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是毛澤東的政治工具，毛才是文革的唯一主宰和禍首。（網絡圖片）
今年是文革50週年。1966年中共中央通過的「五一六通知」拉開了文革的序幕，從此中國進入了官方評價的「十年浩劫」。50年後的今天，文革不但沒有被清掃進垃圾堆，反而陰風再起。雖然不能說，中國現在真有文革重現，但是，說文革不死，大概是不錯的。其實，不但文革的正面形象仍然活在相當一部分人的心目中，而且，文革的諸多關鍵問題至今仍然混沌不清；非但青年一代所知甚少，海外國內對文革的諸多研究也留下了許多待解話題。有感於文革不死，探討一二，也求教於專攻文革研究的諸位。
重新認識文革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四人幫」並非禍首
關於文革的爆發，官方的說法是，毛澤東錯誤地發動了文革，而文革被「四人幫」利用，導致了「十年浩劫」。這個說法迴避了一個關鍵問題：為什麼毛澤東要發動文革？鄧小平是局中人，作為文革之前的總書記，他瞭解毛澤東自1956年到文革的所有決策，心裏一清二楚。恰恰因為如此，鄧小平才提出了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試圖盡量迴避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問題。所謂「毛澤東錯誤地發動文革」，實際上含有一種為文革辯解的企圖，即毛澤東當時似乎是一時衝動，隨心所欲，釀成大錯，而毛澤東的一時之錯瑕不掩瑜。官方把文革的責任盡量往「四人幫」頭上推，以便減輕毛澤東的罪責，這是導致對文革的批判不徹底、文革不死的一個主要原因。其實，文革時期，包括「四人幫」在內的高層和省一級的文革派幹部，以及周恩來、林彪等老幹部，完全是毛的政治工具，也是毛政治路線的主要支持者。「四人幫」本身沒有足夠的能量和威望，完全藉助毛的強力支持才能推行文革政策。毛澤東才是文革的唯一主宰和禍首，「四人幫」不過是抬轎子、吹喇叭、跑腿辦事的幫凶。與其說是「四人幫」利用文革造亂，還不如說是毛澤東利用「四人幫」以及周恩來、林彪等許多人，才完成了他發動、堅持、維護文革的個人算盤。
文革起步於文化教育領域，最先受到衝擊的是文化界和教育界，因此始終被稱為文化大革命。文革不僅清除了來自西方的文明，也清除了自蘇俄引進的現代共產黨文明，還批判了中國幾千年留下來的傳統文明。從這個意義上講，文革是一場消滅文明的政治運動；而取代所有既往文明的，則是毛的個人崇拜和盲信盲從等中國傳統文明的糟粕，即愚昧文化。但這場號稱文革的政治運動遠遠不限於文化界或文化教育領域的革命，它實際上是一場顛覆中共建政後建立的政治社會秩序的撼動全社會每個角落的政治運動。
1978年12月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文革讓1億中國人被整。在文革時期，受害者首先是生命受到威脅的城市鄉村裡的所謂「階級敵人」，從「黑五類」到「黑七類」，再擴大到「黑九類」，以及文革初期被北京老紅衛兵打死打傷的不屬於這些類別的中學老師及群眾組織武鬥中的傷亡者。其次，文革的受害者還包括個人生涯被迫中斷的廣大知識份子和機關幹部，他們中的許多人被送往「五七幹校」從事農業勞動。再次，文革的受害者也包括全國幾千萬知識青年以及農村裡的中學生，他們因為文革破壞了國民經濟，失去了正常的就業、升學機會，知識青年被強制送到農村去插隊或到生產建設兵團勞動，而農村的中學生則絕大多數只能留在自己的村子裡務農。這麼多文革的受害者充當了毛澤東的文革犧牲品，在共產黨國家當中確屬史無前例。毫無疑問，文革的加害者絕不只是「四人幫」而已，加害者不僅包括高層的毛澤東及其追隨者，以及中層的參與地方文革運動和擔任軍宣隊的軍隊幹部，還包括民間的一批底層造反派、紅衛兵，甚至普通農民。
