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學生批鬥老師（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8年8月24日訊】雖然距離「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終結已經過去了快四十年，然而在中國，考慮到這一事件的影響力和舉足輕重的重要性，它依然被當做敏感的話題束之高閣，少有人觸及。而官方的歷史資料則被封存，不對公眾開放。關於文革的學術類書籍，不管是比較歷史視角的，或是事件深度分析，再或是系統詳實的個人回憶錄，都鳳毛麟角。首次被翻譯成英文出版的、季羨林所著《牛棚雜憶》，則是文革回憶錄中的翹楚。
書中的故事大多發生在「牛棚」——一種文革時期的產物，在當時非常普遍，全國各大城市均有使用，用來作為各種「壞分子」、「反革命」等等「犯人」的臨時關押中心。而季羨林的「牛棚」，被設置在北京大學校園的中心，季羨林與其他被「打倒」的教授、校領導一起，被關押在此處長達九個月時間，他們在牛棚裡進行勞動改造，學習毛語錄。「牛棚」瀰漫著地獄一般的恐怖氣息，紅衛兵每日必行的、帶有施虐快感的、種種令人不寒而慄的身心折磨，飢餓，人性的退化——所有種種都被生動的描繪刻畫出來。的確，在形形色色的文革回憶錄中，我找不出另外一本書像《牛棚雜憶》一樣，提供了如此直觀的、詳實的、滿目瘡痍的證詞，充分地展現了文革時期在中國被關押的知識份子階層遭受到的身心折辱。在閱罷這本書之後，我的一個中國知識份子朋友向我總結道：「這是我們的奧斯威辛。」
在精神上從種種黑暗回憶中解脫出來，並且用如此平和的、流暢的、真實的口吻記錄下殘酷的歷史事件，對於一個老人來說，或許並不容易：季羨林在寫作本書的時候，已經超過八十高齡了。在開篇中，季羨林坦誠的寫道，他已經徒勞地等待了幾十年，等待有人挺身而出書寫這樣一本見證性的回憶錄。而最終，受困於老一代人的集體失聲，和年輕一代人對文革的茫然無知，他決定親自動筆來寫這樣一本書。
《牛棚雜憶》一書，於1998年在北京由一家正規出版社正式出版，當時國內正好處於一個政治氛圍比較寬鬆的時代，而這本書的順利出版也可能是得益於作者在中國學術界超然的權威地位。季羨林是中國著名的印度學專家，散文家，評論家，也是一位獲得中國政府承認的愛國學者。因為他親切、慈祥、老祖父一般的言行舉止，季羨林在邁入古稀之年之後，逐漸成為了公眾心中備受尊敬的長輩形象之一，同時亦深受媒體喜愛。這本書也十分暢銷，幾經再版。不過，當局也悄悄地採取了行動限制了有關該回憶錄的公眾討論，因為它的主題依然被視為敏感的。而我們現在看到這本由江晨欣翻譯的、十分優秀的英文版《牛棚雜憶》，其價值也是不言而喻的，它也為文革回憶領域添磚加瓦。它為了增進我們對文革時期的理解做出了重要貢獻。
重讀《牛棚雜憶》，也再度讓我重新審視自己的一些舊的問題和困惑。我們究竟能為某種奇怪的、沈重的現象——比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提供多少合理性呢？而在今天，我們又真的能夠克服種種不便，諸如資料有限，歷史記憶消亡，頑固的意識形態偏見等等，來進行一場關於文革的、真誠的、有意義的、有啟發性的對話嗎？我存疑。在中國，圍繞著季羨林的這本回憶錄的微妙氛圍，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既展現了該事件的混亂性、複雜性，又體現了歷史見證本身岌岌可危的狀態。
與其他普通的中國民眾一樣，在1966年毛剛剛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季羨林並不知道這一事件會帶來怎樣深遠的影響。季羨林出生於山東一個普通的貧農家庭，通過個人的努力和獎學金的資助，季羨林在民國時代接受了完整的、系統的、國際性的高等教育。季羨林曾經在德國留學十年，學習了梵文和其他語言，在取得博士學位之後，他回國任教於國內首屈一指的北京大學，並且很快升任了東方語言系系主任。季羨林讓自己置身政治——一個他毫不感興趣的領域——之外。然而，當1949年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在共產黨營造的「開明、民主」的假象中，像大多數其他的中國知識份子那樣，季羨林看到了一份關於建設更強大的民族和更公正的社會的「希望」。
