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扣扣，他是個悲劇，而不是英雄（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8年2月25日訊】發生在大年三十的張扣扣殺人案，像一道陰影籠罩在這個喜慶的節日。
隨著傳統媒體的跟進調查，越來越多的細節也浮出水面。
22年前的一場鄰里糾紛，張扣扣的母親在與鄰居王家父子的打鬥中，被王家三兒子擊中頭部身亡。肇事者判刑七年，賠償九千餘元。時年13歲的張扣扣，埋下復仇之念。直到2018年的春節，持刀砍死王家父子三人。
這場以復仇為關鍵詞的殺戮，在中國輿論場上掀起軒然大波。
一邊是為張扣扣喝采叫好之聲，而另一邊，則為以暴制暴、血親復仇背後的社會心態擔憂。
怎麼評價和看待整個事件？司法不公之時私力救濟是否正當？如何避免下一個悲劇的發生？
同樣，我們從頭到尾，和你一起理清思路。
1.22年前的判決是否公正？
1996年的打鬥中，張扣扣親眼目睹了母親的死亡。在最傳統、樸實的正義觀中，殺人償命，天經地義。但殺人者，王家老三王正軍最終只被判處了七年有期徒刑。
為何「輕判」七年？這一刑期是否公允？
從法律適用上來說，這一刑期並無明顯問題。但法律適用基於的事實認定，卻有著爭議。
在定罪上，檢方以故意傷害（致人死亡）而非故意殺人起訴。前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後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換句話說，判刑七年，是在法律允許的自由裁量範圍內，談不上「枉法裁判」。
在量刑上，法院採納了四項從輕情節。
檢方起訴的被告人，王家老三，作案時年僅十七歲。已滿十四歲不滿十八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此乃法定從輕情節。
坦白認罪，積極主動賠償損失，被害人一方有明顯過錯或對矛盾激化負有責任，則是酌定減輕當事人量刑的情節。
而張家對於三項與「從輕處罰」有關的關鍵事實，有著截然不同的意見：他們認為王家有殺人的故意；行凶者是已成年的王家老二；張扣扣母親作為被害人，在激化矛盾中的過錯被誇大。
1）殺人故意
時隔22年，張家仍然相信王家有著殺人的故意。張扣扣的姐姐張麗波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她清楚記得在衝突時，王家的父親王自新高喊「打死她，打死她我給她抵命」。
僅憑這樣一句話，並不一定能斷定當事人有殺人的故意——在很多糾紛衝突中，人們經常「放狠話」來恐嚇、威懾對方，但並不真的是想殺死對方。因而司法實踐中，往往還要結合諸多客觀的證據來判斷當事人的主觀狀態，例如作案工具的危險性，攻擊的部位以及攻擊行為是否有節制（例如無節制的反覆、猛烈擊打要害部位，就有可能被認定為故意殺人），案發起因、雙方事前關係是否至於讓當事人心生殺機，事後是否有積極救助行為，等等。
檢方為何最終以故意傷害起訴？具體的證據究竟是什麼？呈現在最後判決中，檢方指控的事實，是王家老三「從路邊撿一木棒朝汪秀萍頭部猛擊一下」。猛擊一下，而非多下，確實有利於認定為故意傷害。但在當時的司法環境下，張家很難從檢方得到說明和解釋。與檢方理解的不一致，也為後續的不服與憤懣埋下伏筆。
2）殺人者究竟是誰
張扣扣的姐姐和父親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始終認為當時襲擊張扣扣母親的，是王家已成年的二兒子王富軍。他們相信張家是為了頂罪，才讓未成年的老三承認殺人。
