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胸寬厚的仁義之君──宋仁宗趙禎。(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電視劇《蘇東坡》中有個情節,說蘇軾、蘇轍進士及第後,參加殿試制科,蘇軾提交的策論將矛頭直指宋仁宗:「陛下近歲以來,宮中貴妃已至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諮議,便殿無所顧問。」蘇轍認為兄長說得太過火了,恐怕會惹來禍端。果然,宋仁宗看了策論後,龍顏大怒,欲治罪蘇軾。
這個情節確有所本,但首先犯了張冠李戴的錯誤。其實是蘇轍(而不是蘇軾)在策對中抨擊皇帝「歌舞飲酒歡樂失節」。蘇轍中進士時才十八歲,正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年紀。大概他又在坊間聽到了一些人對宋仁宗的議論,「聞之道路」,覺得應該告誡一下皇帝。
蘇轍的言論,在朝中引發了一場小小風波,有大臣提出,「陛下恭儉,未嘗若是。轍言狂誕,恐累盛德,乞行黜落。」建議仁宗罷了蘇轍的功名。
大臣說宋仁宗「恭儉」,倒不是溢美,因為仁宗對自己的私生活確實是比較克制的,曾有一年秋天,京師的市場剛剛出現海鮮蛤蜊,內廷尚食局也買了二十八枚給皇上嚐嚐鮮,仁宗問:「其價幾何?」答「每枚千錢。」仁宗很不高興,說道:「我常誡爾輩不可侈靡,今一下箸便花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蛤蜊。
又有一次,正是深夜,仁宗「在宮中聞絲竹歌笑之聲」,便問:「此何處作樂?」宮人說:「此民間酒樓作樂。」宮人又說:「官家(指皇帝)且聽,外間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宮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說道:「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為渠,渠便冷落矣。」宋仁宗顯然明白,為君主者,最大的美德乃是克制、節制。
蘇轍稱宋仁宗「近歲以來,宮中貴妃已至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應該是失實的。仁宗在位期間,至少有六次放遣宮女出宮,每次放遣從五十幾人至數百人不等。
不妨再來看一個例子。某日仁宗退朝,回到寢殿,讓宮女替他梳頭。那宮女梳頭時發現仁宋懷中有文書,便問:「官家,是何文字?」仁宗說,「乃臺諫章疏也。」梳頭宮女又問:「言何事?」仁宗說,「淫霖久,恐陰盛之罰。嬪御太多,宜少裁減。」宮女聽了便發了一句牢騷:「宰相大臣家中都有歌妓舞女,官職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稍多幾個宮女,他們卻言陰盛須減去,只教渠輩快活。」仁宗不答話。久之,宮女又問:「臺諫所言,一定要實行嗎?」仁宗說,「臺諫之言,豈敢不行?」那梳頭宮女自恃受皇上寵愛,便說:「若果實行,請以奴家為首。」仁宗便起身,喚來掌宮籍的內侍,傳旨:放遣三十名人出宮,其中就包括那名得寵的梳頭宮女。皇后問他:「掌梳頭者,是官家所愛,奈何作第一名遣之?」仁宗說:「此人勸我拒諫,豈宜置左右?」
蘇轍承認他的策論乃是「採道路之言,論宮掖之秘」,並無實據。用今日的話來說,雖不算造謠,卻是信謠、傳謠無疑,而且傳的又是皇帝的謠,那宋仁宗是不是因此震怒呢?沒有。電視劇《蘇東坡》說仁宗龍顏大怒,還拍了案子。這是編劇的無中生有,並不是史實。
史實是當大臣建議罷黜蘇轍的功名時,仁宗卻極力回護少年輕狂的蘇轍:「朕設制科,本求敢言之事,轍小官,敢如此極言,特與科名,仍令史官編錄。」並未降罪,反而授予蘇轍「史官編錄」之職。皇帝也沒有要求蘇轍交待謠言來自何人,也未叫人深究坊間何以有謠言傳佈。一樁小事,就此翻過,風輕雲淡。宋仁宗是自信的:「轍雖妄言,果能誑天下之人哉?」所以他能夠包容小蘇的妄言。仁宋又是謙抑的:「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所以他又不敢不包容小蘇的妄言。
一千年前的君主,當然不可能具備自覺的現代政治倫理認識。不過宋仁宗的作為,倒也符合現代政治倫理:政治領袖應當接受更加嚴格的倫理約束,放棄一部分常人的權利,比如,他應坦然面對公眾對其行為的未必確鑿的指責,包容民間「八卦」其私生活的各種謠言。這是政治領袖擁有巨大權力與尊貴地位而需要支付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