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計生人員梁長富家的貢桌（新浪圖片）
【看中国2018年1月11日讯】「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誰不實行計畫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該紮不紮，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扒房牽牛」、「喝藥不奪瓶，上吊就給繩」、「寧肯斷子絕孫，也要讓黨放心」這類計生標語曾在中國城鄉間普遍出現，如同中共前領導人毛澤東說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上述這些不是威脅，而是來真的。
在1979年下半年開始施行的中國一胎化政策，雖已在2015年結束，並全面開放二胎，但在這期間上演的各種強制墮胎、強制結紮、高額罰款、暴力毆打、非法拘禁等手段，使多種悲劇一再上演。有學者估計，「一胎化」政策造成至少4億嬰兒被強制墮胎，另外還有許多婦女因粗暴引產而死亡，堪稱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浩劫。
儘管歷史走過這觸目驚心的一頁，但造成的傷痕仍未癒合。日前新浪圖片「看見」欄目發表一篇名為《村裡的計生員老了》的報導，講述雲南大山裡的基層計生員退休後，生活陷入困境、晚景淒涼的故事。他們又老又病又窮，卻得不到世人的原諒，也未看到他們獲得效忠的政府的關注。
棄卒
《村裡的計生員老了》出現的第一位鄉村計生員，是幹了27年計工工作的嚴文獻。曾是「昆明市計畫生育先進工作者」的他，和全國承擔村級人口計生工作的數百萬人一樣，沒有編製，退下來後沒有任何津貼和補助，現在以種洋芋為生，但幹起農活已力不從心。
同樣種著洋芋，也快幹不動的劉山，則當了10年的計生員。當年是計生突擊隊長的劉山，承認他沒少拆鄉親的房，但他也認為，他並沒將人逼到絕路：「我們拆人家房子時，還是會給他們留一間遮風擋雨的小棚。看著一家人抱著小嬰兒住到牲畜圈裡，和牛、羊、馬擠到一起。」
十年間，他成了「昆明市計畫生育先進個人」，而想方設法報復的村民，在將被拆的房子的桌底下埋藏了土炸彈，妻子那些年一個人在家始終擔驚受怕。
幹了三十年計生員的張衛國，從受尊敬的村醫，變成沒人願意打招呼的人。與其他落魄的退休計生員相比，他得到較好的工作──村支書，但村民對他的態度非常冷淡。他每次去村裡，都要擺出「霸氣」的步態，這是他過去做計生工作時為自己壯膽的習慣。
得罪鄉親的他，口糧田曾一夜之間全被踩平，雞成批死亡，爹娘被人罵，兒子被人打。張衛國覺得十分委屈：「我們幹過基層計生員的，要把自己內心的酸甜苦辣，一樁一樁擺，三天三夜都擺不完。」
曾是赤腳醫生的梁長富，做了15年的計生員工作，最終主動請辭，改當獸醫，但仍舊是不受歡迎的人物。他走村串戶時隨身帶著有紅十字標誌的醫療箱，上面有「優生優育」四個字。不用的時候，梁長富就把醫藥箱放在進家門的供桌上。他說，自己殺生氣太重，每天都要敬柱香。
最後一名老計生員伍和強，則選擇遠離村莊而居，房子仍是土砌的，目前靠領低保生活。伍和強不願搬家的原因除了沒錢外，也是因為自己得罪太多村民。村民不願與他來往，有些婦女見了他還要往他身上吐口水。
做了計生員近三十年的他，難過的說，有些事真有輪迴，當年超生的一個孩子，卻考上大學生村官，現在就管這村子。「那娃是個好娃啊！也不記仇。年初時，我生病了，他又來了，專門送我去醫院。你說，當年，如果我早點發現他媽媽懷了超生娃，肯定拉去做人流。那現在還哪來這麼個好娃娃啊。後來，我們拆了他家的房子。我心裏過不去啊，連村委會，都沒臉去吶！」。
這篇報導還說，伍和強其實特別喜歡孩子，每每在路上遇到娃娃，他都會停下來笑一會兒。
談起那些年，「那都幹了些什麼事喲……」伍和強吸著自做捲煙，沉默半響，突然對著鏡頭捂著臉哭起來。
伍和強對著鏡頭捂著臉哭起來（新浪圖片）
生不逢時
伍和強的眼淚，是他人性尚存的表現。那些年，全中國的計生人員都幹了些什麼？
