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宇宙,我們從何而來,古人從未停止這個問題的思索。(圖片來源:Adobe stock)
茫茫宇宙,我們從何而來,古人從未停止這個問題的思索。越到近代,科學家越感到沮喪,覺得想一想都不是明智之舉。英國科學家霍伊爾將他畢生的精力都用在回答這個問題上了,他用幾十年的時間來解決宇宙起源之謎。上世紀40年代,他在美國加利福尼亞逗留時,以他的恆星能量因核融合原理,猜測他的同行可能在研製原子武器,這種武器擠壓核爆炸而產生巨大能量。
事實果然不差,回國後,他發現超新星中的溫度可能達到數十億攝氏度。繼而他在核物理學家加莫夫宇宙大爆炸理論上又跨出關鍵一步,他認為因恆星的熱度持續了億萬年,所以有足夠的時間產生創造元素所需的特殊反應。那就是碳的同位素c-12的精確共振,生命的存在即因了這種共振。他向人證明,「連一杯普通的水中都含有大爆炸的遺留物氫和億萬年後在紅巨星、超新星爆發中產生的氧。總之,正如歌中唱到:我們都是星塵。關於我們從何而來這個簡單又最複雜的問題,他作出了迄今為止最大的貢獻。」
古人彷徨山澤,仰天嘆息,往往也生出此終極思索。「往古太始之元,虛廓無形,神物未生。」(楚辭補注)而《列子》有云「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自無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古人也真個實在,他們隱隱約約對世界的起源、自身從何而來有所感知,但又不能做恰當的說明。不過他們所具有的隱憂──人生的挫折感、孤單感也正在這裡,一種悲劇性的自覺。所以要發出「天問」,其中又包含人事,人事的糾結與起源的灰暗不明,更加深了他們的嘆惋。
除專業科學家以外,古人反較今人認識宇宙與自身的處境更為深刻。這當然不是說古人的知識信息多過現代人,但他們的智慧得大自然的襄助,為其切近的一分子,從而疏離感較少以至於無。故白居易說「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金剛經則謂「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李煜的心聲也是「會思考的蘆葦」的共同心曲:「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錢鐘書先生說蘇東坡的詩文用典波卷瀾翻,絕少重複,但人生如夢這個意思,他卻一用再用,不厭其煩。
現代最新近科學研究表明,離地球最近的恆星是4.3光年,即40萬億公里,也即光速單程一趟也要4年多,而目前發現的最遠的星系是130億光年,宇宙的浩瀚,連想一想都會令思維生畏。但經典物理學的相對論又證明,宇宙的時空是可以改變的。當物體運動接近光速時,其他的物理條件就會發生變化,深夜就會為不可思議之境所取代,這時物質的重量趨向無限大,而時間則趨向無限慢,也即時空變形縮小,換句話說,人類可以用提高速度之法,來控制生命進程:加密和拉長。唐人詩謂「洞裡仙人方七日,千年已過幾多時。」「自是人間一週歲,何妨天上只黃昏。」這一類句子,舉不勝舉。錢鐘書先生讚揚《西遊記》中「天上一日,人間一年」的說法有「至理」,乃因其與現代科學發現不謀而合。
這並非古人的悲觀厭世,而是他們與大自然的密切融匯,所產生的深刻的宇宙意識,劉知幾這樣的大史學家,對司馬遷還不大瞭解而有微詞,乃因太史公常常將「天命」掛在筆端,常常抱持一種「陰德報應」的推命委運的人生觀。那當然不是迷信,而是司馬遷對宇宙與人生的終極矛盾有透徹的感知,並由此抒發其不平之憤的運筆方式。這一點,也令其筆墨自具一種哲學的深度。自然,在宇宙大悲情的籠蓋之下,文學不停挖掘生命中短暫的喜悅,以期突破苦悶和難堪,此亦即是生命傳承不滅的因由。
自宇宙大爆炸之說為科學界正式接受以來,今人不得不相信,宇宙有一個開始,也終將有一個結束的期限。它來自於「無」,也終將回歸於「無」。這個過程中,它也處在無盡的消磨之中。其根據來自於熱力學第二定律,熱量總是由熱到冷,對於任何物理系統皆然。宇宙一旦到達熱動平衡狀態,就完全死亡,萬劫不復,這種情形被稱為「熱寂」。古人所謂「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
(李白)「所惜光陰去似飛」(晏殊),「易失者時,不再者年」,都冥冥中指向這一令人沮喪的事實:熱寂。這和楚辭、列子中關於太始、古初時分的認識,大方向是一致的,可見古人先天的敏銳,是何等的有力。曹孟德、王右軍、李太白、杜工部、蘇東坡──這些前賢碩彥,每當歡宴之際,或登臨山川、俯仰古今之時,往往低徊慨嘆,情溢於詞,遣詞深異無以復加,詞句飽含悱惻纏綿之致,其內蘊和背景,直指宇宙命運之心源,反覆流連,悲感淒切,繚繞揮之不去的憂鬱,蒙絡著一種由深深的挫折感引發的莫可奈何的心情,成為潛在永久的主題。
這種風景與悲慨的互動關係,來自於萬法皆幻的感悟,「我們都是星塵」,結論宿命地跟現代物理學不謀而合。如此溟漠無盡的宇宙悲劇意識,才真正是文藝的永恆主題,也是永恆難題,其思索的深廣,與人類的生存同在,在漫長的單位時間內,它不會事過境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