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第一看守所的外牆上刷著一條紅色大方字標語（圖：中國公民運動）
【看中國2018年1月21日訊】截至2018年1月15日，人權律師王全璋已經被秘密羈押920天，是2015年7月開始的709打壓中被逮捕的幾十人中唯一一個沒有任何消息的人。
上星期五一大早，王全璋的兩名律師、一位前當事人、和三位709妻子來到天津第一看守所。太陽剛升起一人高，橙紅色的光澤瀰漫在空氣中。看守所的外牆上刷著一條紅色大方字標語：「對黨忠誠，服務人民，執法公正。」他們是等著接待室開門的第一批訪客。三位709妻子前來為王全璋存「加餐費」，接待室給了她們一個電話，但她們打了三十多遍都沒有打通；她們和一個女警據理力爭，但最終她們沒有能夠給王全璋存上錢。兩位律師要求會見，值班的武警向他們出示了一張A4白紙，上面寫著「王全璋、吳淦禁止律師會見。」不管他們怎樣據理力爭，都沒有效果。過去三十個月來，律師去了天津多少次，已經數不清了。
2016年8月，中國政府對第一批709被羈押者進行了審判，兩名709被羈押者被判重刑，另外兩名被判緩刑。到了2017年5月，更多709被羈押者在被迫以這樣或那樣方式認罪/認錯後，或者取保候審，或者被判緩刑。到了2017年12月底，709最後4位被羈押者中的3位，有兩位被判刑(江天勇和吳淦)，謝陽被免於刑罰。
王全璋的命運一直牽動著很多人的心，特別是在709被釋放的人披露了他們所遭受的恐怖酷刑後。這包括導致人直接昏厥在地的電擊；水牢；被迫吃藥；剝奪睡眠；毆打；以及言語和心理折磨。
大家共同擔心的是，王全璋因為不服從，一定遭受了最可怕的酷刑。有些人擔心他之所以這麼長時間一點消息都沒有，是因為他被酷刑致殘。甚至有人一度擔心他已經不在人世。
這後一點擔心在7月份得到了消除。和政府聯繫密切的知名律師陳有西，不顧王全璋妻子和家人的反對，兩次會見王全璋，試圖說服他簽署律師委託書，遭到了王全璋的拒絕。在社交媒體上，陳有西遭到了人權律師和活動人士尖銳的批評。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發表聲明說，自己聘請的律師40多次請求會見而無法見到王全璋，陳有西卻可以去見兩次，這樣的律師無非是要「夥同官方把一個清白的同行陷害成罪犯，幫著官方把王全璋的罪名做實！」
而官派律師在所有709審判中的確扮演了政府中介人的角色，承擔了做實罪名的任務。
王全璋律師（圖：李文足推特）
王全璋的工作
王全璋今年42歲，是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的律師。他在山東鄉村出生長大，2000年畢業於山東大學，獲得了法學學位。他是最早為法輪功學員辯護的人之一：對法輪功大規模殘暴的打壓1999年開始後不久，他還在上大學期間就開始為他們提供法律諮詢和救助。他因此遭到威脅，還曾經被抄家。據說一位法官還給學校寫信，要求不給他頒發文憑。
大學畢業後，從2005年開始，王全璋在山東省圖書館工作時，在濟南附近一個實驗性質的鄉村學校做義工，每星期六自掏路費，前去給村民免費講解法律。他給他們講解土地權利問題以及鄉村常見的法律問題；他和村民就權大還是法大展開辯論。村民們一致認為，在中國，權大於法。
農民們那時是對的，現在也是對的。
在濟南，王全璋經常遭到威脅。他曾經被汽車追，被人追，有一次在一個教授朋友家藏匿多日，樓下佈滿了等著抓他的便衣。後來他會向同行講述這些事件，就好像講述別人的歷險一樣。
2008年王全璋去了北京，部分是為了逃避在濟南不斷面臨的人身危險。於是有律師朋友稱他為「逃亡律師」。
在北京，王全璋在一個名叫「仁之泉工作室」的小型非政府組織工作。這樣的組織，如同山東那個鄉村學校，都是2008年前後在中國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民間社會機構。他還曾經在一個名叫世界與中國研究所工作過。2009年，他和瑞典人彼得、美國人邁克爾、以及另外幾位中國朋友共同創立了「中國維權緊急援助組」。他和他們在仁之泉工作室工作時認識，當時彼得和邁克爾是前來中國當義工的外國年輕人，而那時的中國似乎張開雙臂，努力「與世界接軌」。
在2009年至2013年在中國維權緊急援助組的工作中，王全璋擴大了社會不義的受害者獲得法律援助的機會，組織了更多培訓，訓練更多公民成為赤腳律師，進行司法抗爭。2013年後，王全璋不再從事中國維權緊急援助組的工作，專心代理案件。