1991年5月1日到8月10日，山東省聊城市所轄的冠縣和莘縣進行一場野蠻血腥的「百日無孩」運動，這期間無論頭胎二胎，不問合法「非法」，全都不許生，杜絕任何嬰兒正常分娩。
據相關報導，當時被強制流產的從懷孕7個月以上、即將臨產的孕婦，或是近40歲多年不孕，好不容易懷孕的婦女等，都難逃「百日無孩」運動。有些強制引產出來的嬰兒還活著，發出第一聲啼哭聲後，頭上馬上被打一針，小腿亂蹬幾下後死亡，有產婦看到這場面就瘋了。
因一時流產、引產數量太大，死嬰被集中丟在縣醫院幾口已乾枯的深井裡，據當地居民說，那幾口井多年後還留有強烈腐臭味。也因嬰屍處理不當，經常有野狗叼著嬰屍在街上跑。「百日無孩」有超過兩萬人被強制流產、引產，但這還不包括受「啟發」而採取類似措施的陽谷、東阿等縣。
長年深入調查中國一胎化政策的普立茲新聞獎得主方鳳美，在她的著作《獨生：中國最激進的社會工程實驗》（以下簡稱《獨生》）提及一名流亡美國的前福建省計畫生育官員高女士向她描述自己的工作內容。
高女士稱，她曾告發一名已有九個月身孕但沒有准生證的婦女。「在手術室裡，我看見孩子的嘴唇在動，手腳也都在動。醫生把毒藥打進孩子的腦部，然後孩子就死了，被扔進垃圾桶。」
她還關押過許多超生孕婦的親戚，逼那些婦女去自首。她說，關押她們年邁的父母最管用，「很少有人想到老母親因為自己而關在牢裡，還能不為所動。」這些被關押的人，一天被收取六塊錢人民幣的伙食費，同時他們不能打電話，也不能寄信，有時一關就是幾個月。
高女士估計她至少要對1500多名嬰兒的死負責，其中約有三分之一死於懷孕晚期。在講述這些恐怖往事時，她反覆強調自己別無選擇、只是在履行職責。
中國媒體還報導過，2000年在武漢市黃陂區蔡店鄉計生服務站的工作人員，將一阿婆從廁所糞坑救起來的超生男嬰，當眾往地上摔，孩子痛得四肢抽動，他們仍殘忍的用腳踢，最後按在稻田地裡用水淹死。
禍根
中國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一胎化政策，並進行這麼長時間？而計生工作方式為何能如此殘忍、不顧一切只為達成目標？
方鳳美去年12月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中國厲行一胎化，只因1980年鄧小平有個目標「20年後（2000年）GDP要躍升4倍達1千美元」，專家估計達不到，因此決定反過來把分母縮小。而這樣的策略竟是出自軍方科學家。
她指出：「當時文化大革命才結束4年，中國社會學者、人口專家不敢講話，聲音無法進入討論，只有國防科學家最具話語聲量，國防工業又男性居多，以為『一胎化』執行後，若人口下降比率過多，調整數字、讓人民再把小孩生回來就好，他們沒想過社會不是說改就改」，「最後決定一胎化政策關鍵學者，竟是火箭工程師出身的宋健（時任國務委員，後主導三峽大壩興建）。」
儘管一胎政策已結束，但仍被認為結束的太晚。方鳳美表示，地方上有個說法是，大城市靠賣地收錢，小城市靠孩子收錢。對有些地方來說，取消一胎政策，就會失去一個重要的資金來源。
《獨生》提到，地方官員在決定要對違規者開罰多少錢有極大的自由度。金額可能是一個家庭年收入的兩倍到十倍不等。2010年有名計生官員甚至對一個違規者徵收五百萬人民幣罰款，當事人提出抗議時，這名官員據稱還提高罰款金額，並揚言說：「你就是砧板上任我宰割的一塊肉。」
除了可觀的罰款，對從事計生工作的人來說，他們還可得到直接的好處──獎金。不同地方都有類似的獎金系統，例如福建省計生官員的獎勵多寡由他們達成的絕育和墮胎手術數量決定，獎金最多可達到底薪的一半，所以大家才特別熱衷抓人，連醫生也很樂意多做墮胎手術來增加獎金。高女士聲稱：「有的女孩子根本沒有懷孕，也被迫動了手術。」
有獎金，當然也有處罰。1990年中央政府設立全國性的問責機制，從官員、計生專家，到一般行政人員，只要未達到轄區生育指標，就要面臨減薪、降職、甚至免職的處分，最關鍵的是不得提拔和晉升職務，這就是中共所實行的計畫生育一票否決制。
在利益的驅使下，各種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計生悲歌一再上演。2012年的馮建梅強制引產事件，她與死嬰同躺床上的照片引來外界震驚。照片往往比文字來得更有說服力，這起事件引發國際社會關注強制引產問題，與諸多國際媒體跟進報導，迫於外界壓力，有兩名官員被撤職，另有五人受懲處。