在記者的採訪中，這一說法沒有其他佐證。相反，記者採訪到的其他目擊者中，有人則明確指出拾棒打人者是王家老三。
在22年前，檢方也沒有採納張家的說法，而直接起訴了王家老三。
到底行凶者是誰，公檢機關在辦案時，理論上會採集相應的證言證據。如其他目擊證人都能相互佐證殺人的是老三，而張家提供的證言沒有其他佐證，由此確定行凶者是王家老三。
公檢機關是否與張家就此有充分溝通，我們不得而知。判決直接給出了結論，也沒有具體展示相應的證據細節。
3）被害人過錯
檢方在指控中提出，是張扣扣的母親向王家二兒子臉上吐口水，引起事端；撕打途中她又用扁鐵擊打王家老三的臉，引發對方用木棒還擊。這一事實，辯方無爭議，也最終被法院採納。
但張扣扣的姐姐對此也有異議，她在接受採訪時強調，是王家二兒子先行罵人，母親才與其爭吵。爭吵過程中，母親的喉嚨被對方掐破。而扁鐵，則是她爸爸拿來自衛壯聲勢，「從頭到尾我媽絕對沒有拿這根鐵棒打過任何人」。
張扣扣母親到底有沒有用扁鐵打人，張扣扣的姐姐向媒體表示，當時沒有法醫就王家老二的傷勢進行驗傷。而庭審的證據中，也無王家老二的驗傷證明。在這個問題上，法院如果查明有其他證據證明是張扣扣母親挑起事端、激發矛盾，在判決中能將相應證據能夠解釋得更充分一些，事件也許會更清晰也更有說服力。
在涉及「從輕處罰」的三個關鍵情節上，張家都有不同意見。從張家角度來看，無論是偵查起訴環節還是庭審環節，他們提供的不利於王家的證言都沒有被採納。即便司法機關有其他證據推翻了他們的證言，但至少在判決上，他們也沒有得到充分的解釋和說明。
儘管我們無法斷言，如果公檢機關和被害者家屬的溝通更充分，法院判決的論證更審慎、嚴謹，展示的證據更全面，就能說服張家、平復其憤恨；但當年這樣一場缺乏充分論證和說明的庭審，加上扣除喪葬費後只剩一千五百元的賠償，是難以平息他們的憤怒與仇恨的。
此外，在個別媒體的報導中，記者援引當地村民的說法，稱王正軍只服刑三年即出獄。這一說法暫無其他媒體報導或官方通報印證。但這確實是需要媒體和官方進一步核實、澄清的傳言。如果屬實，王正軍通過何等事由、程序以減刑或假釋？如無合理解釋，只會進一步加深社會對此案「司法不公」的認知。
2.司法救濟的路徑是否堵塞？
如果對一審判決不服，張家並非沒有救濟渠道。
他們可以在收到判決書五日內，請求檢察院提出抗訴。檢察院則要在收到請求後五日內，就是否抗訴答覆請求人。作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人，他們也可在十日內提出上訴。
然而，根據漢中市對此案的官方通報，一審宣判後，檢查機關既未抗訴，張扣扣的父親張福如也未提起上訴，判決就此生效。
換句話說，張扣扣及其家人，並沒有窮盡司法制度為其提供的救濟路徑。
但現實，恐怕比這一論斷更複雜。
在解釋1996年為何不上訴時，張福如覺得對方「勢力大」，自己不識字，寫材料還要花錢，只好放棄。
而在那場庭審中，作為被害人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原告，張家並沒有律師。張福如的委託代理人，是妻子的哥哥，同樣也是一名農民。
但張福如其實並未停止抗議。在媒體的採訪中，他在2001年曾到省裡上訪。他委託別人寫的訴狀，將他認為的凶手都寫錯了（他認為凶手是王家老二，而訴狀上寫的還是王家老三），他也因為「沒文化」而沒發現。
不難想像，「沒文化」的張家人，面對複雜的公訴、抗訴、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時的茫然。沒有律師的幫助，他們可能很難理解司法系統運轉的邏輯。加上自己的證言和聲音在整個司法過程中沒有被體現，面對司法救濟之路的無力感，也很容易轉換成對現實的忿懣。
