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7年10月26日訊】9月15日，《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壓力之下 中國停用死刑犯器官》[1]。文章稱，在中共前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的「努力」下，中共停用死刑犯器官。儘管該報導試圖為黃潔夫的謊言背書，但是其內容並不能自圓其說，更無法否認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存在。中共一直都在否認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而各種研究資料表明，在中共大規模迫害法輪功之後，法輪功學員器官成為中國器官移植供體的主要來源。《華郵》的文章無異於替中共和黃潔夫塗脂抹粉，掩蓋活摘罪行。下面追查國際讓事實說話，對《華郵》的文章中的論述做如下逐一分析：
一、死刑犯真的可以保證供給巨大的器官移植量嗎？
《華郵》文章中稱：「囚犯器官的使用已經使中國在移植領域成為全球性的弊病。依靠關押在腐敗和不人道的法律制度下的囚犯，中國僅次於美國成就了世界第二大移植產業」。根據追查國際的研究 ，囚犯器官不能解釋中國的巨大的移植量與異常充足的供體。
1、「死囚」人數遠少於移植量
2013年3月7日，中共衛生部前副部長黃潔夫接受《南方都市報》採訪時說：「十多年前，中國死刑就以每年10%的速度在下降，現在實際上死囚已經很少了。」[2]黃潔夫一直在講，中國移植手術十年來一直呈上升趨勢，如果死刑犯是器官主要來源。那麼死刑犯也應呈上升趨勢，才能滿足不斷上升的移植手術數量。
國際大赦：中共鎮壓法輪功前後5年的死刑執行數量平均每年1600多[3] 。中國官方公布的腎移植量遠大於死囚數：僅僅依據黃潔夫提供的數據，每年5500-10000例，都已經遠遠超過了死囚供體的數量。[4]
2、健康原因導致中國的死囚只能有少量可做供體
1）2009年浙江省杭州市對482名在押人員進行乙肝檢查，結果感染率高達29%。[5]
2）2006年對山東省荷澤市的監獄服刑人員檢測，愛滋病和梅毒感染率1.29%、乙肝和丙肝28.91%。
3、超短器官等待時間
1）2007年美國衛生部的報告，在美國器官移植平均等待時間為：肝移植2年，腎移植3年。[6]
2）中國器官等待時間平均是2至4週，甚至1至2週，出現了典型的器官等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反向配型。[7]
4、異常充足的供體
1）急診肝移植26.6%：所謂急診肝移植，是對存活時間不超過72小時急性重型肝病患者所做的緊急換肝手術。因為緊急配型困難，等待供體時間很長，所以國外通常急診肝移植很少見。而在中國，1999年後急診肝移植竟然很普遍。在中國肝移植註冊2006年年度報告中記載，[8]2005年4月6日至2006年12月31日期間，收集的29個移植中心8486例肝移植數據中，4331例註明瞭是否急診移植的病例中，竟然就有高達1150例急診肝移植，佔總量的26.6%。最快的肝移植手術是入院後4小時進行的。[9]
2）器官臨時發現異常重新選供體，一週內再次手術。設在瀋陽的中國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的中國國際移植網路支援中心宣稱的特別服務：如器官臨時發現異常，中心為患者重新選供體，一週內再次手術。[10]
3）湖南人民醫院推出了免費20例肝腎器官移植手術的廣告促銷
4）吉林省心臟病醫院促銷，前5例心臟移植只需5萬元人民幣
5）2017年6月1-30日吉林旅遊廣播和吉林大學第一醫院肝臟移植中心聯合發起前10名兒童免費肝臟移植活動。[11]前10個名額，肝臟移植所需要的十幾萬手術費，全免！[12]
