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力群在延安整風時期利用工作之便，「勾引通姦」李銳的夫人。（網路圖片）
李銳與鄧力群可稱得上一對冤家，本文是1987年7月10日李銳給趙紫陽、鄧小平的一封信件，在信中，李銳稱根據近幾年來自己的觀察，十三大後，應當讓鄧力群離開中央領導工作崗位。除此之外，李銳還向趙紫陽、鄧小平大吐苦水，曝光了延安整風時期鄧力群利用工作之便，「勾引通姦」自己夫人範元甄的「奪妻之恨」。以下為《李銳致趙紫陽鄧小平函》原文摘錄。
紫陽同志並小平同志：
鄧力群同志在中央擔任領導工作期間，有許多言論和行動於黨於國十分不利，黨內外廣大幹部群眾中影響極壞。我認為十三大後，應當讓他離開中央領導工作崗位。我向中央作這樣的建議，不僅根據近幾年來自己的觀察，而且還根據他在延安審干期間，利用職權，姦佔審查對象這一惡劣表現的具體材料（見《附件》：《一九四五年一月卅一日中直學委會對大會討論的總結，楊尚昆同志講》），同今天言行的對照。
先談近年來的觀察：
一、三中全會以來，中央的改革和開放這一根本方針，他是一貫抵制的，認為現在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系列做法，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過是援引西方資本主義某些經驗。舉一個例子：八五年十二月六日晚在國防大學講話中說：「紫陽同志訪問拉美，看到巴西外債很多，但日子還好過，考慮我們可不可在引進外資上更大膽一些。但這涉及兩個世界的問題。巴西不管怎麼變，不管誰上臺或軍人執政，終究是資本主義內部問題。李光耀訪問中國大陸回國後有個談話，他的態度是很清醒的。他告誡新加坡的企業界到中國投資，不管合同協定規定得怎樣好，怎樣詳細，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說變就變了。外國資產階級希望我們開放政策繼續下去，但他們是希望我們繼續到資本主義去（哈默的例子）。」這段話的意思明顯不過：趙紫陽不如李光耀清醒。我的印象，他從來不正面宣傳改革和開放，而是從意識形態出發對改革和開放進行各種各樣的指責，設置各種各樣的障礙。
二、組織上嚴重地不守紀律。遠的如八三年春，中央常委會上耀邦同志受到批評後，下午他就捅到新華社全國會議上去，兩天內在《紅旗》全國聯絡員會議等三個地方傳達，引起全國震動，不知中央出了什麼大事。近的如對待今年中央的四號文件，認為是一個框框，宣傳口一系列會議總想突破，如說這項反自由化鬥爭是「第二次撥亂反正」等。多年來，他在自己的身邊重用了一批「文革」時的造反派。如派中宣部理論局局長盧志超（《揪軍內一小撮》社論的起草人）到上海當副書記兼宣傳部長，被書記處否決；這次又要讓盧當中宣部副部長，再次被否決，仍任盧為部務會議成員。
三、思想上頑固堅持「左」傾教條主義，空談共產主義理想，表現理論水平低下。這些延安同他熟悉的人最清楚，五十年代田家英多次同我談過。開國初，在新疆工作時犯過嚴重「左」的錯誤，被中央撤職（據說毛主席幾次提到開除他的黨籍）。近年又搬出《資本論》雇七個工人即形成「資本剝削」，來指責搞活經濟、允許雇工的政策。他尤其喜歡打扮自己。八一年十一月在黨校作過五次報告，借講陳雲思想吹捧自己，學員印象極壞。
總之，對鄧力群同志的一貫「左」，黨內外一直議論甚多，非常不得人心，在廣大知識份子中影響尤壞。去年九月六中全會時，我在中顧委小組會上，曾兩次發言指名批評他（和胡喬木同志）的「左」的思想和做法，特別是本性難移喜歡整人，再讓他們掌握意識形態領導權，將使中央在這方面嚴重脫離群眾，對改革開放政策的貫徹極為不利。
我過去沒有同鄧力群同志共過事。在延安搶救運動時，有過一件與我有關的私人「惡性事故」。當年我也不想計較，說，「讓他們好去算了」，還受到富春同志的批評。現在由於他的兩面派作風，「左」的一套，四十多年來一以貫之，且愈來愈嚴重；由於他身居高位，便於上下其手，假公濟私，以致不得不翻出這件舊案向你們報告，俾能察微知著。
一九四三年四月，審乾時我因誣告被捕後，我的愛人範元甄（一九六一年我們離了婚）也被懷疑，她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鄧力群是機關學委負責人，受命審查範。他乘人之危，向範討好泄密，花言巧語，勾引通姦。（他的愛人同在一個機關，有兩個孩子。）事發後，不僅不聽黨的多次勸阻，且頑固堅持錯誤。由於恩來同志親自過問，我於一九四四年六月釋放，他還是狂妄地繼續進行破壞。直到四五年一月，黨不得不召開大會批判，指出他在這件事上顯露出來的惡劣品質：「嚴重的政治錯誤，玷污審干」，「目無組織，破壞紀律，有恃無恐」，還鑽黨的空子；若干很壞的思想，「最尖銳的是狂妄的個人主義，導致明知故犯」。在會議上還充分暴露了他為人的言行不一，滿口仁義，一肚盜娼（範後來同我談過很多）。這五天大會的結論是楊尚昆同志做的，時間是一九四五年一月卅一日。範元甄隨即下放到延安鄉下，當鄉文書。不料，在如此嚴肅的會議和結論之後，他仍偷偷跑到鄉下，以丈夫名義同範同居一週（這是範與我復婚後告知的）。
一九四七年範在哈爾濱時（我在熱河，我們已有了孩子），鄧仍到範處糾纏，被範拒絕。現在我將尚昆同志做的結論送上，以證明鄧力群目無組織的政治品質，以及陰一套、陽一套的思想作風，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今天因權位高升，更加有恃無恐，變本加厲。我現在只摘引《結論》關於「思想上的錯誤」兩段話，以為今日的對照：「在延安的生活與工作是脫離群眾的，再加上中了相當深的教條主義的毒，這就給那個狂妄的個人主義以一身漂亮的外衣，掩蓋住了劣根性，並且增加了狂妄性。能夠說出一套，聽起來很好聽，但是言行不符。再加上在黨內受器重，有了地位，領導別人，就發展了‘不平凡’特殊化的思想。」「能力是有，是搬弄教條、概念的能力，是與群眾運動脫離的。表現在整理材料，在概念上兜圈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還沒有見過。不踏實，脫離群眾，浮在上面，說空話的時候多，經常有些教條在內。」
一九八二年十二大前在玉泉山時，因聽說鄧力群將進書記處，我曾找耀邦同志談過他的問題，認為選錯了人。最近聽說，還有人在活動他進政治局當總書記，這就更加令人擔憂無比，寢食不安。我一直認為鄧力群同志是中央改革開放方針的反對派，十三大後，決不能再讓他留在中央領導班子之內。這樣可以使黨在前進的道路上除掉一塊絆腳石，去掉一個隱患。
四十多年前這種舊案，本來不必再計較，但當年鄧力群利用權力審查幹部之權，幹這種傷天害理之事；四十多年之後，他這種品質並未改變，且變本加厲。所以我不得不交出這份舊材料，請中央明察。
此致
敬禮！
李銳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