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和秦始皇被後世並稱為「秦皇漢武」，被歷代史學界和政治家們評價為
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之一。（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漢武帝劉徹為漢朝開拓最大版圖，奠定了漢地的基本範圍，開創了漢武盛世的局面，是漢朝的極盛時期，漢武盛世是中國歷史上的三大盛世之一。
漢武帝文治武功都有顯赫建樹，和秦始皇被後世並稱為「秦皇漢武」，被歷代史學界和政治家們評價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之一。
漢武帝建立年號、頒布太初歷、興太學，影響極為深遠。漢武帝的思想積極進取，極具前瞻性，為朝廷以至社會帶了新思維，親政後進行了多項大刀闊斧的改革，深遠地影響著後世。
漢武盛世是怎樣開創的？為什麼漢武帝的許多開創和變更深刻影響了中國歷史和社會的諸多領域上千年？
這些問題並不是三言兩語就能回答清楚的，有著各個方面的因素和深刻的時代背景等。
本文選擇其中的一個視角，從中可以反映出漢武帝的雄才大略以及他在治國政策上積極進行變更和革新的思想探索歷程。
這個視角就是名留青史的漢武帝策問與董仲舒回答策問的《天人三策》。
古人敬天信神，深信天意、天道，相信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天人感應、天人相應。從漢武帝與董仲舒的問答中，我們也可一窺華夏神傳文化的博大精深，問和答都相當精彩，引經據典，內涵深厚。
從漢武帝的提問，看到的是漢武帝的聖明睿智，他胸懷大志，勵精圖治，他探尋至高的治國大道，希望受天之佑，百姓和樂，政事宣昭，德潤四海，施乎方外，延及群生，達到盛世天下。
據《漢書》記載，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太皇太后竇氏駕崩。前134年，漢武帝使用元光這個年號，並於元光元年(前134)冬十一月，開始令郡國推舉孝廉。隨後策賢良，在內外政策上進行一系列變古創製、更化鼎新。
漢武帝曾詔賢良說：「朕聽說昔日唐堯、虞舜之治世，只用罪衣以象徵五刑而民不能犯法律，日月所照，莫不臣服。周朝成王、康王時代，刑律放置不用，盛德及於鳥獸，教化通行四海。海外肅慎來朝，北方渠搜供役，氐羌歸服；星辰無彗，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麒麟鳳凰游於郊野，河出圖、洛出書，祥瑞呈現。普施德澤才能出現如此的盛世啊！」
「今朕有幸繼承大統，早起以求，靜夜以思，若涉淵水，不知怎樣才能渡過去呀。先人開創的治世美好而偉大啊！到底應該怎樣做才能發揚光大先帝的大業與美德，能夠達到像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這樣的二帝三王時代的盛世呢？朕稟性愚鈍，德不能及遠，這是各位大臣所熟知的。賢良之士明瞭古今王事的興衰，受策察問，都請用文字寫好，編輯成冊，讓朕閱覽。」
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脫穎而出了。
《漢書》上還說，漢武帝繼承帝位以後，下令薦舉賢良文學先後一百多位，董仲舒作為賢良回答皇帝的策問。
以下為漢武帝策問的第一部分與董仲舒針對策問的回答。
漢武帝策問道：
「朕繼承了先帝最崇高的地位和最美好的德行，要永久傳下去，延長到無窮盡的未來，這項任務巨大而且職守重要，所以我從早到晚都沒有時間來享樂休息，長久地思考一切事情的原委，惟恐有不週到的地方。因此廣泛地邀請各地的豪傑俊才，郡守、諸侯公正地推選出來的賢良、修德、博學的才士們，我想知道治國大道的綱要，安民理論的最高原則。現在傑出的子大夫們被作為賢良的首選，我認為這很好。子大夫們要精心思考，我很想知道和要問的如下。」
（筆者註：子大夫，指古代國君對大夫、士或臣下的美稱。）
「聽說五帝三王治理國家之道，是改革制度，創作樂章，因而天下安定，後來的百位國王也都同樣這麼作。虞舜的樂以《韶》樂最美好，周朝的樂以《杓》最優美。聖明的君王死後，鐘鼓管弦的聲音依然存在，可是大道衰微，逐漸變壞到桀紂那樣的所作所為，王道大大地敗壞了。」
「這五百年中間，遵守舊制度的國君和當權的士人，想學習先王的法制來輔助當時政治的很多，可是都沒有扭轉過來，而且王道還一天天走向滅亡，一直到後來的王興起了，這種沒落的趨勢才得到制止。難道是他們所信奉的有錯誤，而失掉了道的傳統嗎？還是天命就是這樣，不是人力所能扭轉的，一定要衍變到國家危亡以後才停止呢？」
「唉！所作的一切日夜勤勞，力求效法遙遠的古代，難道都沒有作用嗎？那麼，夏、商、週三代的君主承受天命，他們的依據在什麼地方？災異變故，又是因為什麼而發生的呢？性命的實際，或者夭亡，或者長壽，或者仁德，或者鄙陋，常常聽到這些名稱，可是沒能透徹地明曉其中的道理。」
