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歷史比毒奶粉、毒疫苗更可怕，它是毒品，它能使人產生仇恨，尋求報復。（圖片來源：Adobe Stocks）
偽歷史灌輸的是階級仇、民族恨。偽歷史比毒奶粉、毒疫苗更可怕，它是毒品，它能使人產生仇恨，尋求報復。
「選擇性失明」的偽歷史
高校必修課《中國近代史綱要》這樣一本書，就是我所說的「偽歷史」——打著歷史的幌子傳授非歷史的東西。
其實它自己也承認自己不是歷史，你們看它封面上寫的，叫做「政治思想理論課程」。「窺一斑而知全豹」，從這裡所謂的「綱要」我們就可以得知，中國的教育體系已經沒有了真正的歷史教育，有的只是偽歷史。
從小學開始到大學，甚至到研究生，我們所開的全部歷史課沒有一門課是真正的歷史課，都是思想政治教育課（嚴格意義上的歷史教育乃是人文的熏陶，而不是純知識的傳授與記憶，如此，歷史專業的歷史教育都需要認真反思）。當然，這些所謂的「歷史教科書」多少需要傳授了一些歷史知識（掛羊頭賣狗肉），這些所謂的歷史知識有經過嚴格「篩選」，有些是明顯被篡改與被歪曲的，這些我沒有精力對它進行一一批駁，也不值得認真對待。
「為了目的，不擇手段」的歷史觀
重要的是史觀，是歷史教科書強行灌輸給我們的某種思想。
歷史教科書強調的歷史觀，一個是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是我們民族主義思潮的來源之一。所謂的「帝國主義觀」，就是把中國的一切問題，動輒歸結為帝國主義侵略，近代中國的災難也好，落後也好，挨打也好，都歸結於帝國主義的侵略。現在那些新左派們又在重新宣揚這個觀點，改頭換面叫做「國際體系」與「新殖民主義」之類。這個暫時不必理會。
其次是所謂的歷史的「客觀規律」。所謂的「客觀規律」，就是讓人產生這樣一種幻覺：「誰掌握了歷史規律，誰就可以使用任何手段來達到目的」，或者說是「為了目的，不擇手段」、「目的證明手段。」
他們的邏輯是：歷史的必然規律如此，歷史的發展方向如此，那麼，掌握規律之人，為了達到這個目標、為了人類的遠景、為了某個烏托邦，可以動用任何手段，甚至非人道的手段來達到目標。歷史上所有的原教旨主義者、所有的共產革命者都是這樣思考行動與言說的。
這是所謂「歷史規律」的可怕後果，是中國近代革命過程中一再出現非人道暴行的理論依據、法理依據。不管他殺人殺多少，他總是正義的：「壞人」必須剷除掉，「敵人」必須根絕；「反動階級」必須清理，錯誤思想必須清洗……而他卻是永遠的正確，真理在握！
罪惡往往借高尚的名義行動
歷史教科書給我們最惡劣的影響在這裡，這個影響到現在不僅沒有消除，且開始又一次興起。我們的執政者，我們的那些權力在握者，還是以這種「真理在握」的姿態說話——「我們代表最先進的，所以我們就是正義」——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教科書之所以要反覆講授這個所謂的客觀規律，就是在製造一種「幻覺」——歷史規律不僅由他們認識，而且由他們代表，這是執政黨合法性的來源，也是執政黨屢屢使用非人道暴力的法理依據與心理背景。
就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代表著什麼，代表著正義、規律或著先進之類，認為自己代表著永遠的正確。這種思想是很可怕的。一切邪惡的東西總是以最高尚的名義說話；一切反人道的罪惡往往借高尚的名義行動。真理於是成了邪惡的工具，而邪惡卻藉此大法氾濫，毫無節制……
歷史教科書「是狼奶還是毒品？」