死刑犯被執行死刑需要最高法院批准，公安局在規定時間執行。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10條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判處和核准的死刑立即執行的判決，應當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簽發執行死刑的命令。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的執行死刑命令，均由高級人民法院交付原審人民法院執行。原審人民法院接到死刑執行命令後，應當在7日以內執行。[13]所以不可能隨時處理死刑犯。根據上面證據推論，中國存在一個游離於法律之外的活體器官庫。
二、中國器官移植的巨大經濟利益2015年前後有改變嗎？
《華郵》文章中稱：「經濟利益催動了不正當的醫療操守」黃說，「器官分配曾經是財富和權力的遊戲，沒有社會公正」「每年從死囚身上摘取了數千的器官，但黃潔夫通過12年的努力，得到了高層領導的支持，並成功地在中國的醫療機構停止了這利潤豐厚的死囚器官移植。」
黃傑夫稱2015年以前器官移植含有巨大的經濟利益，那2015年以後呢？其實沒有改變。器官移植帶來的依舊是大量的金錢。舉一個例子： 2015年4月29日，浙江大學國際醫院正式揭牌，它是挂靠在浙江大學下面的非公立醫療機構，投資背景是始建於2013年的樹蘭醫療集團。「樹蘭」這兩個字是鄭樹森和妻子李蘭娟的名字各取一字。集團總裁是他們兒子鄭傑。新成立的浙江大學國際醫院，鄭傑任副院長，主管財務人事。浙江大學國際醫院，其實是鄭樹森的家族私人企業，是借「浙大附屬醫院的」的牌子招攬器官移植業務。器官移植手術的關鍵是供體，鄭樹森有器官來源，他不情願和浙大、醫院利潤分成。這是成立自己私人醫院的原因之一。
這裡《華郵》稱讚黃潔夫通過12年的努力停止使用死刑犯。那他本人用的器官是哪裡來的呢？根據2013年3月黃潔夫對《廣州日報》的披露，2012一年他一人主刀的肝移植就達500多例，其中僅1例是自願捐獻的。[14]
黃潔夫稱「通過12年的努力，得到了高層領導的支持。」得到哪個高層領導的支持哪？3月15日黃向媒體公開指出，「周永康是‘大老虎’，周永康是我們（中央）政法委書記……那死囚器官的來源是從哪裡來的，不是很清晰了嗎？」《紐約郵報》2014年8月引述資深中國專家葛特曼的調查指出，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是摘取法輪功等囚犯器官系統中的重要人物之一[15]。胡平指這說法間接證實摘取法輪功器官的指控。[16]
三．器官捐獻在中國運作如何？
《華郵》文章中稱：「自2010年以來，黃先生逐漸建立了自願捐贈者登記冊，現在滿足了需要移植的患者需求。」「去年，黃先生說，死亡捐贈人員有4,080人，另有2,201人，捐贈器官給自己親屬。總共，中國執行了13238例器官移植手術，主要是腎臟和肝臟，也是幾百個心肺。黃先生說，沒有一個來自囚犯。」
黃潔夫宣稱從2015年1月開始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改用公民捐獻器官。但器官捐獻在中國運作如何呢？
1、低效的器官捐獻體制
1）黃潔夫2015年11月18日接受《紐約時報》和《北京青年報》採訪時候，暴露了中國所謂的器官捐獻系統實際上處於癱瘓狀態，並沒有運作起來：「被問及當前最大的困難時，他坦言，作為器官捐獻中兩個最重要的部門，紅十字會與國家衛計委的協調不順。兩部門於2014年3月1日共同組建的國家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形同虛設，‘至今都未開過一次會議’。作為主任委員，他十分無助，為此感到憂慮。」[17]
2）追查國際調查員對中國的紅十字會器官捐獻辦公室電話調查，大部分都無人接聽，少數的幾個接電話的人，也稱捐成的沒有幾個。
3）追查國際曾於2015年12月6日至17日，分別調查了北京、天津、上海等紅十字會器官捐獻機構。其中北京市紅十字會器官捐獻系統還在籌建中，天津市「從2003年建庫到現在捐獻器官只有170多個」，上海市「到目前全上海市只有5例器官捐獻成的」。秦皇島市紅十字會 「有簽的，但還沒有實際捐的」。[18]