「想用風俗教化的力量使命令推行；使刑罰減輕，姦邪改變；使百姓和睦安樂，政治開明。應該怎樣整頓政治才能使甘露普降，百谷豐收，使四海之內的人民都受到德澤，連草木也得到滋潤？怎樣才能使日、月、星三光完全不發生虧蝕，寒暑季節正常，能夠得到天的福佑，享鬼神之靈？使德澤洋溢，擴大到方外，普及到所有的生命呢？」
「子大夫們通曉先代聖王的事業，熟悉風俗變化的道理，瞭解事物從發生、發展到結束的次序，而且你們研究高深道理的時間也很久了，希望把研究的成果明白地告訴我！」
「要分清條理，不要籠統，不要混亂，提出的方案，也應慎密考慮。要是有不正直、不忠實、邪曲不守中道的官吏，你們大膽告訴我，決不會泄露出去，我親自拆看，希望你們不要有後顧之憂。子大夫們儘管說出所知道的一切，不要隱瞞，我要親自看的啊！」
漢武帝時舉賢良文學之士，董仲舒應詔先後三次對策，獻上著名的「天人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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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對策說：
「陛下您用聖德之音，下達英明的詔書，希望明晰‘天命’之奧妙、國家之情勢、治國所應遵循之規律，這些都不是愚臣所能答覆的。我謹慎地按照《春秋》中的記載，考察前代已經發生的事情，來研究、分析天和人相互作用的關係，真讓人畏懼呀！」
「每當國家將要發生違背道德的敗壞事情、有悖天命的弊政，那麼上天就降下災害來譴責和提醒、以警告那些違反治國之道的君主；如果他們不懂得這是上天的懲誡而看不到自己的過錯、不知道醒悟，上天又會出現怪異天象使他們感到驚懼、用以警告和恐嚇；如果他們還不能認識這種變化的危險性、還不知道悔改，那麼國家的動亂和危難就真的來到了、傷害和敗亡就會降臨。」
（原文：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由此可以看出，上天對人君是仁愛的，希望君主檢點自己的行為、制止國家可能出現的亂子、幫助人君消弭禍亂。除了那些真正的無道君主和非常無道的世代，上天總是都想扶持和保全人君，使其順利地治理自己的國家，而要想得到上天的保佑，君主就要奮勉自持，恪守正確的治國之道。」
「發奮努力鑽研學問，就會見聞廣博使才智更加聰明、洞悉事物的內在規律；奮發努力行道、去治理國家，德行就會日見崇高，而且越發成功，會使自己德聲遠播、收到事半功倍的功效，這些都是能夠使國家迅速恢復大治的、行之有效的辦法。《詩經》上說：‘從早到晚，不敢懈怠（夙夜匪解）’。《尚書》中說：‘努力呀，努力呀（茂哉茂哉）’！這些都是奮勉努力、勸戒人們自強不息的意思。」
「‘道’就是由此達到治理國家的道路、就是君主應當遵循的治理國家的基本規律，仁、義、禮、樂都是治理國家的工具，也就是‘道’得以實現的工具。所以雖然聖明的君王死了，可是他的子孫還能長久統治，安寧數百年，這都是禮樂教化的功效啊。」
「君王在自己沒有製作樂章的時候，就選用先代君王樂章中能適合當時社會的作品，用此來深刻入裡的教育感化百姓。如果這種教育感化起不到入情入理的結果、得不到教化的實效，那麼，歌頌君主盛德的雅頌之樂就做不成，君主就要在成就大業之後才製作音樂，這是在用音樂歌頌君主的盛德啊。」
「樂，是用來改變民風，感化民俗的；樂改變民風民俗容易，感化百姓也有顯著的功效。所以，樂曲的聲音雖然是從各種樂器中演奏出來的，但它卻來源於感情，接觸到肌膚，深藏在骨髓，會使思想起到刻骨銘心地變化。因此王道雖然衰微了、治理國家的路子有些偏差，但教化民風民俗的管弦之音卻沒有衰敗，依然流傳。虞舜的至治年代已經離我們很遙遠了，可是流傳下來的樂頌還依舊存在，所以孔子在齊國能聽到《韶》樂。」
（筆者註：韶樂，史稱舜樂，是中國的一種傳統宮廷音樂，為上古舜帝之樂，是一種集詩、樂、舞為一體的綜合古典藝術。《竹書紀年》載：「有虞氏舜作《大韶》之樂」。《呂氏春秋･古樂篇》同載：「帝舜乃命質修《九韶》、《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由此可知，舜作《韶》主要是用以歌頌示範為帝的德行。此後，夏、商、週三代帝王均把《韶》作為國家大典用樂。周武王定天下，封賞功臣，姜太公以首功封營丘建齊國，《韶》傳入齊。）
「人君沒有不希望國家安寧長存而憎惡危亡的，然而政治混亂、國家危亡的很多，這是由於君主任用的人不得當，而他所遵循的又是不符合治理國家的‘道’，所以政事一天天衰敗下去，國家走向敗亡。」
「周代的‘道’到了周厲王、周幽王時衰落了，不是‘道’亡了，而是厲王和幽王不遵循這個‘道’走。」
「到了周宣王時，他思念先代聖君的德行，復興久已停滯的事業，補救時弊，發揚周文王、周武王開創的功業，周代的‘道’又燦爛復興起來。詩人讚美他，作詩稱頌他，上天祐護他，為他出生賢良的輔佐，後世稱頌周宣王，至今不絕。這是周宣王日夜不懈地操勞，勤於政事，推行正確的治國之道，行善、做好事得來的。」
