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讀中國之崛起 （圖：公有領域）
【看中國2017年11月23日訊】五年前，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就是「面對中國崛起，西方缺乏準備。」文章說，很快我們就會來到一個歷史時刻，自英王喬治三世以來，第一次，一個非西方、非民主的國家，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其實，中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這件事，並不足為奇。因為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這就是說，如果中國的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四分之一，那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就是世界第一了。比照臺灣，臺灣在80年代，人均收入就達到美國的四分之一了，如果大陸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臺灣一樣，那麼中國早在80年代就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了。兩年前，英國的經濟學人發表過系列文章，叫《假如》。其中有一篇寫到，假如1949年，不是毛澤東，而是蔣介石贏得了內戰勝利，中國現在會是什麼情況？文章說，如果是那樣的話，那麼在中國，就不會有殺死幾百萬地主的土改，不會有消滅私人企業的土地運動，不會有反右，不會有大飢荒，不會有文革，中國早就進入了經濟全球化，現在很可能早已成為了一個民主國家，這也是臺灣的情況。
但回到今天的中國來看，中國的經濟發展還是令人驚訝的，因為中國是從很低的起點出發。一直到1980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才200美元，到現在是8000美元，在短短三十幾年間，增長速度這麼快。在人類歷史上，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以這麼快的速度，做到持續的經濟增長，的確是沒有先例的。與此同時，當中國實現了這麼快的經濟發展，中國並沒有改變政治上的一黨專政，這一點更加令人意外。當世界的第一大經濟體，不是一個民主國家，而是一個專制國家的時候，這可以說是整個世界200年來的一個非常大的變化。
回想28年前，中國發生過規模浩大的八九民運，有數以千萬計的民眾參與了這場運動。這足以證明，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不僅是極少數異議人士的追求，也是廣大民眾的要求。後來八九運動遭到鎮壓，緊接著是蘇聯東歐巨變，國際共產主義土崩瓦解，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強。那時，人們對未來充滿信心，認為自由民主已經取得了歷史上最輝煌的勝利，而且會取得進一步的勝利。中共這樣的專制政權，不會有太多的日子。可是28年之後，我們看見，這個世界變得跟當時人們的想像完全不一樣。中共專制政權不僅沒有倒臺，反而變得比以前更加強大。與此同時，包括美國在內的民主國家倒出現了種種問題。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是整個世界的一個巨大變化。我們每一個人，就在過去二三十年間，目睹了一個空前的巨大變化、逆轉。在二三十年前，自由、民主取得的勝利是沒有先例的，但二三十年後，情況居然成了這個樣子。所以研究這段歷史，對人類的前途、命運是至關緊要的。其中關鍵的一點，就是要解讀中國的崛起。
中國的崛起首先是跟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有關係。毛澤東的文化革命導致中國在各個領域的全面失敗，不管是政治、社會、還是經濟領域。中國的改革就是文化革命所造成的物極必反的反彈所造成的。現在先談談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
過去，對共產國家的改革，有一句俏皮話，「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這句話的前半句比較容易理解，如果中國不改革，那就會成為北朝鮮，情況顯然不妙。「改革找死」，這半句就值得分析。為什麼那些先改革的共產國家，不僅沒有延長共產黨的統治壽命，反而加速了他們的滅亡呢？
當然這裡的原因很多。一個是一般性原因，就是所謂的「期望提升」：既得隴，又望蜀。人的情況越有改善，就越有進一步改善的願望；人越是在一些領域取得了自由，就對其在其他領域沒有自由這一點感到尤其難以接受。用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的話來講：一個壞政府最危險的時候，不是它政績最惡劣的時候，而是它試圖改革的時候。因為改革本身，使它的弱點顯露於天下，改革本身會釋放出一些原來被壓制的力量，所以反而會促成它的滅亡。這是一個一般性的規律。