2、登記器官捐獻和成功實施器官捐獻的數字不匹配
1）中國聲稱現在有30萬人登記器官捐獻，美國有1.4億人登記捐獻器官，英國約2,100萬人登記。而即使有這麼多登記的捐獻人，2016年，美國僅有15,951人捐獻器官；在英國，這一數字僅為1,364人。[19]
2）如果考慮到7/1000的死亡率等因素；捐獻人患病、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年齡問題、死亡和器官摘取之間的時間差等原因，最終只有1%-2%的曾登記過的死者，才符合器官移植的條件。若用上面的推理對應到30萬的中國器官捐贈者身上來推算的話，其結果為：「2016年，這30萬人中的7/1000會過世，大概為2,100人過世。而在2016年已登記的過世的2,100人中，僅有1%—2%的人可以提供移植的器官，這相當於只有21—42個器官捐獻人。但是，中共聲稱在2016年有4,000多個器官捐獻人。這意味著，中共的器官捐獻人有其它的來源。[20]
3、中國器官移植和捐獻系統不透明、不可追溯、不可訪問
《華郵》文章中稱：「我們的制度是透明和可追溯的」。黃說：「我們知道每個器官從哪裡來，每個器官都移植給誰。」
2006年中共器官黑幕引爆後，包括加拿大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和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在內的多位國際獨立人士申請中國簽證，希望前往調查，但是一概遭到拒絕。為了評估器官移植和捐獻系統是否符合世界衛生組織的規範，必須保證在任何時候，獨立調查員能夠對器官的來源、親屬、器官捐獻人的死因，是否在自由和知情的情況下簽署的自願同意書等方面提出問詢。這是所有西方國家的慣例。在中國，我們看到的卻恰恰相反。中共阻止訪問器官移植系統資料庫。香港有一個器官登記處，向公眾開放。幾年前，他們阻止公眾訪問，現在也不能訪問。所以，沒有人能看到他們做了多少器官移植手術。
四、全國普遍出現的超短等待時間的大量移植手術
《華郵》文章中稱：「…認為突然結束使用囚犯器官是不可行的，只會造成黑市。相反，他們決定為逐步改變而努力」。「然而，執行囚犯的器官供應似乎一直在枯竭，因為從2007年起最高法院要求審查所有死刑案件後，死刑人數似乎已經大大下降。」
《華郵》文章講黃潔夫認為急速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會造成器官短缺和黑市形成。但根據追查國際的調查，從2015年1月開始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後仍在進行大量器官移植手術，而且供體充足，依舊等待時間很短，有些醫院還有肝移植的綠色通道（即急診移植），有的醫院最近器官過多，到處找病人來做手術。追查國際調查還發現，全國普遍如此，包括捐獻數量很少的北京、上海等城市。[21]
1、綠色通道，是指針對重症肝衰竭的病人可以做急診移植。2016年3月北京朝陽醫院肝移植醫生郎韌講：「如果很重的話，我們有一個綠色通道」。「最多、最多等2週，在我們醫院，因為我們供體來源很豐富」。「今年已經做了十多個了」。（錄音下載 MP3）
2、2015年8月13日，中共「肺移植手術第一人」無錫市人民醫院副院長陳靜瑜公開稱「原來想今年取消死囚供體肺源少了，誰料現在三天一臺肺移植較去年反而更忙了」。[22]
3、依舊超短的等待時間：所有被調查的器官移植醫院都在大量做器官移植，並積極招攬生意，表示有充足供體，保證供體質量好，等待時間短。肝腎移植從2∼3天到1∼2週，一般不超過一個月。[23]
五、中國器官移植量的激增，為何不見對國際移植藥物需求的顯著增長？
《華郵》文章中稱：「美國醫療信息公司QuintilesIMS公司提供給的《華郵》的數據顯示，中國在全球免疫抑制劑需求中所佔的份額與中國所宣稱他們的器官移植量佔全球移植份額大致相符。」