「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以國家的治和亂、廢和興，都在於君主自己，除非天命降臨，這種情況不會改變。由此可見，國家敗亡的原因、世遭的衰亂，是由於人君的行為荒謬、所推行的政治有悖於聖王的治國之道、有違天道，因而造成了國家的衰敗和統治的危機啊。」
（原文：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
「臣聽說上天提供大的幫助，使那些道德高尚的人得到天下成為君王，必定有人力做不到、而又自然而然地出現的現象發生，這就是王者承受天命的憑證、天命降臨的徵兆。天下的人都同心歸順他，就像歸順父母一樣，所以天感應到誠意，象徵天命的祥瑞就應運而至。」
（原文：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
「《尚書》中說：‘白魚跳進武王乘坐的船裹，有火光亮於武王的宮室，那火光飛到天空化作太陽烏（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烏）。’這些都是武王受命伐紂的徵兆，即承受天命的憑證啊。周公說：‘應得善報呀！應得善報呀！（復哉復哉）’孔子說：‘有德的人決不會孤立，一定會得到眾人的幫助（德不孤，必有鄰）。’這都是積善累德的結果啊。」
（筆者註：白魚進入武王的坐船，火光回歸武王的宮室，後又化為火烏，這些都是武王伐紂之前的祥瑞。烏，古代神話相傳，太陽中之三足烏，用為太陽的代稱。《史記･周本紀》載：「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孟津。……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於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雲。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
「可是到了周朝的後世，君主淫逸奢侈，道德衰微，朝政日益衰敗，君主失去了統治管理天下的能力，諸侯群起背叛，殺害良民，爭奪土地，廢棄道德教化，推行暴政，濫用刑罰。由於他們不能正確地使用刑罰，使邪惡之氣產生；邪穢之氣積蓄於下，怨惡之氣聚集於上，上下不和，就會陰陽錯亂，災異就出現了。這就是災害怪異發生的原因。」
「臣聽說，所謂命，就是上天的命令；所謂性，就是人生來就有的本質；所謂情，就是人生的慾望。有的人短命夭亡，有的人健康長壽，有的人仁慈而道德高尚，有的人性情鄙下，這好比造瓦鑄金，不可能都是純粹美好的。人所受的教育和生活經歷不同，有的生於王道盛世，有的生於禍亂之年，由於社會治、亂的影響，因環境和條件的差異，所以人的壽命、品行等是不一致的。」
「孔子說：‘聖德君子的德行像風，普通老百姓的德行像草，風向哪邊吹，草就向哪邊倒（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所以堯、舜實行德政，百姓就仁慈長壽；桀紂肆行暴虐，百姓就貪鄙而短命夭亡。」
（筆者註：小人的其中一種意思，古代指地位低的人。以上文中釋義僅為讀者提供一種參考。）
「君主用教育感化的辦法治理天下，百姓就會聽命於君主，這就像陶泥附著在制陶的輪子上，依制陶者的意志而成為不同的陶器；就像金屬熔化在模子裡，依冶煉者的意志而鑄造成不同的金器。《論語》中說：‘以仁政安撫人民，則人民自然聞風而來歸附；以禮樂鼓舞人民，則人民自然受到感化而情意和諧。（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說的就是這樣的意思。」
「臣仔細考察《春秋》中的文字。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它的含義是，君主上秉承天命的安排，下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端正自己的行為，‘正’是王道的開端啊。」
「可是，王者想有所作為，應該向天去求到這個開端、首先得到上天的允准。天道運行的諸多因素中最主要的是陰陽兩個方面（道之大者在陰陽）。陽代表的是德，陰代表的是刑；刑主殺罰，而德主生成。所以陽常常處在盛夏，以萌發和生育天下萬物為己任；陰經常處在嚴冬，積蓄、存在於空虛不起作用的地方。」
「由此可以看出，天是崇尚德教，而不重用刑罰的。上天使陽將有利於大自然運行的各種條件佈施於大地之上而成就一年的農事收穫，使陰潛藏隱伏於下而不斷地發揮作用對陽提供必要的幫助；陽得不到陰的幫助，就不能單獨地構成一個完整的年份。由此可見，陽是以成就年歲的運行和功能而存在的，這是天意啊。」