另外一個特殊的原因，對於共產國家而言，且不談它的政治改革，只是它的經濟改革，就意味著要改掉社會主義，恢復被打倒的資本主義。也就是說，共產國家搞改革，哪怕只限於經濟領域，它也是一種自掘墳墓。它的改革本身，就是對共產黨的革命，以及共產主義革命，所造成的共產黨專政的一個釜底抽薪的自我否定。所以在這些國家，隨著改革的深入，人們對共產主義的信念就越來越低，以至於後來朝野上下都有這麼一種願望，就是不僅在經濟上恢復資本主義，在政治上也要回到民主憲政的道路上來。
有一個義大利學者在解釋東歐國家社會主義為什麼失敗時談到，在80年代時，東歐面臨很多的問題，包括經濟上的停滯不前，還要應對社會上的緊張。有些國家，如波蘭，還要應付有組織的反對派的挑戰。不過，這位學者認為，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們的領導人發現，要解決這些問題，除非對現行的經濟體制進行徹底的改革，也就是必須恢復到原來的體制上去。當他們意識到了這一點，就對社會主義完全失去了信心。因此，也就順理成章的對建立在社會主義之上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專政失去了信心。這樣一來，東歐的一些領導人，就會主動的改換旗號。另外一些人雖然沒有這種主動性，他們面臨民間的大規模的群眾反抗、和平抗議，他們也不能像以前那樣理直氣壯的去鎮壓。面對這種抗議，由於出於理虧、心虛，如同一位美國學者亞當•普沃斯基所說，他們無法說服自己扣動手中的扳機。也就是說，他們不敢去鎮壓。到頭來，政治開放就隨之而來。
在中國其實出現過同樣的情況。八九民運大規模的興起，黨內出現了公開的分裂。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開明派，主張和學生對話，和平解決問題，應該說八九民運不只一次佔了上風，可惜就是沒能見好就收。最後，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強硬派，採取了人們事先想不到的殘酷手段，把民運鎮壓下去了。當然，八九民運發生的前提，也和當時的改革有很大的關係。一方面是中國的政治改革，儘管鄧小平本人對政治改革沒有興趣，而且他在80年代期間還時不時搞搞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但是因為當時不管是民間，還有共產黨內部，出於對文化革命的痛定思痛，對於政治上的改革，對於自由化，有著很強烈的要求。所以鄧小平在80年代搞的那些反自由化運動，每一次都是虎頭蛇尾，草草收場。沒過兩年，新一波的自由化又再一次興起，而且比頭一次的規模更大。八九民運和這個背景有很大的關係。
另一方面，八九民運的發生也和中國的經濟改革有很大的關係。經濟改革的發展，使很多人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就是要恢復資本主義。80年代中期，中國有一位幹部說過：「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山西的一位老農民談到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講道，解放前，我們這裡有一戶地主，兩戶富農，已經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早知如此，何必當初。雖然當時的經濟改革，程度還相當有限，但它的指向還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要走市場經濟的道路，就是要走資本主義的道路。
但是在89年之前，中國的經濟改革實際上已經進入了一個十字路口，用當時幾位參與了經濟改革的學者的話來說，在88、89年期間，中國的經濟改革面臨著一個重要的選擇。因為在此前，中國的經濟改革儘管已經推進了很深，但對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也就是對所有制的問題，還沒有傷筋動骨的改變。到了88、89年，主張經濟改革的這些人就發現，下一步的改革，勢必要觸動傳統社會主義的基本假定。如果這一步改革進行下去了，你就沒法再說自己是社會主義體制了。
所以這時在黨內，改革派和保守派爭論非常激烈。改革派認為，如果經濟改革進一步深入，政治改革是不可避免的。所謂政治改革，就是進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人們對資本主義的那種敵意。甚至有人提出，要取消憲法中的四項基本原則，89年初就有這種說法，這也是改革派的想法。因為他們發現，如果不破除所謂姓社姓資的這個禁忌的話，那麼下一步經濟改革是沒法進行的，因為下面擺明瞭就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們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