3司法不能補償，可以訴諸私刑？
當通過司法途徑無法求得公平正義時，訴諸私刑，是否正當？
這也是張扣扣案曝出後，輿論撕裂之處。
對於很多法律人而言，這幾乎是一個不假思索即能給出的答案。
嚴禁血親復仇、訴諸私刑，這是法治社會的底線。
如果每一個當事人，都可以按自己認為公平正義的方式去報復、懲戒對方，將是什麼後果？
什麼樣的方式才算公平正義？例如張扣扣案中，22年前參與毆打他母親的，是王家父親和老二、老三。不少人稱頌張扣扣「是條漢子」，有仇報仇，不傷及王家婦孺。但他此次殺害的，除了王家父親和老三，還有當年根本就沒有參與毆鬥的王家老大。這樣的復仇算是公平正義嗎？22年前，王家殺了張家一個人，22年後，張家又殺了王家三個人。即便法院判處張扣扣死刑，王家是不是還要再幹掉一個張家人，數量上才叫「公平」？如此一來，冤冤相報，復仇何時終結？沒有對證據、情節的審慎考量，依據單方面的「公平」行事，私刑的報復往往容易過度且殘忍，造成的社會影響也難以預料。
在為血親復仇點讚的評論中，我還看到一則言論——血親復仇的社會沒那麼恐怖，只要你沒做虧心事，就不用擔心仇家找上門。然而，在一個缺乏法治準則的暴戾社會，你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仇家」會是誰。例如那些執意將自己的失意歸咎於全社會的反社會人格者，依從他們的正義觀，向社會發動無差別的襲擊也是正義的復仇。
民間私刑、暴力的濫用，只會讓社會陷入混亂，陷入仇恨暴力的死循環。在一個現代文明社會，除了對正在進行中的傷害予以必要的防衛、反抗，不允許也不應允許私刑的存在。而司法最重要的作用之一，便是定紛止爭，終結暴力的惡性循環。法官按照衡社會普遍認可的行為規則，遵從透明、正當的程序，衡平雙方權利，審慎考量證據，對是非對錯做出裁決。
張扣扣案這樣的悲劇出現，是為社會敲響警鐘。它警示著中國司法制度的問題缺漏。從表面能見的司法援助、被害者救助制度的缺位，非常技術與細節的司法水平、文書論證水平的提升，到公訴制度中檢察機關與被害者一方的溝通問題、公訴權與被害人權利的衝突、被害人在庭審中的參與和權利保障，甚至再到司法獨立防火牆的建設……
因為法制不健全，而出現張扣扣案這樣的悲劇。其結果，應該指向整個社會對完善司法制度、維護司法公信力的努力，而不是簡單的肯定私刑的正當性，為暴力喝采叫好。
張扣扣是個悲劇，而不是英雄。
但「我們應該行動，司法應該改革」——在大多數人看來，卻成了毫無說服力的輕浮承諾與虛幻想像。
此案大量的評論，表達出來的是這樣的觀點：司法就是不公平的。這個世界就是這樣運作的，不可能改變的。除了殺出一條血路，做什麼、說什麼都是虛的、沒有意義的。
這些論斷背後，是悲觀而犬儒的社會情緒。張扣扣一案的符號寓意，其實也正是對這種情緒的迎合和強化。一方是當權者（王家老大王校軍被殺前是南鄭區紅寺湖管理處主任，但22年前他才剛剛在紅廟鄉政府參加工作），另一方是無權無勢普通農民。權勢者殺人不償命，坐牢三年出獄，一家人仍然過的風生水起；而被害者卻難尋出路，沒有穩定工作，無法成家立業，陷入貧困泥沼。這彷彿是個標準的叢林故事：兩極分化，贏者通吃。
不相信這樣的格局會被打破，是普通人面臨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普遍的無力、壓抑與焦慮。
然而，世界是什麼樣，並不代表著世界應該是什麼樣。
如果我們不願意生活在一個戾氣橫行、暴力濫用的社會，就要守住嚴禁私刑、嚴禁血親復仇這根底線，在悲劇之後，促成更有意義和建設性的理性討論。
切莫讓一場悲劇的發生，將社會推向下一場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