其實，思想界早已對此進行了反思與批判，比如袁偉時先生。袁偉時先生2006年在《中國青年報》副刊《冰點》發表了《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沒想到卻引發大禍，《冰點》被停刊，報人李大同「被下崗」。袁偉時先生在文章裡用了一個比喻，他說：「我們是喝狼奶長大的一代」，意思是說歷史教科書在宣揚階級鬥爭等暴力史觀，新中國的青年一代就是在這種暴力傳統中滋養長大的。然而就算是這個比喻也沒有切中要害，「狼奶」畢竟還是奶，山東大學的孫文廣教授認真起來，提出歷史教科書「是狼奶還是毒品？」的質疑：
歷史教科書給學生灌輸的是階級仇、民族恨。這是些興奮劑，是些毒品，它能使人產生仇恨，尋求報復。對本來很正常的事物，產生瘋狂的敵對情緒，就像是鬥牛場上的瘋牛看見紅布條一樣。回想過去，鬥地主、鬥右派、鬥「反革命」，鬥走資派，鬥勞教所的不同信仰者，某些人的表現不就是鬥牛場上的瘋牛嗎？……
教科書中宣揚的階級仇恨，對領袖和政黨的迷信，使人在心理上產生畸變，把正常視為邪惡，把邪惡看成革命。這些教科書給學生灌輸的不是人道、人性，從這一點上講，可以稱之為狼奶，確切地說那是些毒品，是些興奮劑、麻醉品。狼奶的營養和牛奶沒有太大的差別，而毒品則不一樣，它對人類有害無益。
偽歷史讓我們喪失了道德判斷力
其實這已經涉及到歷史敘事中的道德感問題。因為歷史教科書給我們提供不是人的歷史，而是物的歷史，所以我們無法在歷史的閱讀中體會到道德的衝動。但歷史卻是我們道德感的主要來源。從這個角度看，歷史教科書的最大罪惡，乃是讓我們喪失了道德感，喪失了道德判斷力。
中國人從整體上喪失了道德感，喪失了道德判斷力主要源於歷史教科書。
「歷史人物」必然是道德人物，是道德的主體。而我們在讀史的過程中也就會有一種道德感，從歷史中得出一種道德體悟與訓誡。其實，普通人在看歷史的時候總是首先看這個人是好是壞，他對歷史的感覺，對歷史人物的評判也是他的道德感的一個重要來源。
像我國傳統的歷史書寫方式，《史記》它的主要內容是人物傳記，它是以人物為主體的，它裡面的所有的歷史都是圍繞人物展開的，而不是圍繞所謂制度、地理，氣象這些東西展開的。
傳統的中國史講的是人，講的是人這個歷史的主體，講他們的處境、遭遇、考驗與抉擇，講他們的成敗榮枯、奮鬥與失敗……從這些中總結人生的經驗，人類的智慧，人性所達到的境界。讀這樣的歷史，讀中國傳統的歷史，往往就是一種人生境界的提升。我們往往能出從歷史中讀出同情，讀出崇拜，進而模仿歷史人物的言行舉止，處世方式……
歷史的主要功能，就是培養這種人類的道德感，以人物為主體的歷史是把歷史人物當作道德主體來敘寫的，讀者也一定會從中讀出道德感。而以政治史、經濟史、地理史為中心寫出來的歷史，只能讓人讀出知識感。把歷史變成一種純知識的輸灌其實也讓我們喪失了道德感。
歷史是道德感的主要來源
對中國人來說，歷史是道德感的主要來源，當然文學也是。還有宗教、神話和儀式等等。但沒有宗教信仰的國人主要是通過歷史獲得道德熏陶的。
目前學術界流行一種「學術中立」的口號，似乎學術是可以中立與道德的。這是完全的誤解。學術可以中立且必須中立與權力，但不能中立與道德。學術中立並不是說不能做道德判斷。
歷史學家比法官更加艱難複雜
有一種觀點認為，歷史學家不是法官，不能審判。歷史學家不能對歷史人物做有罪無罪的判決。
顯然，歷史學家所做的工作比之法官更加艱難複雜，但歷史學的思考方式與寫作（敘事）過程與司法過程以及法學的思考方式卻有著極大的相同之處。
在很大程度上，歷史學家的工作很像一個司法流程，接觸事實，確定證據，重組事實，尋找因果鏈接，並由此對這一事實做出自己的認定。
歷史研究的過程，歷史敘述的文本，背後其實都含有這種審定性質。儘管誰也沒有給歷史學家這樣的權力，但每個人、每個歷史學家本身就擁有這種權力——如果把歷史當做一個社會共同體共有的記憶的話。每個人都有權力擁有自己的記憶，同樣，每個人也有權力審視自己的記憶。
說到底，歷史學家的權力就是來自這種道德主體。正是在這種分享、反思、審視自己與自己所處共同體的記憶的過程中，人成為道德的人。
（原文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