保守派認為改革再也不能搞下去了。保守派的一個代表人物李先念，當面跟鄧小平講，趙紫陽應該辭職，因為趙紫陽是要搞資本主義的，這和他當時反對胡耀邦的理由不大一樣。當時反胡耀邦是因為認為他在政治上，對反自由化不力。趙紫陽上臺後，對政治自由化比較謹慎，他只是全力推動經濟改革。而趙紫陽推動經濟改革，就是明目張膽地搞資本主義了，保守派就不能接受了。這時候黨內兩派就處於僵持狀態。改革派要求經濟改革必須進一步深入，為了使經濟改革進一步深入，他們認為必須也進行政治改革，破除姓社姓資地禁忌。而保守派堅持，經濟改革再也不能繼續搞下去了，再搞下去就不是社會主義了，所以改革派必須得停止，原來主導改革的人必須得下臺。這就是八九之前的形勢。
八九民運的爆發，就使這個情況變得更加明朗。等到六四之後，八九民運被鎮壓，保守派一度佔上風。他們認為，之所以爆發這麼大規模的反對運動，除了在政治上，共產黨反自由化不力，另外在經濟上，因為我們搞經濟體制改革，走得太遠了，已經背離了社會主義道路。也就是說，經濟改革，經濟自由化是政治自由化的一個基礎，我們現在反對政治自由化，也就有必要發對經濟自由化，因此主張對已經進行的經濟改革開倒車。而事實上，我們也看到，在八九六四之後的一段時間內，中國的經濟改革也確實出現了停滯甚至是倒退的情況。
可是到了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形勢就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因為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明確提出，不問姓社姓資。這樣就有一個問題，非常值得研究，因為他在八九之前，反覆強調，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他當初提出鎮壓八九民運的一個最主要的理由，就是這是關係到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那麼為什麼兩三年之後，他就變了調子，變成了不問姓社姓資呢？
其實道理也很簡單。其實鄧小平看得很清楚，對八九民運，如果不強調姓社姓資的問題，那麼就沒有鎮壓這場民運的理由。另外，正因為八九民運，六四屠殺，已經把民運鎮壓下去了，到了現在，鄧小平已經很清楚，社會主義那套就是不靈，就是得搞資本主義才行。過去之所以不敢大張旗鼓地搞資本主義，是怕經濟上搞起了資本主義，政治上就不能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了。那麼現在既然已經有了六四了，槍都開了，人都殺了，再加上蘇聯東歐的巨變，過去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已經完全破產了，再說社會主義也沒人信了。過去意識形態的破產，現在共產黨的權力，完全是建立在赤裸裸的暴力之上。這時候沒人反對，是因為不敢反對，沒有反對的力量。在這種情況下，反而不必顧忌姓社姓資的問題。以前必須反覆強調姓社姓資的問題，那就是為堅持共產黨一黨專制提供一個意識形態的理由。也要為鎮壓自由化提供一個理由。現在都已經鎮壓下去了，無所謂了。
暴力統治也有它的好處，失去了意識形態的包裝，同時也失去了意識形態的約束。保守派也改腔換調，變為改革派。因為他們以前害怕的並非經濟改革本身，而是經濟改革引發的政治後果——如果經濟上已經搞資本主義了，那政治上為什麼還在搞社會主義？現在反正都殺人了，就無所謂了——我們已經掌權了，那我們搞什麼都行了。
所以92南巡以後，不但鄧小平所代表的經濟改革派開足馬力搞起了經濟改革，就連原來在經濟改革問題上持保守態度的那些黨內保守派，也放棄了他們原來的保守立場，變成了改革派。所以92年以後，在經濟改革這個問題上，已經沒有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區分了，這就是政治暴力造成的結果。這樣，中共就來了一個華麗轉身，逃脫了所謂「改革找死」這麼一個陷阱。
我們剛才講過，所謂「改革找死」是什麼意思呢？那就是即使只是經濟改革，你也是在釜底抽薪，否定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既然共產革命都被否定了，社會主義都被否定了，那你建立在此之上的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一黨專政也就立不住了。這是改革找死。而不改革又是等死。唯獨中國，通過六四屠殺，壓制了民間和黨內反對力量，又擺脫了過去意識形態對它的約束，它便可以做到既改革，又不影響它自身的統治。這樣一來，中國就走上了一條和蘇聯和東歐截然不同的道路。
另外，中國是在這種情況下，在六四鎮壓造成的高壓之下，開展的經濟改革，市場經濟，資本主義改革，這種改革的結果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權貴私有化。在這一點上，它又和蘇聯和東歐截然不同，因為共產國家搞經濟改革，就是要把公有制變為私有制，把計畫經濟變為市場經濟。這樣就面臨一個大問題，就是如何把原來名義上屬於全民的資產私有化。