失去孩子的馮建梅雖不幸，但與難以計數的一胎政策受害民眾相比，她又算是幸運，因為她得到了其他人都得不到的賠償。
《獨生》一書還提到，多數基層計生官員心裏都明白自己無論做了什麼，都不需要負擔刑事責任，因為維持計生指標才是首要任務。只要能控制住限額，做什麼都行，就算毀壞房子和財物、抓人去關，甚至沒收孩子，都沒人會說話。
上述殘酷的手段，在其他民主國家是難以發生的。難道只因為金錢，就能讓中國的計生工作者全拋開罪惡感？回顧中國共產黨1949年建政後的事跡，可找到原因。
宣揚無神論和鬥爭哲學的中共，從「土改」「鎮反」「三反」「五反」「文革」等各種運動，不斷公開殺人，號召群眾圍觀，讓人民互相廝殺，甚至一同吃「敵人」的肉。有評論說，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殺人的歷史。
中共發起的政治運動，煽動親人反目，鼓勵告密，使人人為敵。被破壞的傳統文化，被敗壞的道德，人們的是非善惡標準被顛覆，足夠邪惡的人，反成了「先進人士」。雲南大山裡的那些退休計生人員不乏有「先進個人」、「先進工作者」。
而促成這一切的中共前領導人毛澤東，卻成了被人民挂在牆上崇拜的「神」。在去年12月26日毛澤東的124歲生辰，仍有數萬名毛澤東擁護者來到毛的家鄉湖南韶山毛澤東廣場慶祝「毛誕節」。許多中國人仍未意識到，毛澤東與他參與創建的中國共產黨，正是他們苦難的根源。
在《看見》刊出的照片中，就有個具諷刺意味的畫面。退休計生人員梁長富透過上香，安撫自己良心的供桌上，放著一張快和醫療箱同寬的毛澤東像，旁邊還有一尊毛澤東的小型人像，供桌牆上還貼著一張疑似毛澤東的大幅畫像。與真正的神有關的，卻是放在供桌角落，一張比毛像還小的地藏菩薩像和一尊彌勒佛的小神像。
懺悔與委屈
曾有中央級的退休計生官員向方鳳美坦言，中共政府必須要向這些遭強制墮胎的婦女道歉。對這位已罹患癌症的官員而言，在生命接近尾聲時的懺悔，是他唯一能做的最後一點彌補。
而上述那位流亡美國的高女士，1989年曾在美國國會一場聽證會上，為中國的強制墮胎作證。據《獨生》介紹，她是透過反墮胎說客的幫助來到美國，這些說客意圖敦促美國政府提供資金給聯合國人口基金，而高女士的證詞是他們遊說內容的一部分。但美國拒絕為她提供政治庇護，因美國法律只提供政治庇護給遭到迫害的人。最終高女士在贊助人的幫助下取得在美國工作的權利，但沒有綠卡及美國護照，也不太會說英語的她，只能從事幫佣，也無法離開美國。
她覺得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對待，而她的居住權前景仍不明朗。她眼中含淚向方鳳美問著：「到頭來，我努力做了正確的事。我一定要永遠被懲罰嗎？」
充滿血腥的一胎化政策結束了，傷害卻從未遠離，無論是受害婦女、來不及出生成的胎兒，或計生員，都是中共體制下的受害者。雲南大山那些老病窮的退休計生員即是一例，在嘗著自己造下的苦果的同時，又為自己感到委屈。
計生工作可是當年重中之重的工作！老計生員張衛國對《看見》如此強調。他說：在職時，天天被人罵，退下來後，也沒人理他們。鄉村教師、鄉村醫生的待遇後來都解決了，就他們什麼也沒有。
張衛國還說，有時跟一些老計生員湊在一起聊天，大家也覺得委屈：「我們當年為計畫生育工作奮鬥，把青春獻給黨和人民，現在年紀大了，退下來後，什麼待遇也沒有。」
然而，張衛國不曉得的是，同樣把「青春獻給黨」的紅衛兵和老兵，也多落到悲慘的下場。
曾為中共政府打過戰的老兵，因未獲得公平安置，幾十年來只能不斷上訪維權，但仍舊得不到解決。
而打著「革命熱情」熱烈投入批鬥、武鬥、大肆破壞文物的紅衛兵，有些成了紅衛兵亂葬崗裡的冤魂，多數倖存下來的人在沒有利用價值後，一個「知識青年要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命令，就把數千萬紅衛兵趕到農村和邊疆當「知青」，遭到軍代表和農村幹部的欺凌，尤其是女知青更大量被姦污。
老兵、紅衛兵、計生員，都只是中共統治歷程的犧牲品、棄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