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共這種制度為文革不可避免的發生提供了條件。這個說法似乎有理，但是經不起推敲。因為，人類歷史上曾經有過十幾個共產黨國家，它們的制度基本都是蘇聯模式，但是，大部分國家並未發生過文化革命，只有蘇聯和中國出現過文化革命。我在文革40週年時寫過一篇文章，《毛澤東向斯大林學到了什麼？──中蘇「文化革命」的比較及其啟示》，在文中我特地說明，早在1928年到1931年蘇聯就推行過「文化革命」運動，但蘇聯的「文化革命」僅限於文化教育領域，目的是打擊獨立知識份子、推行文化專制，這點與中國的文革初期的情況相似。但蘇聯文革僅限於讓紅色知識份子佔領文化陣地，並沒有演變成廣泛的政治清洗。在中國，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發生之前，「文化革命」這個政治詞彙在官方文件裡就時有記載，毛澤東的獨創在於，他把「文化革命」和「政治大清洗」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以「文化革命」之名掩蓋「政治大迫害」之實。另一方面，由於蘇共領導人的文化素質高於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人，所以，蘇共的文革不消滅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相反，卻鼓勵工人農民學習西方的文學藝術。但是，中共這個低素質的農民黨在毛澤東的指揮下，實際上是通過文革而革除了所有的文明，然後把愚昧當作旗幟揮舞。從愚昧橫行的角度去看，中國文革期間的種種荒謬的社會現象，比如跳「忠字舞」這種民間活動，其實並不是「四人幫」安排的，而是中共這個農民黨治下落後政治文化的產物。
文革的本質：舉國事一人
官方把文革定性為「十年動亂」，但對文革的起因和真相卻諱莫如深。因此，對年輕人而言，通過教育系統不可能得到完整正確的文革認知，而家庭背景則決定了他們從長輩那裡聽來的文革印象五花八門。這種對歷史的混亂認識和無知，符合當局的需要，但必定在中國社會未來的演變中埋下地雷，使得中國的民主化格外艱難。
現在關於文革的民間研究大體上有一個共識，即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主要產生於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在這個總結三年困難時期教訓的大會上，劉少奇指出，大躍進的失敗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他的坦誠得到了與會各級幹部長達幾分鐘的掌聲支持，但在毛澤東心目中，這就是他自己威信動搖、聲望墜地的信號。從此，毛澤東開始大講防範「黨內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深恐自己落得像斯大林一樣的命運，死後遭到批判。毫無疑問，文革的導火索是大躍進的徹底失敗。但是，毛、劉之間的矛盾僅僅是治國方針的分歧嗎？倘若如此，那麼，毛澤東發動文革也可以被解釋成與劉少奇的政治路線之爭，似乎還有出於公心的目的。但是，如果再往更早的歷史追溯一步，就會發現，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目的，還有明顯的私心。
毛澤東的私心是從斯大林死後開始逐漸膨脹的，到了1957年走上頂點。他的所謂私心，就是把中國當作一塊試驗田，為營造他在國際共運中的世界級領袖形象，提供政治和經濟上的墊腳石。所謂政治墊腳石，是指中共政權的建立，證明了毛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放之四海而皆準」。其實，這個模式對東歐、西歐、日本等發達國家毫無意義，因此，毛澤東還需要中國這塊墊腳石在經濟上拿點貨真價實的東西出來，那就是經濟實力。以毛的簡單認識，所謂經濟實力，「一個是鋼產量，一個是糧食產量」，要能「超英趕美」，由此證明毛式中國經濟建設道路的優越性。這就是大躍進的由來，大躍進時期迎合毛的要求所出現的兩個主要「成就」便是「大煉鋼鐵，糧食產量放衛星」。