然而，「做一個政治上的逍遙派」的想法，很快變成了奢望。在黨的規程領導之下，群眾動員和政治運動變成了一種國族性的日常生活方式，沒有人能夠躲在一旁看熱鬧而不參與其中，尤其是中國的知識份子階層——毛週期性的思想改造運動中最受重視的目標群體。季羨林對於過去在政治上的「消極」感到愧疚，於是他積極主動的「改造」自己。他於1950年代加入中國共產黨，並且積極的參與各種政治運動，這些政治運動都有一個共同特質：思想整合以及對異見的不容忍。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超過50萬的知識份子遭受無端指控和迫害，哪怕他們的批評十分溫和，哪怕他們幾乎都是共產黨的忠實信徒。季羨林能夠僥倖地在反右運動中置身事外可能歸因於以下兩點：其一是他的貧農出身，其二是因為他從來沒有對黨的政治路線提出異議，或與組織「分庭抗禮」。
實際上，季羨林能夠成功「置身事外」也僅僅是文革第一年的事。文革中北京大學迅速的變成了各個幫派互相毆鬥的角鬥場，各種瘋狂的大字報、批鬥標語肆無忌憚地攻擊著大學裡的教授和校領導們，他們被扣上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帽子。季羨林對瘋狂的一切感到困惑，他一言不發，試圖隱藏在狂熱的人群之中。但是季羨林身上也有一個致命弱點：他痛恨一個叫做聶元梓的幹部，聶是當時北大校園裡佔據主導地位的紅衛兵幫派的領導人。雖然在中國，每一個派別都號稱忠於毛主席，聶元梓卻還有一個特殊的身份：她在文革中寫了第一張大字報來攻擊北京大學的某些校領導，並且獲得了毛的個人支持。季羨林對她恃強凌弱的行為深惡痛絕，因此他決定——在一個一反常態的魯莽時刻——加入她的反對者的陣營。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聶的追隨者們立刻開始對季羨林實施報復：他們在一個夜裡突然襲擊抄了季羨林的家，不但砸碎了季羨林的傢俱，而且不可避免地「挖掘出」了一些可笑的證據，證明季羨林是一個隱藏的反革命分子。
正是從那一刻開始，季羨林的生活一下子墜入了地獄。接下來的章節是全書中最令人震驚和不忍卒讀的。充斥著諸多痛苦的、難以忘懷的小插曲。不堪折辱的季羨林小心翼翼地準備了他的自殺，然而在實行的最後一刻被敲門聲所制止。將近六十歲的季羨林，和其他的受害者一起，被野蠻地鞭笞、被吐口水、被折磨，尖刻又痛苦的呼叫聲長鳴不絕於耳。他遭遇了前同事和學生的雙重背叛。以下是在勞改營裡的一個痛苦的場景：在持續不斷的批鬥會的壓力下，季羨林的身體崩潰了，他的睪丸變得腫脹，以至於他無法站起來，也無法合攏自己的雙腿。但是看守還是強迫他繼續體力勞動，於是他爬了一整天來搬磚。最後他終於得到許可，可以就近去看看軍醫，他不得不在路上爬了兩個小時才到達診所，然而，在醫生得知他是一個「壞分子」之後卻拒絕為他診治。他不得不又爬回了勞改營。
《牛棚雜憶》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特色是被羞恥感和罪惡感貫穿的寫作主題。在關於毛主義分子的迫害的回憶錄中，作者們往往把自己塑造成或者無助且無辜的受害者，或者（只是偶爾地），堅貞不屈的對抗者。然而在季羨林的回憶錄中，這些典型形象變得模糊不清。他描寫了中國知識份子在意識形態改造運動中如何積極熱切的參與配合，以及在壓力下，他們如何頻繁地彼此攻擊。他嘲笑自己的「烏合之眾行為傾向」，並且承認，直到他自己「倒臺」的那一刻，他還在迫害其他人：既然我們被要求反對右派，我們做到了。經過了十幾年的持續不斷的政治鬥爭，知識份子知道應該怎麼做。我們都輪流地迫害對方。這一直持續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到來，而在我看來，這個運動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導。
季羨林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是怎樣參與的呢？「我還不太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麼，然而我已經加入了迫害者的陣營。」對於季羨林來說，這是一個可以被寬恕的罪孽，因為如果說他和其他眾多的中國知識份子對於彼此迫害感到愧疚的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的知識份子們已經被洗腦，從而對自己的知識份子身份感到深度的罪惡和愧疚。季羨林詳細地描述了這一「洗腦」過程是如何通過狂暴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一種獨特的毛主義式思想改造手段——來實現的。而季羨林自己的意識形態轉變也正是通過這樣的儀式來完成的。
