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國民黨海軍最大巡洋艦「重慶號」艦長鄧兆祥率眾投共，其中包括本文作者高世潔的老師海瑛。（網絡圖片）
1949年後，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開始把人按一定的標準劃分成三六九等，即「階級」。這個標準不是年齡性別，不是地理地區，也不是教育水平，而是家庭出身和成分，把人分成5個類別：1、革命幹部；2、工人、貧農、雇農、下中農；3、中農；4、富農、地主、資本家；5、反革命分子（美蔣特務）、國民黨軍官、右派分子、壞分子。這就是「成分論」，從1至5，性質由「好」至「壞」。「成分論」決定人們所能接受的教育，能做的工作，甚至結婚對象，無形中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
上世紀30年代，父親一家是山東曹縣當地的望族，擁有田地70頃，佃戶眾多，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地主。1938年共產黨八路進入山東曹縣地區，將父親的家搶劫一空。全家人被迫遷至開封。父親在1949年9月17日因胃癌去世，之後母親獨自撫養我們，含辛茹苦。兄弟姐妹八人中我排行第七，上有四位姐姐、兩位兄長，下有一個小兩歲的弟弟。
至今我仍然清晰的記得，1954年9月1號那天，母親帶著七歲的我來到北門大街小學辦理入學手續。第一次走進校園，一切都是那麼新鮮……那是我童年最快樂的時光。
那時的我如何也想不到等待我的將是什麼。音樂課多是學習紅色歌曲，至今記憶猶新，《東方紅》的歌詞中寫道：「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
大家都被歌詞深深感染，對毛澤東個人無比的感激和崇拜，對他拯救千萬苦難同胞於水火熱深信不疑。
如今回望過去的70年，我的經歷，周圍人的遭遇，以及那些死於他手下的千千萬萬冤魂，中華民族經歷了不可挽回的災難。他真的是「救星」？還是「災星」？
另一首剛「解放」時期流行的歌曲《我愛我的臺灣》也成功的洗腦了不知多少人，其中唱道：
「我愛我的臺灣，臺灣是我家鄉，
過去的日子不自由，如今更苦愁，
我們要回到祖國的懷抱，
兄弟們呀姐妹們，不能再等待。」
老師說臺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需要我們去解放他們，幫助他們逃離苦海。同學們唱完歌曲後心潮澎湃，當下感到解放臺灣的任務責無旁貸。
二十幾年後的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前夕，我去遼寧撫順華峰化工廠修機器，那裡看到一部介紹臺灣的宣傳片（這是這間國有工廠的內部資料），美麗的自然風光，乾淨的城市街道，百姓的閒適生活，幸福滿足的表情，震撼了我。恍然大悟，原來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是我們，不是歌曲中所唱的臺灣同胞。
洗腦教育，掩蓋事實是毛澤東的一貫作風，想到10多年前河南當局將愛滋病「血禍」嫁禍於性傳播和吸毒傳播，而並非賣血、輸血，以此混淆大眾視聽、造成社會上的「恐愛症」。這與當年的紅色歌曲宣傳如出一轍。
1949年，國民黨海軍「重慶號」官兵在上海吳淞口投共，其中包括本文作者高世潔的老師海瑛。（網絡圖片）
初中三年，我最敬佩的師長是畢業那年的班主任海老師，他原是國民黨重慶號軍艦上的領航員，大約1947年前後，艦長決定「起義」投靠共產黨，許多意見分歧者下船去了臺灣。
海瑛在1951年國共內戰結束後復員當起老師。他談吐不凡，性格剛直堅毅，又寫得一手好字、吟詩作對、吹簫、拉小提琴，幾乎樣樣精通。我第一次見識到一位國民黨軍官的風度，欽佩不已。
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後，原重慶號軍艦上沒有投靠共產黨的國民黨戰友從臺灣來大陸拜訪。他看到同是晚年，自己和撤退臺灣的戰友的生活處境，精神面貌相差之大，為自己當初的選擇深感不值，失望與絕望並存，最後在自家洗手間上吊自殺。
我深深地為老師感到惋惜，人生道路，一念之差，成就天壤之別。
2016年1月6日
（原文有刪節，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和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