毛澤東之所以急於證明中國的經濟實力，與他1957年產生的世界領袖夢直接相關。1956年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之後，相繼發生了波蘭和匈牙利的反共起義，赫魯曉夫應對不易，而毛澤東趁機介入這兩次事件的處理，雖然他主張蘇聯不要出兵波蘭，又堅決支持蘇聯出兵匈牙利，立場矛盾，但中國的介入提升了毛澤東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也讓蘇聯對毛澤東的態度變得謙恭。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於1957年底率團出席了莫斯科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大會，而赫魯曉夫在會上首次提出，社會主義陣營應以中蘇為首。從此，毛澤東在國際共運陣營當中上升到了「為首」的地位。當時毛澤東表示，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還不夠，「為首」的資格不足。其實，毛的這些話還有一層隱含的意思，如果他治下的中國一旦取得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那在國際共運陣營裡「為首」就當仁不讓了。
在國際共運陣營裡「為首」，對當時尚且貧困落後的中國而言，其實是個災難，因為其他共產黨國家是不對「為首」的國家「納貢」的，「為首」的代價是不斷滿足其他「兄弟黨」無窮無盡的援助要求，讓中國老百姓背上沈重的負擔。只有一個人能從「為首」中得到好處，那就是毛澤東，因為「為首」就意味著他可以滿足自己的世界級領袖的個人野心。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是，傳統農業的生產力很難快速提升，而國家計委根據礦石、設備、技術等條件制定的鋼產量計畫已經達到極限，如果毛澤東有統治者的蒼生之念，對「為首」就應該淡然處之，腳踏實地地發展經濟，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當作「為首」的大事。然而，毛澤東被世界級領袖夢所催動，從莫斯科回到北京，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把中國的經濟實力平地拔高，以充實他的「實力」；沒有技術設備條件，就只能靠「人定勝天」的口號和吹牛、瞎幹、蠻幹。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就是這樣發動起來的，中國也因此淪為毛澤東「為首」夢的墊腳石和犧牲品，最後的代價是全國餓死數千萬農民，國民經濟瀕臨崩潰。
大躍進的慘敗和三年困難時期的嚴重局面，沈重打擊了毛澤東的個人野心；而毛澤東的個性決定了他決不肯從「為首」的地位上退下來，經濟政策完敗，就在意識形態上與蘇聯和其他共產黨打嘴仗，爭國際共運的領導地位。與此同時，毛澤東對自己在中共黨內的歷史地位因大躍進失敗而動搖，感到格外恐懼，於是，毛以帝王心術策劃了文革，以消滅黨內可能否定自己的任何勢力。這就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其實，中共高層內部對毛的文革動機洞若觀火者，不乏其人，但無人敢冒死披逆鱗。文革期間短暫的所謂群眾組織造反，不過是毛利用來打倒黨內「走資派」的臨時工具而已，用完之後就棄之一旁；至於文革期間的冤魂，毛何曾有過半點憫惜。
鄧小平之所以反對深入批判文革，不僅僅因為他自己是毛澤東命名的大躍進「副帥」，也是毛發動的批判蘇聯修正主義活動的主事人，毛的嚴重錯誤他都有份；更主要的原因是，深入批判文革的根源，勢必扯出大躍進，而批判大躍進又勢必牽連到毛澤東個人野心的禍國殃民問題。無論是文革，還是大躍進，無非就是舉國奉一人，為了滿足毛澤東的個人慾望，陷全國於水深火熱之中。如果因為對文革的批判而把國民的認識引到這個方向，那中共的合法性就徹底動搖了。