「王者應該秉承天意來做事，所以要崇尚德教而不專任刑罰。不能專門使用刑罰治理天下，就像陰不能單獨實現年歲的運行一樣。治理國家專用刑罰，違背天意，所以過去的聖明君主沒有一個願意這樣做。」
「現在廢除了先王專司掌管德教的官員，僅僅使用執掌刑罰的官吏統治百姓，這同‘任刑’的本意又有什麼不一樣！孔子說：‘不實施教育感化就動誅殺之刑，就是虐政（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行於天下，而企盼美好的道德教育普及四海，這是難以辦到的啊。」
「臣認真考察《春秋》講的‘一’、‘元’的意義，所謂‘一’，是萬物起始的開端；所謂‘元’，是在《易》辭中表示善的本意最具長遠意義的一個。說‘一’是‘元’，顯示了大的開始並且想正其根本，即是為了使人們看到，上天賜予的正確的治國之道，是從萬物發端的本原開始，並且在實施的過程中使君主的錯誤行為回到正確道路上來。」
「《春秋》深深地探究它的本源，深刻洞悉並彰顯這一上承天意的理論，同時強調這種‘正本’之舉首先從高貴的人們開始。所以做君主的，先正心才能正朝廷，正朝廷才能正百官，正百官才能正萬民，正萬民才能正四方。四方正了，遠近就沒有敢不趨向於正的，而且沒有邪氣摻雜在裹面。」
「所以陰陽調和而風雨及時，萬物和諧而人畜興旺，五穀豐收而草木茂盛，天地間都受到恩澤，物產豐富、山河壯美，並呈現出非常豐富美好的景象，四海之內因仰慕君王盛德而遠朝近服、爭相來臣。那些象徵福祉之物，能夠出現的祥瑞之兆，無不畢至。這就是王道完成了，即推行上天賜予的正確的治國之道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孔子說：鳳鳥不來到，‘河圖’不出現，我恐怕要完了吧（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這是孔子悲哀地感到，像自己這樣道德高尚的人，應當感動上天出現祥瑞之兆，但由於出身卑賤、地位卑微而最終沒有招致這些祥瑞的出現（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
「現在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於能夠使祥瑞之兆出現的高位，掌握了可以招致祥瑞的權勢，又有能招致祥瑞的資質聲望，行為高尚而恩德廣厚，睿智高明而心地美好，體恤百姓而禮賢下士，可以稱得上仁義之君了。」
「然而天地沒有感應，美好的祥瑞沒有到來，這是什麼原因呢？大概是因為教化沒有確立，沒有把百姓納入正道、百姓的思想行為不端正吧。萬民追逐利益，就好像水向下流一樣，不拿教化作他們的堤防，就不能制止。所以教化建立，那麼姦邪都會停止，是因為它的堤防完好、百姓思想上的堤防牢固；教化廢止，那麼姦邪並出，雖有刑罰而防不勝防，用刑罰也不能制止，這是因為它的堤防壞了、百姓思想上的堤防垮掉了。」
「古代的王者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坐朝理政，成功地治理天下，沒有一個不將教育感化百姓作為治國安民的大事來對待的。在國都設立太學，進行國家教育，在縣邑設立縣學、鄉學，實施地方教化，用仁來教育百姓，用義來感化百姓，用禮來節制百姓，所以，雖然刑罰很輕，卻沒人違犯禁令，這是教化施行，而習俗美好的緣故啊。」
「在周代，聖明的君王承繼亂世，他把亂世中那些有悖上天之道的舊政策、舊體制全部廢止、摒棄，恢復教化，並且給以特別推崇，在全國推行。到了教化已經明瞭，美好的社會風俗習俗已經養成，子孫遵循推行下去，過五、六百年仍然不會衰敗。」
「到周朝末世，君主非常無道，完全背離了正確的治國之道，以致失去了天下。秦朝承繼周朝以後，不但沒有更改，反而比周朝末年更加無道，……所以秦朝立國才十四年，國家就滅亡了。」
「自古以來，還沒有像秦朝這樣以亂濟亂，嚴重危害天下百姓的。秦朝遺留下來的毒素像殘餘的火焰，到現在還沒有熄滅，它使習俗薄惡，百姓欺詐頑劣，牴觸抗拒，犯法亂德，混亂不堪達到如此嚴重的地步。」
「孔子說：‘腐朽的木頭，不能雕飾啊；糞土一樣的牆壁，不能粉飾啊（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現在漢朝繼承秦朝之後，社會狀況就像朽木和糞土牆，雖然想很好地治理它，卻沒有好辦法。」
「法令一頒布，姦邪卻接著就發生，命令一下達，欺騙卻跟著就興起，好像用熱水去制止沸騰，抱著木柴去救火，只會越來越糟，沒有任何益處。譬如琴瑟的音不協調，嚴重的必須把弦折下來重新安裝，才能彈奏；處理政事不行，壞得厲害的，必須變而更化，才能治理。」
「應當重新張設琴弦而不去改弦更張的，雖然有優秀技工也不能調理好琴；政事政策應當變更而不更化的，雖然君主非常賢明也不能整治好國家。所以漢朝得天下以來，常想好好治理國家，可是到現在還沒治理好，問題就在於應當變更過去那些不合時宜的政策而沒有更化。」