除法輪功案件外，王全璋還代理了一系列非法征地案件、勞教案、監獄虐待案、政治犯案件，包括山東記者齊崇淮案和新公民運動案。王全璋還以「高峰」的筆名寫過不少評論時政的文章，但現在似乎都無跡可尋了。
王全璋與彼得•達林(左)以及邁克爾•卡斯特(右)在一起（圖：中國公民運動）
挨打律師
梁小軍律師是比較早認識王全璋的一個同行。他在一篇文章中描述王全璋是一個質樸的人，「名不見經傳，講起話來拘謹」。但是這種情況在2013年發生了變化。那年4月王全璋在江蘇靖江一個法輪功案件開庭，快結束時被法官下令當庭抓捕，並處以10天「司法拘留」。法庭說他「擾亂法庭秩序」。據在場的人描述，儘管法官不斷打斷，但王全璋奮力辯護，並且表示要投訴法官。為法輪功學員做無罪辯護也令法官十分惱火，因為根據黨的定義，在中國練法輪功就是犯罪。
此前還沒有過律師被當庭拘留的先例，因此大批律師同行和公民活動者前往靖江，在法院門前打橫幅抗議。可能是因為從來沒有見過那樣的場面，法院在兩天後釋放了王全璋。
近年來，王全璋律師幾乎只做法輪功案件，因此他遭到毆打的次數可能比別人多一些，因為對法輪功被告、有時對其辯護律師的野蠻對待在司法過程中仍然相當普遍。許多人權律師，如王宇以及不久前在四川挨打的盧廷閣律師，都可以佐證這一點。而律師因為所辦案件的性質而遭到法警毆打，這在法治國家是不可思議的。
2014年4月，王全璋在前往建三江聲援另外四位被抓的人權律師時遭到毆打。那四位律師因為前往建三江營救被關在黑監獄的法輪功學員，而遭到當地警察關押和毒打。王全璋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他如何被從睡袋中拉起來。「兩個人用膠帶麻利地捆住我的胳膊，我被反扣著，戴上黑頭套。」他被弄上一輛巴士，帶到了派出所。在那裡，他和警察就法輪功的性質和法律程序發生了爭吵。後來一個警察把他的眼鏡扔掉，讓他面對牆壁，抓住他的頭髮猛的撞牆，另外一個警察用拳頭猛擊他的後腦，直到他最後同意簽署一份保證書，保證不再到建三江參加「非法聚會」。
2015年6月，在他被抓前一個月的樣子，王全璋在山東聊城與另外兩名律師為一起法輪功案辯護。王全璋寫道，庭審快結束的時候，法官「突然宣布辯護人因擾亂法庭秩序立即驅逐出法庭，十幾名法警立刻如狼似虎搬衝上法庭，有人掐著我的胳膊，有人掐著我的脖子，向外拽，他們駕著我向法院外走。在此間，有人就開始用拳頭猛烈地毆打我的頭部，還有人在罵，後面一個指揮者大聲喊，‘把他帶到地下室！’這些法警於是又扭轉身把我向法院裡面拖，我大聲喊，‘打人了，為什麼打人’，司法警察再次揮舞著拳頭猛烈地擊打我的頭部、面部，眼鏡都被他們打掉。我被拖到法院一層的一間房屋，法警命令我蹲下，我拒絕，他們又開始毆打我，我問他們為什麼打我？又遭到他們一頓拳頭的暴打，我又問，再一次遭到毆打，直到被他們打的不敢再問。」
王全璋律師與妻子李文足及兒子（圖：李文足推特）
政府如何構陷王全璋
如同所有709被羈押者一樣，王全璋也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六個月。他很可能和王宇、謝燕益等律師和公民被關在同一地點。王宇和謝燕益律師釋放後披露了他們的經歷。
比如說，在《709記事》中，謝燕益律師描述了2015年10月1日至10日他從自己的房間聽到上面的房間發生的動靜：「2015年10月1日上午9點左右，我清晰地聽到，在我頭頂樓上的房間裡，有人重重摔到地板上並輕哼一聲便沒了動靜，似乎是動用電刑的情形。自10月1日至10月10日幾乎每天我都在深夜聽到審訊和有人哀號呻吟的聲音。」出獄後他判斷樓上的人極有可能是胡石根，或者王全璋。他認為，王全璋兩年多音訊全無，是國家恐怖主義行為。
2016年1月8日，在被秘密關押六個月後，王全璋被正式逮捕，涉嫌罪名是「顛覆國家政權罪」。在接下來的12個月，警察使用延期、檢方使用「退回補充偵查」等手法，一再推遲對王全璋的起訴或審判。這些手段在政治犯案件中非常常見。現在他們連這樣的偽裝都不做了。
在王全璋被正式逮捕前幾天，2016年1月3日，瑞典人彼得•達林在北京被逮捕。在和改變中國的訪談中，達林說，在對他的審問中，王全璋是一個重點。「他們審問我的另一個主要興趣點是王全璋律師。他是709被抓捕的律師之一，已經被秘密羈押一年多。王全璋和我一起工作了一些年，但我們從2014年起就沒有合作了。我們的合作在培訓方面，為當地律師提供非正式的指導，為那些面臨審判的人提供刑事辯護，以及編寫培訓教材等。就連國安人員都沒法說清楚這些活動中哪樣對中國有害，更不要說違法。」