試圖美化文革的人把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說成是出於理想主義。其實，跳出毛為文革造勢的所謂階級鬥爭理論的宣傳，從制度層面看，毛澤東的「理想主義」實驗早於文革，那就是大躍進時期毛推行的共產主義烏托邦政策，即人民公社制度，一實驗就一敗塗地，導致3000萬農民餓死，中國陷入極其嚴重的經濟危機。毛澤東的失敗，說到底是共產黨信奉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理想的失敗；文革時期毛澤東仍然試圖再度復興這種烏托邦，包括農業學大寨、五七幹校等等，最後仍然歸於失敗。毛澤東執政28年，有18年一直頑固地堅持這一套，直到他死後，人民公社、國有制、計畫經濟才被改革剷除。如此「理想」，只不過證明了毛時代的施政逆經濟規律而動而已。
文革的要害：天翻地覆誰重建？
每當人們談到文革，往往強調，文革是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一場權力鬥爭。的確，權力鬥爭始終貫穿於文革十年，但是，並非所有文革期間的權力鬥爭都涉及既有秩序的顛覆。文革時期的權力鬥爭有兩類，一類是服務於顛覆原有政治秩序的權力鬥爭，主要是打倒劉少奇以及高層一批妨礙毛意圖的官員，與此同時，中央黨政機關各部門和各地的奪權行動也屬於這一類。但是，1967到1968年各地革命委員會重建權力機構之後，高層持續不斷的權力鬥爭，如毛澤東與林彪、毛澤東與周恩來、四人幫與鄧小平等等，都只是毛澤東維持高層派系平衡、鞏固新建秩序的手段，與中共歷史上發生過的、後來又陸續發生過的權力鬥爭一樣，不觸及既存的權力結構，也沒有嚴重衝擊社會秩序。這第二類權力鬥爭明顯不同於第一類，兩者不能混為一談。所以，文革的要害不單純是權力鬥爭，而是秩序的推翻和重建。
當1966年底全國各地地方政府在造反派的衝擊下陷於癱瘓，而劉少奇已經成為「死老虎」的時候，整個中國因為毛澤東號召全國造反，原有的政治社會秩序已經被顛覆。此時此刻，全中國正陷於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狂潮中，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講，正是這種個人崇拜狂潮維繫了社會的「異態穩定」。那時，約束每個人行為的，當然不是法律，也不是傳統的道德倫理，更不是服從各自單位的上級領導，而是「毛澤東倫理」，也就是當時滿天飛的口號「無限忠於毛主席」——對毛澤東「忠不忠」，是公眾判定每個人行動是非的唯一標準。
顯然，「毛澤東倫理」這個既強有力又非常脆弱的約束，可以讓大眾的行為不致過分混亂，但大眾對「毛澤東倫理」的自發解釋仍然足以製造出行政失靈和經濟癱瘓。此造反派砸彼造反派的辦公室，是「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行動」，彼造反派搶奪此造反派印小報的紙張，也同樣是「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行動」，誰能裁斷？這就是從1967年開始全國各地出現的保守派與造反派之間、造反派與造反派之間持續不斷的大規模內戰的根源。從這個角度去看，文革初期，毛澤東只不過扮演了一個孫悟空的角色，一棍子把天朝六部和各省巡撫衙門掀了個底朝上；但是，他其實並不英明，因為他不知道，不靠六部和各地巡撫衙門，「天下大亂」又如何自然地變成「天下大治」？所有關於文革的研究，迄今為止還沒有人發現毛澤東1966年底時在這方面有任何具體的設想或謀劃，顯然，毛澤東自己對此也是懵懂的。此外，毛澤東也沒有預見到，「毛澤東倫理」不但足以挑起內戰，也無法制止內戰。例如，1967年7月，他在武漢試圖以個人權威去壓服那個得到當地部分駐軍支持的群眾組織「百萬雄師」，結果鎩羽而歸，反而因「百萬雄師」衝擊毛的住處東湖賓館，毛澤東不得不星夜逃奔上海，最後以打擊中央文革的王力、關鋒等人，向軍方妥協，來換取武漢局勢的平定。
