向並沒有錯，而且在這句話之前他說了一句更加重要的話（但是被很多人都忽視了）：「我們與中國的關係太重要了，重要到不能失敗，我們必須找到一條健康的可持續發展之路。」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