在俄國和東歐，是大眾私有化，把名義上屬於全體人民的資產分給全體人民，當然這種做法很公平，也是民主體制下唯一能讓人民通得過的方案。但這樣做有個很大的弊病，就是它把原來龐大的資產切得七零八碎。由此造成了資產的過於零碎化。毫無疑問，這就會嚴重影響經濟的運作。如同一個大公司，每個人都有一份股權也只有一份股權，這和過去的社會主義大鍋飯沒什麼區別。因此在蘇聯和東歐，他們都不可避免的經歷了這樣一個階段。就是由於大眾私有化，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一段時間經濟上的滑坡。只有經過一段時間的市場經濟的運作之後，財富相對地集中到一些人手裡，有了資本家，才有資本主義。所以經過一個不短時間的經濟滑坡，經濟停滯之後，那些俄國東歐國家的資本主義才有可能發展起來。
而在中國，由於採用了權貴私有化，倒是一步到位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它沒有通過大眾私有化，把資產分給大家，再通過市場運作把資產集中到少數人手裡，而是直截了當地把資產分給了黨委，給了黨委書記，所以中國成了這個樣子，共產黨成了中國的唯一的大股東，黨委會成了董事會，書記成了CEO，免除了大眾私有化過程中資產零碎化的問題。因此在它的經濟發展中，就沒有資產零碎化導致的經濟衰退，得以保持持續的發展。當然這種轉變是特別惡劣的，因為共產黨就是靠打倒地主資本家起家的，現在你怎麼成了地主資本家了呢？所以這種做法，如果沒有六四造成的那種威懾背景，根本不可能發生。但是因為中國有那麼一個背景，這個情況就在我們眼前發生了。
於是，在我們眼前出現了一種最詭異的情況，共產黨本來是靠打倒地主資本家起家的，現在它自己成了最大的地主和資本家。共產黨當年是以革命的名義，沒收了全體人民的私產，建立起名義上屬於全體人民的公產，後來又以改革的名義，把屬於全體人民的公產，變成了屬於少數共產黨官員自己的私產。前面是以私充公，後面是化公為私，前三十年搶劫，後三十年分贓。
這種過程，從道義上來講，無疑是最無恥最惡劣的。但從經濟上來講，這種做法反而卻是最有效的。因為如前所講，它避免了大眾私有化造成的資產零碎化所帶來的問題。它使得大資本一步到位地從所謂的全民的手中集中到了少數權貴的手中，就完成了資本主義的變化。
當然中國經濟發展僅憑自己完成這種權貴私有化，那肯定還不夠，這又和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有很大的關係。因為我們知道，窮國之所以窮，就是因為缺少資金缺少技術。而一旦加入經濟全球化，就可以大量的吸引外資，和外國的先進技術。中國有著大量的優質又廉價的勞動力，再加上中國政府壟斷著一切資源，可以開出種種的優越條件，招商引資，使得國外的資本源源不斷，蜂擁而入。這樣造成的結果，當然是使得中國的經濟取得了非常快速的發展。比如美國，把工廠都搬到了中國，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生產出更加廉價的商品，這些商品又被傾銷回美國，佔領了美國的市場。在這過程中，當然是美國的跨國資本獲得了巨大的利潤，他們是最大的受益者。另一方面，中國政府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中國政府等於是個工頭，它和外國公司簽單，而給工人的收入是由工頭分配的，在中間得利最大的其實是中國政府。與此同時，這種做法本身，又嚴重地影響了西方經濟。以美國為例，把大量工廠搬到中國，造成了產業空心化，工廠倒閉，而美國的傳統工會在這種衝擊之下就破產了。因為過去工會無非就是組織工人，向資方討價還價，因為資方離不開工人，爭取更優惠的條件，更高的工資待遇。現在資方覺得，你們提的條件太高了，我乾脆搬到中國去。這麼一來工會不在能發揮作用，就破產了。這是西方所建立的福利制度，也處於瓦解的過程之中，由此造成了美國出現新的貧富分化，這也是去年川普(特朗普)能夠上臺的一個很大原因。就是由於大量製造業倒閉，大量製造業的工人失去了工作，他們的生活陷入貧困，但由於美國有比中國好的多的福利制度，他們的生活並沒不是特別惡劣，但他們的社會地位，相對地位有了很大的下降，所以他們非常的不滿。
中國那麼大的國家，14億人口，所有的發達國家人口加起來，也只有十億。中國十四億人口這麼大的國家，理論上來講，它可以把所有發達國家的資本全部吸收過去，那些國家就完全被掏空了。當然實際上它還做不到這一步，因為中國還有其它的問題，妨礙外資的進入。但由於它有大量的優質廉價勞動力，造成了世界經濟格局的一種極大的變化。以至於我們看到，若干年之後，中國經濟有了令人驚訝的增長，而西方經濟倒是陷入了一種困境，對中國經濟有了原來想像不到的依賴性。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並未像西方國家想像的那樣，隨著經濟的發展，政治也走向自由化民主化。