對於像器官保鮮液和移植術後患者依賴藥物抗排斥劑之類，之前有不少人疑惑，以中國器官移植量的激增，為何不見這些藥物在國際市場上的顯著增長？追查國際發現為了降低移植成本而最大獲益，中國國內很多移植相關機構早在從事相關研究開發，移植醫院也大多使用國內自行開發和生產的產品替代進口產品。
1、在移植免疫抑制劑方面，中國工程院院士、南京軍區總醫院全軍腎臟病研究所所長黎磊石發現了對中草藥雷公籐的提取物雷公籐甲素（單體）的獨特免疫抑製作用，在腎移植急性排異反應的治療中取得良好效應[24] 。解放軍總醫院泌尿外科主任李炎唐及其學生錢葉勇的國家自然科學研究基金課題也是關於用中藥雷公籐多甙作為腎移植抗排斥藥的研究[25] ，錢葉勇將之作為免疫抑制劑最早成功應用於器官移植臨床[26] 。
2、中國大陸有 396個與器官移植有關的專利：追查國際發現在中國大陸的幾百項器官移植相關的專利中，有約半數與抗排斥藥物和器官保存液相關。1999年至今，中國大陸有396個與器官移植有關的專利，其中253個是抗排斥藥物方面的，佔68.9%。[27]
3、「98％的中國醫院使用我院研發的器官保存液「，在中國最早進行腎移植醫院之一的第二軍醫大學上海長征醫院，其全軍器官移植研究所朱有華團隊在上海市科委的資助下，率先在國內完成了腎臟及多器官保存液的研究及20多年的臨床應用，使中國在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入國際先進行列[28]。長征醫院存檔網頁顯示：「98％的中國醫院使用我院研發的器官保存液[29]。
六、中國器官移植數量矛盾的數據報導
《華郵》文章中稱：「Chapman和Millis說，中國的器官移植數是美國的許多倍是「不可信」的，例如美國，每年有大約24,000次移植，如果中國有大規模器官移植的話，這樣的信息就應該泄露出來，就像中國使用死囚器官一樣。」
中國的器官移植數量一直是個機密，但僅僅累加幾個移植中心的移植量就遠超過中共宣稱的一萬的數據。而截至2014年12月追查國際查獲865家醫院及其9500名醫生涉入器官移植，從事肝臟和腎臟移植的醫院有712家[30]，遍佈整個中國大陸版圖22個省、5個自治區、4個直轄市和217個地級市。其中包括軍隊、武警系統和相當數量的不具備移植手術條件的中醫院、法醫院、兒童醫院，縣級單位醫院、專科醫院等。
1、矛盾的數據：中國醫師協會副會長鄭樹森所在的浙一醫院，2016年在一篇論文中自稱，從2010年4月到2014年10月，該院進行了564例肝移植，器官全部來自心臟死亡捐獻者。而中共衛生部前副部長黃潔夫則宣稱，從2011年到2014年，浙一醫院獲得肝臟166例。國家層級和醫院層級的數據竟相差好幾倍。
2、肝移植數量世界第一：第二軍醫大學附屬東方肝膽外科醫院院長、全軍器官移植會議的首席顧問，有「中國肝膽外科之父」之稱的吳孟超稱中共的肝移植數量世界第一。2011年5月11日，吳孟超接受新浪採訪時說「肝臟移植我們現在做的數字是全世界最多，質量、效果也不錯，已經趕上國際水平。」[31]而美國每年肝移植6000左右[32], 腎臟移植從2004至2015每年大約是肝移植的三倍[33]，那麼根據吳孟超的說法「肝臟移植我們現在做的數字是全世界最多」，如果就按美國肝移植6000，腎移植18,000計算，僅僅肝腎移植中國最少是24,000。還不算心臟，肺臟，小腸，胰腺移植，已經是中國宣稱的10,000例的2.4倍。
3、媒體透露實際移植的數量
1）《中國經濟週刊》 ：北大人民醫院曾一年做了4000例肝腎移植。[34]
2）《中國時報》：南京軍區第175醫院「每年至少完成3000例腎臟移植手術」[35]
3）《光華日報》 ：武漢同濟醫院每年的腎移植數以千計。[36]
4、從移植床位數和床位使用率評估移植量： 以《華郵》文章中提到的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為例。天津市委、市政府投資約1.7億元，修建了天津第一中心醫院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大樓，該移植大樓建築面積為4．6萬平方米於2006年8月建成並投入使用[37]。新落成的器官移植中心大樓總床位500餘張，共16層，成為亞洲規模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移植外科手術中心可同時進行9臺肝臟移植及8臺腎臟移植手術。它的移植床是500多張[38]，床位使用率：131.1%[39] 肝移植平均住院時間：25-30天（國內腎移植平均住院時間是30天）年移植手術量應為：每年移植量7975例（500床×365天×131.1% / 30天）按131.1%病床使用率、住院時間30天計算。