震撼於共產黨的「勝利」和早期的「輝煌成就」，季羨林對於自己不夠愛國，不夠無私，不夠「要求進步」而感到十分慚愧：在共產黨人與日本侵略者「八年艱苦抗戰」（編者註：現在的共識是這也是共產黨宣傳的謊言）的時候，他非常自私地前往德國求學，專注於個人的學術成就；他十分錯誤地試圖規避政治，並且把所有的政治視為骯髒不堪的遊戲，因為共產主義政治是「完美」的、「理想」的、「神聖」的。只有數落了自己的全部罪行之後，他才能通過群眾集體的考驗，作為「人民」中的一員被接受。
季羨林把這種排山倒海式的罪惡感描述為「幾乎是基督徒式的」，這種罪惡感又引發了一種羞愧感，以及一種強烈的、對於新的「上帝」——中國共產黨及其偉大領袖——的追隨和崇拜的訴求。之後，就像一位僥倖獲得證明自我價值機會的罪人那樣，他急切地拋棄了之前所有的疑慮——標誌著他僅存的批判性精神——然後變成了一名狂熱分子。他積極投身到個人崇拜的新浪潮中去，同其他人一起聲嘶力竭地高聲呼喊「毛主席萬歲！」正是通過這樣的過程，上百萬的中國知識份子丟棄了他們的個體性和獨立性。對於季羨林來說，這種罪惡感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於被關到牛棚之後，他還在絞盡腦汁地反省自己的錯誤，而不是質疑黨或者整個政治系統。
季羨林顯然不是一隻精明的政治動物或者是一位深刻的思想者。他承認在文革結束之後，自己才真正的「睜開」雙眼看清真相，他並沒有分析宏大的政治圖景，或者解釋造成動亂的始作俑者們的動機。但是他清楚的感知到了他的祖國在經歷了這樣一場重大的災難之後並沒有從中吸取到經驗教訓。在回憶錄的最後，他寫道：我思考的最後一個問題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什麼能發生？茲事體大，我沒有能力回答。有沒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認為，有的。可他們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歡別人回答。
季羨林之所以這樣說，當然是暗指政府對於這一話題的任何深入探討的封口令，而這一舉措到今天依然還有實效。首先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對於毛的評價問題。所有人都知道，毛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在眾所周知的歷史數據中，我們可以盤點出毛在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背後的諸多複雜因素：在大躍進帶來的、導致約三千萬到四千萬人民餓死的大飢荒之後，高級領導層之中瀰漫的微妙張力；毛個人對於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的渴望以及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來粉碎任何可能被察覺到的、對其個人權力的挑戰；他的激進的，日益趨向於瘋狂的持續革命理論；他那深入骨髓的反智主義傾向以及偏執的嫉妒心。然而，從黨的立場出發，允許對毛的行為進行全面的深入調查和曝光會威脅到執政黨的合法性。如果「偉大舵手」的假面被揭穿，那麼整艘船可能會跟著沉沒。毛作為一個象徵，其意義是至關重要的：它關係到黨國的生死存亡。
再有就是人民大眾參與文化大革命的棘手問題。在所有激進組織中，紅衛兵僅僅是最出名的成員而已。在全民瘋狂的巔峰時刻，數百萬的普通中國人參與了不同形式的違法活動，實施了慘絕人寰的暴力行為。據估計，在文革中自殺的、被折磨致死的、被政治處決的、或者在武鬥之中被殺害的死亡人數總計成百上千萬。這就使得追究肇事者的責任變得異常困難，甚至可以說是不可能的。
因此，對於現狀的處理方式呈現出了「憤世嫉俗的」和「務實的」二元對立色彩：在逮捕和把責任全部歸咎於極左「四人幫」之後，政府正式地把文革定性為「十年災難」，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允許有限地公眾批評討論，然後開始進入控制言論的階段。這正是通過內部控制進行的無聲禁令之一；調查、討論和公眾出版被大面積地禁止、壓制或者邊緣化。隨著時間的推移，關於文革的話題逐漸地消失了，彷彿這一切都發生地相當自然。