通常都認為，搞資本主義，搞市場經濟，隨之而來必然有中產階級，隨著中產階級的發展，自然會提出自由民主的要求，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導致政治上的自由化民主化等，可是在中國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事實。在中國，並沒有因為經濟的發展，而導致政治上的自由化和民主化，反而由於經濟的發展，強化了中共的專制政權。如今，中共政權取得合法性的最主要的根據，就是中國的經濟取得了很大的發展。這樣一來，中國沒有因為經濟發展，在政治上變得更開明，更民主，反而變得比原來更自信、更蠻橫。在很多方面，包括對民間異議人士的打壓，甚至超過以往，這是因為它自恃有了更大的本錢。這一點就讓人們感到非常地憂慮，如果這樣發展下去，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那可能就會變得更專制，對普世價值更加蔑視。因此也就對整個世界，對人類這幾百年來，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普世價值，形成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挑戰。
記得2010年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給劉曉波頒發了諾獎，頒獎詞很長，開始大篇幅讚美中國政府，高度肯定中國取得的成就，然後才話鋒一轉，才提到中國在人權方面的問題。和平獎委員會的邏輯很簡單——你們在經濟方面做得這麼好，為什麼不在人權方面也做得好一點呢？可他們不知道，中國政府想的是另外一套邏輯——我們之所以在經濟方面做得這麼好，就是因為我們在人權方面做得那麼壞。正因為我們在那方面做得那麼壞，才會在這方面做得這麼好。你現在叫我們不要那麼壞了，那我們就不可能那麼好了。因為它知道，若真是在人權方面有所開放的話，對現在的政權有極大的威脅。所以環球日報寫得很清楚，實行民主對於別的國家就是政黨輪替的問題，對於中國就是翻天覆地。因為它很清楚，它整個的統治，都是建立在這種壓制之上的。現在不談它政治上的壓迫引起人們的反感，單單它的經濟上、財富上的這種配置，就是建立在高壓之下，完全是不公不義的。
現在大家都在談貧富差距，美國有貧富差距，歐洲有，臺灣也有。中國的貧富差距有兩方面：一是程度最甚，另一方面是性質特別惡劣。因為在大陸，中國的富人之富，不同於西方人的富人之富。西方人的富人之富，有的是靠歷史，靠家族祖祖輩輩傳下來的，有的是靠機遇，靠市場，靠運氣，等等。而在中國，富人之富，完全是靠巧取豪奪。不到三十年之內，中國有了比世界上任何其它國家都多的千萬富翁億萬富翁。他們獲得那麼多財富，大體上，不是說全部，至少大部分就是建立在對所謂全民資產的這種掠奪之上的。尤其是在六四之後，這種掠奪幾乎是公開進行的。因此這些權貴不得不擔心，一旦政治開放了，且不說以前當局犯下的政治錯誤會受到追究，單單是目前這種不合理的財富分配的格局，人們就不可能接受。也就是說，一旦中國人民有了發言權，他們很有可能就會要求對過去的經濟問題進行清算，要求獲得不義之財的權貴們把不義之財交出來。這一點讓權貴們更難以接受。因此他們對政治的自由化、政治開發就抱有比原來更為敵視的態度。
如果中國在八九年六四之前就實行了改革，確實沒有太大的風險，因為無非就是放下壟斷的權力，和其它的政治力量進行平等的政治競爭，而且由於你過去有多年執政的經驗，還有些相當的優勢。固然你過去的錯誤是你的包袱，但你過去積累的經驗也是你的財富，你在競爭過程中間，未必就輸掉。即便輸掉了，你下次還可以贏。至少，作為原來一個長期專制的共產黨，他是完全可以被軟著陸的，完全不用擔心被清算的問題。俄國東歐這些國家下臺的共產黨，基本上都沒有受到清算。
可是今天，這個事情就變得很困難了，這幾十年來，政治上不斷的持續的壓迫、迫害，你在政治方面積累了這麼多的債，另一方面，單單你在經濟上造成了財富分配上造成的這種極端不合理的格局，會不可避免地受到人們的清算。這就使得中國的政治朝自由化的方向改革變得額外困難。但與此同時，中國當局就會發現，如果沿現在的做法走下去，儘管它也知道也有很大的風險，因為就在對社會，包括對社會對黨內的持續高壓之下才能進行。哪一天高壓出了問題，就會有極大的麻煩。但是，如果它認為，它在維持目前高壓不變的前提之下，它仍然有一定的發展空間，這樣就會有非常嚴重的後果。那就是我們會看到一個專制的強權，專制的國家，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而這個政權，既然是以這種方式走向強大的，它必然對普世價值採取一種骨子裡的輕蔑，一種敵視的態度。要指望這種政權主動地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那是相當的困難。所以，這對不僅是對中國人，也是對整個世界提出了非常嚴峻的挑戰。可以說，目前世界面對的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應對一個崛起的專制的中國。這個問題解決不好，不僅是對中國人，對整個世界都將是一個極大的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