七、中國的政治犯數據
《華郵》文章中稱：「美國國務院, 國會和法輪功網站分別試圖估計中國的政治犯人數，數字從1397人到數萬人，即使是最高數值顯著低於Gutmann等人所稱的50萬至100萬。
追查國際不清楚《華郵》是從哪裡得到的數據。《華郵》在「政治犯」」監獄犯人」上做文字遊戲。許多人權機構並不把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做政治犯的歸類。而《華郵》也應該知道大多數法輪功並不在監獄裡關押，而是在勞教所，再教育中心，精神病院，轉化中心和黑監獄。而中國法輪功的網站也沒有說僅僅數萬法輪功學員被關押。外國觀察家估計，數十萬甚至數百萬法輪功學員在關押在勞教所，監獄和其他拘留設施中[40]。據自由之家調查專門鎮壓法輪功的610辦公室每年花費8.79億人民幣（1.35億美元）[41]。
八、去中國做器官移植的真如《華郵》描述的那麼少嗎?
《華郵》文章中稱：「中國器官移植產業的象徵性焦點是東方器官移植中心，這是天津東北部一個閃閃發光的14層樓，是亞洲最大的一個。 在大廳裡，一個廣告視頻宣傳說該中心提供肝臟，肺，心臟和胰髒移植，每年挽救數千人的生命。」「在一次最近訪問中，我們只看到少數來自巴基斯坦，利比亞和中東的患者在移植病房。兩名巴基斯坦家屬表示，他們帶著自己的器官捐助者來中國做移植，雖然其中之一承認捐助者與受體沒有親屬關係，這違反中國法律。」
去中國做器官移植的真如華郵描述的那麼少嗎？
1、《三聯生活週刊》2004年報導，短短几年間，更有數萬海外病人赴華移植器官，掀起了「器官移植旅遊」。該文章描述了器官移植旅遊的盛況：「除了韓國人外，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註：又稱東方器官移植中心）還有來自日本、馬來西亞、埃及、巴基斯坦、印度、沙烏地阿拉伯、阿曼和港澳臺等亞洲近20個國家和地區的患者前來就診。[42]
2、2006年4月4日，「亞洲時報」發表了題為「日本人湧入中國的器官移植」的報告。報告指出，去年，中國一個主要城市的醫院僅在2005年進行了2000次器官移植手術。 在移植人中，有30到40人是日本人，200人是韓國人。[43]
3、2014年12月19日，黃潔夫以中共前衛生部副部長身份到臺灣親自推銷「兩岸器官移植平臺」，擬將中國大陸器官「出口」到臺灣。[44]
4、以色列報紙Yediot Achronot報導，以色列政府經數月調查，於2007年8月逮捕四名男子，他們中介以色列患者前往亞洲進行器官移植。主犯向記者承認「器官來自中國大陸的死刑犯、良心犯，包括法輪功學員 [45]
《華盛頓郵報》的這篇看似調查報告的文章，大多數據來自中國。只是採訪活摘器官嫌疑人黃潔夫，而不訪問在過去近12年調查活摘的大衛喬高，大衛·麥塔斯和追查國際（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的調查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自2006年以來持續否認活摘指控， 拒絕應聯合國要求公布相關數據以反證[46]，也拒絕外國組織獨立調查的請求。但卻允許《華郵》的記者調查，這本身已經說明問題。中共是《華郵》的廣告金主，商業利益令《華郵》再次道義失守。
參考信息：詳見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65
（原標題：華郵為中共移植謊言背書 追查國際以活摘事實舉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