「他們的重點是要找到一個角度抹黑王全璋。他們已經花了很多時間稱王全璋是罪犯，儘管我差不多每天都指出，王全璋的案件還沒有到檢察院，更不要說定罪了。同樣，他們還拒絕向我指出王全璋做的哪件事是犯罪行為，只是反覆說他的工作危害了國家安全、他為‘邪教’人員辯護、作為律師他在社交媒體上對自己辦的案子發表意見，」彼得說。
2016年4月下旬，王全璋老家山東日照的警察去到王全璋父母家，騙他父親錄製視頻，勸王全璋認罪，「爭取寬大處理」。他的姐姐問王全璋犯了什麼罪，警察說王全璋為練法輪功的人辯護，而法輪功在1999年就被共產黨列入邪教了，為法輪功辯護就是與共產黨做對。當地警察承認他們是受天津公安局委託前來索取王全璋家人錄像的。
大約一年後，2017年2月中，當局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對王全璋提出起訴。但是他的律師和妻子都沒有能夠索取到一份起訴書，儘管他們多次這樣要求。因此我們不知道中國政府起訴王全璋的證據是什麼，但我們知道政府想盡辦法，要讓王全璋認罪。山東當地的警察告訴王全璋家人說，「王全璋很不配合」。
一位代理了709另一位被羈押者、也跑過無數趟天津的人權律師分享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觀察。他說，他認為709開始抓人的時候，當局並沒有一個清晰的計畫，他們先把人抓了，邊走邊做案件。他說，當局沒有根據抓捕709人權律師和活動人士，在現存的法律中當局找不到他們的違法之處，但是當局又感到必須對他們進行壓制，這時候他們就採取非法手段，比如先把人抓了，再慢慢找證據，找不到就拼湊。最後的目的是製造恐嚇，通過刑事判決的方式對民間進行威懾。
709自始至終，國家宣傳機器緊密配合，傳播當局不斷進化中的敘述架構，同時不遺餘力地貶損這些充滿勇氣的公民：709抓捕剛開始時，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這些喉舌指控這些人權律師和活動人士為「害群之馬」，說他們破壞了中國的法治。到了2016年8月審判胡石根、周世鋒、翟岩民和勾洪國的時候，709律師和公民的活動被描畫成了與境外勢力勾結的「顏色革命」陰謀。在不久前對江天勇、謝陽的宣判中，兩人機械地在電視上表示他們「被西方反華勢力利用」，「被西方憲政思想和其它錯誤觀念洗腦」。
（圖：李文足推特）
釋放王全璋的努力
在王全璋被消失的這兩年半里，他幼小的兒子長大了很多，他的妻子李文足本來對丈夫的職業生涯不聞不問，現在成了為他不停奔走的最有力和有效的倡導者，遭到警察不斷的監控和騷擾。不久前，中國公民運動網將首次「傑出公民獎」頒發給了她，獎勵她在營救丈夫的過程中表現出的勇氣和頑強。
多個國家的聲明、聯合國人權機制的特別程序、世界媒體的持續報導似乎都無法改變共產黨政府使用鐵拳制服他們認為「危險」的公民。它對外部世界越來越嚴重的敵意和妄想症導致他們進一步加重對公民權利捍衛者的打壓。從目前所有的跡象看，王全璋似乎仍然沒有妥協。
王全璋在2015年7月被抓捕前似乎就預見到了將要發生的事情。他在留給父母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無論那些被操縱的媒體把我們描述和刻畫成多麼可憎、可笑的人物，父親母親，請相信你的兒子，請相信你兒子的朋友們。我從來沒有把父母帶給我的誠實、善良、正直這些品質放棄掉，多年來，我也是按照這些原則尋找我的生活。儘管常常身處某種絕望之中，也從未放棄對美好未來的想像。
從事捍衛人權的工作，走上捍衛人權的道路，不是我的心血來潮，隱秘的天性，內心的召喚，歲月的積累，一直像常青籐慢慢向上攀爬。這樣的道路注定荊棘密佈，坎坷崎嶇。想起我們曾經走過的艱難道路，這些又似乎稀鬆平常。親愛的父親母親，請為我感到驕傲，並且無論周圍環境怎樣惡劣，一走要頑強的活下去，等待雲開日出的那一天。
（本文的英文版鏈接：Wang Quanzhang：The 709 Lawyer Not Heard From Since July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