而這種情況，對於那些遭遇了無數暴行傷害的人們來說，尤其不能令人滿意且顯得不公平。大多數曾經被紅衛兵學生暴打的教師們在文革結束後沒有得到任何道歉。大多數像季羨林一樣被關押在無數牛棚中備受折磨的學者們，還和他們當年的施暴者們一起工作、生活。這些施暴者們中，有一些甚至在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中嶄露頭角，建立了成功的事業和生活。
季羨林本人十分擔心「踩到他人痛腳」。因此在1988年完成《牛棚雜憶》的初稿之後，他將其束之高閣好幾年，很擔心它會被當做個人恩怨的報復。然後，他對初稿進行了大修大改，讓行文風格趨於平和，並且隱去了大部分施暴者的真實姓名。季羨林說，他並不想要復仇，他只是想真實地記錄一份歷史文獻，好讓年輕一代的中國人知道過去曾經發生了什麼，並且不讓悲劇再度上演。他為了在早期版本中沒有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緒而表示抱歉。不過，讀者們還是可以在講述者的行文之中發現一些諷刺、挖苦和自嘲的痕跡。
最開始，我認為季羨林充滿諷刺和自嘲的描述口吻是相當奇怪和令人費解的，直到某一刻我突然意識到，在中文寫作或談話過程中，這並不是一個不常見的修辭手法：為了控制暴怒的情緒或者轉移難以忍受的痛苦，人們往往轉向黑色幽默或者諷刺誇張。一位曾經在文革中參與公眾批鬥會並且被折磨和戲弄的小學教師對我說，那種對於身心的暴力折磨是如此的不堪，以至於像是被輪姦。在此後的很多年，他都會做關於當時的噩夢。後來，他的一位朋友發現，他在提及此事的時候，無論何時都用上了一種詼諧的口吻。「我自己並沒有太注意口吻的轉變」，他告訴我，「我想我把那段經歷當成了一個笑話，因為我無法忍受直面那種痛苦和羞辱。」
作為文革倖存者，季羨林似乎也備受羞恥感的困擾。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很多學者和作家通過自殺的方式來避免受到折辱，季羨林也反覆提到對於自殺失敗的矛盾心理。這是關於一個傳統儒家知識份子的榮譽感與自我修養的重要因素。在《牛棚雜憶》中，季羨林回憶起在文革結束之後，他第一次見到中共高級官員周揚時的場景。周揚在文革前曾經監督迫害了無數知識份子，直到他自己也成為被迫害的一員。周揚對季羨林說的第一句話是：「俗話說‘士可殺，不可辱’。但是文化大革命證明了士不但可殺，同時也可辱。」說罷，周揚放聲大笑，但是季羨林知道，這是一個苦澀無奈的笑。
季羨林先生於2009年去世。在他逝世兩年之後，一位北京大學的女性校友、同時亦是季羨林的舊友，張曼菱女士發表了一篇文章，紀念了他們的友誼，並且做出了一些不同尋常的啟示。1980年代末，在學生們開始在廣場上抗議的時候，季羨林和其他幾位北京大學的教授決定通過親臨現場看望學生們來向公眾表示他們對於這些年輕人的支持。季羨林是其中年紀最大、也是最有名氣的教授，他高調而來：他坐在一輛三輪車的平板上，車身上綁著一條白色長條幅，上書「國家一級教授季羨林」，然後七十八歲高齡的季羨林被一位學生從北大西校園拉著穿越了整個市區。當他們最終抵達廣場的時候，學生們爆發出了高興的歡呼聲。
在那次事件之後，每每教職員工開會的時候，每個人都被強迫表態，季羨林總是說：「不要來問我，否則我只會說那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然後有一天，季羨林離開了他在北大校園裡的住處，叫了一輛出租車，要求出租車司機帶他到公安局。「我是北京大學的季羨林教授，」季羨林對公安局的警察說，「在事件期間我曾經兩次前往廣場聲援學生，是我煽動學生鬧事，請把我和學生們關在一起吧！我已經七十多歲了，我也不想再活了。」公安局的警察同志感到十分驚訝，他們立刻打電話給北京大學的行政人員，北大來人匆匆趕到，強制性的把季羨林「請」回了北大校園。
那次事件，在中國悠久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是又一次的，高壓政治下的恐怖悲劇時刻。然而這一次，獨自披掛上陣的季羨林活出了傳統儒家知識份子的榮耀與風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