「古人有言：‘站在水邊想得到魚，不如自己回去編織魚網來捕撈（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漢朝臨政並且想把國家政事治理好，到現在已經七十多年了，與其在舊制度的基礎上慘淡經營、維持現狀，不如重新制定新的政策取代過時的舊政策；有了這種變革，國家就可以得到治理，國家治理好了，災害就會一天天消除，福祿禎祥也就會一天天到來。」
「《詩經》上說：‘能任賢臣能安民，接受天給予的福祿（宜民宜人，受祿於天）。’執政興國使得百姓安居樂業，這樣的君主自然會得到上天賜予的福祿。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這是王者應自修、整飭，並要認真遵守。這五常之道能自修、整飭好，就能得到天的保佑，而享鬼神之靈，恩德就會普及到方外，擴大到一切生命，天下蒼生都能得到恩澤滋潤。」
（資料來源：《漢書》）
附古文原文以供讀者參考：
五月，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唐、虞，畫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乎，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於篇，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
（錄自《漢書･武帝紀》）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
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製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杓》。聖王已沒，鐘鼓管弦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反，日以僕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查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乎！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並，取之於術，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於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仲舒對曰：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習，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
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五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管弦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僕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為生賢佐，後世稱通，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
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賤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嬌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
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在，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倈，動之斯和」，此之謂也。
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佈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姦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痒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余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
（錄自《漢書･董仲舒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