可以說，文革初期，當毛澤東終於通過顛覆原有政治社會秩序的全社會範圍的政治運動，打倒了劉少奇以及整個黨政官僚系統之後，他達到了蓄謀數年的個人目的，但也造成了新的難題，那就是，造反易，重建難。究竟如何建立替代原有政治社會秩序的新系統，毛澤東其實心中茫然。由於不能建立新的行政管理和經濟運轉所必需的秩序，1966年底中國經濟的癱瘓已經初見端倪。解決這個難題的鑰匙，來自上海的造反派，是他們替毛澤東解決了這個難題。上海的文革研究者李遜在她最近出版的《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一書中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那就是，上海的造反派在1967年發動所謂的「一月革命」之後，成功地控制了上海的局面，建立了新的由造反派主導的經濟和行政秩序；毛澤東從中發現了重建秩序的套路，大加讚揚，並通過官方媒體大力宣傳，希望各地學習。
李遜的這個觀點實際上提出了兩個值得注意的問題：第一，這個文革的「上海模式」就是文革中期全國各地組建「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的樣板，而全國各地的文革過程證明，真正像上海造反派那樣風波不起地完成摧毀舊秩序、建立文革新秩序的，為數不多，因此，對毛澤東而言，文革的「上海模式」雖然出於偶然，卻來得及時，「救了駕」，使文革免於迫在眉睫的失敗，因此價值重大。第二，上海當時是全國的經濟重心，上海經濟的穩定，不僅對國家財政收入、商品供應、軍事技術研發等至關重要，而且，從無行政經驗的上海造反派居然把上海的各行各業基本上都運轉起來了，這又從實踐上證明了毛文革理論的「正確」，即「大破」之後必然可以「大立」。顯然，「四人幫」並不僅僅是一篇關於海瑞罷官的文章所造就，而是文革的「上海模式」的產物；毛澤東之所以始終鍾情於「四人幫」，並不單純因為張春橋、姚文元在意識形態領域為毛澤東堅守文革的陣地，還因為上海的王洪文等造反派從實踐層面充填了毛澤東文革謀略的巨大空缺，否定了他們，就否定了文革，從而也就否定了毛澤東。毛澤東對「四人幫」的信任，其實就是自戀的外延，他直到臨死之前仍然念茲在茲的就是如何保住他的名聲和歷史地位，而這就包含了保住「四人幫」。只是，他的失敗必然地蘊含在他發動文革的初衷當中。
文革的「上海模式」充其量是幫助毛澤東找到了一條「補天」之路，把被毛澤東捅破的「天」給彌合起來了。它解決不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痼疾，一旦毛澤東死了，文革被否定，經濟改革就是不可避免的。當我們反思文革的時候，文革的「上海模式」提供了一條線索，那就是，毛澤東發動文革，雖然有其必然性，但毛澤東能維持住文革開始之後的局面，其實帶有偶然性；如果上海的造反派與其他各省的造反派一樣打內戰，自然也就不會有「上海模式」，那麼，中國從1967年開始就全面糜爛了，毛澤東的文革可能因此失敗得更早、更慘。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的文革禍國殃民，本來可能會更加嚴重，局面更難以收拾。因此，對這個為了一己之私，只知造反、不思善後的毛澤東，若給予正面評價，便是對國人和對這個國家的背叛。
現在還有不少崇拜毛澤東的人，但是，如果仔細分析，就會發現，他們都是在曲解歷史，把毛澤東當作可用物件來為己所用。對紅二代裡的權貴來說，毛澤東是一根代表「祖上傳下基業」的「權杖」，舉著它是為了證明自己的權勢財富永遠正當；對不滿現實的底層民眾而言，毛澤東則是心靈雞湯，也是扔向權貴們的小石頭；對少數左派知識份子來說，毛澤東則是一個湯杓，用來從權貴的鍋裡撈一小塊兒肉吃。他們當中，誰也沒真把毛澤東思想當回事。中共的紅二代和官二代當中，有很多人空手起家，成了千萬、億萬富翁，他們的家族走的當然是資本主義道路。他們誰真心擁護毛澤東的路線，準備發動針對自己的革命？那些左派知識份子對毛澤東推崇備至，卻從未見其中任何人踐行毛澤東的主張，承認自己屬於毛所說的「最愚蠢」的「高貴者」，乃至於攜家帶口，永住鄉村務農，接受「卑賤者」的「再教育」。毛澤東的悲哀不止是文革慘敗，青史留罵名，而且還淪為被後人戲耍擺弄的種種工具，就連其後裔毛少將其實也是把毛澤東當個湯杓來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