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7年6月27日訊】中國東北有著眾多的大型國企，但在過去的三十多年裡，這些企業先後衰敗，嚴重拖累了東北的經濟發展。
中國近期發布的一系列數據顯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增速仍在放緩。同時，有關中國是否會繼續推動再平衡，當局如何對積債如山的國企進行改革的討論和爭論也一直沒有間斷。美國之音近期以中國當前經濟狀況為題，專訪了美國企業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史劍道博士（Dr.Derek Scissors）。史劍道博士還談及他如何看待美中經貿關係中的要害，及美國應當採取什麼樣的對策。
問：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各種悲觀的預測也多了起來。有人將這種對中國增長前景看衰的預期和評論稱之為「中國熊派」（China Bear）。你如何看待這些「熊論」？
答：我本人就是「中國熊派」。2008年的時候我就是「中國熊派」，比絕大多數人都早。這是有據可查的。我在2010年時說過中國將陷入停滯，現在中國就是停滯狀態。這是一種「熊論」。而另一種「熊論」則是崩潰論和末日論，就像那當下的中國與1920年代的美國相比。我認為這些都是無稽之談。中國的金融系統與90年前的美國金融體系沒有任何可比性。我不明白為什麼懂經濟的人會去做顯然行不通的歷史類比。
更具體的層面看，中國怎麼會出現市場崩潰？我們這輩子已經看到中國股市多次崩盤。中國並不例外。因為這並不是商業金融體系，其金融體系主要是基於政治原因，而非以經濟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它就無法像商業金融體系那樣崩潰。那麼這些論調反映出的是對這個體系如何運作所作的很不準確的分析。
問：那是不是可以說當前中國的威權政治可能在某些方面反而有利於中國的經濟？
答：不能這麼說。有個人最初所作的，正是導致今天這個亂局的癥結所在。在鄧小平掌權時期，總理朱鎔基在鄧小平的首肯下，威權體製作出了一些艱難的改革決定，使得中國從一個非常貧窮的國家發展到一個中等收入國家。那是從1978年到2001、2002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那段時間。而後的胡錦濤、溫家寶政府，到如今習近平治下，威權體製作出了一系列非常糟糕的經濟決策，導致中國債務累積。這樣的問題正是源於中國的威權體制。威權體制並不會把自己推向崩潰，或許從政治層面講有可能，但從經濟層面上，是會自行陷入停滯。眾所周知，中國是個老齡化國家，而且越來越老齡化，積累了巨額債務，國家干預令經濟活動缺乏效率等，這些都歸咎於威權體制。
增長的來源是什麼？增長源自於土地、勞動力、資本和創新。土地方面，中國不願意讓民眾擁有土地私有權，那就意味著他們不會發揮出如擁有土地者所表現出的那種效率。勞動力方面，中國在步入老齡化。資本狀況則是累積的巨額債務將會在未來很多年裡限制，或者沖抵資本回報。至於創新，中國相信上層發號施令就會有創新。但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這樣的論調。創新源於競爭，源於財產權。但中國卻不允許有這些權利。所以在現有的體制下，黨的首要任務是掌控經濟，中國根本就沒有良性發展的理由。唯一能夠讓一些人認為中國能夠良性發展的原因在於，它曾經表現良好。但那是在不同的政府和領導人治下，不同的政策使然。你將會看到，或者已經看到的是，到這個十年末期，不管你怎麼說，或者因為國家統計局是在黨的領導下，你想怎麼說都可以，但實際上將會步入停滯。
問：不久前有關中國統計數據質量的爭議再起。這背後的根本問題在哪裡？
答：我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人相信共產黨說的話。當黨明確表示，當國家統計局也明確地說，我們在黨的領導下，我們要按照黨的話去做。所以有那麼兩方面根本性的問題。比較近期的一個問題是政府發布（信息）的方式。我相信中國增長在放緩，但放緩的速度和程度要比政府發布的更快、更嚴重。政府不喜歡發布驟降這樣的消息，也不願意發布激增的消息。
第二個問題是，民眾的福祉不是由GDP決定的。沒人能消費他們的GDP。沒人能夠擁有他們那份人均GDP。實際上收入的增長才是要點所在。過去許多年收入增長乏善可陳，現在情況看上去比GDP要好。但這也是不可持續的。說不可持續是因為中國的負債太高了。
問：那麼為什麼近幾年收入增長會更快？
答：過去很多年，GDP增長的速度都超出工資的增長。所以，中國可能會報稱百分之11或12的GDP增速（有時候數字是準確的），而工資增幅只有百分之6。這和人口數量無關。中國的人口增速大約百分之2。原因在於經濟活動增多，但是民眾的財富增長卻沒那麼快。
現在我們看到一些再平衡的措施。再平衡措施不算太多，但是有一些，基本上和製造業和固定投資放緩有很大的關係。兩者屬不同門類，但都對再平衡有所貢獻。GDP增幅沒有從前大了，但兩者都不會對收入產生直接影響。所以正如從前那樣，中國對重工業投入了很多資金，但民眾卻沒有受益。如今他們放慢了對重工業的投資，民眾也不會因此而受損。重工業增長放慢會傷害到那些失業的人，不會殃及他人，但會對中國的GDP造成很大的影響。所以和GDP相比，收入增長仍然相當穩健。
問：習近平明確表示要讓國有企業發揮支柱作用。這個論調在你看來是改革，還是倒退？
答：2000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剛剛結束時，我在一篇論文中明確地寫道，中國無意改變其國企部門。當時，我的大多數同僚認為私營部門將會發揮關鍵作用。他們的樣子好像是在發表重要聲明。當然，重要聲明當然是國企仍然維持主導地位。所以我從沒指望國企進行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因為（共產）黨從沒說過他們致力於對國企進行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我的同僚中有不少人寧願信其有，卻拿不出任何事實為佐證。國企改革經歷了許多階段，但那些改革都不具有競爭力。他們試圖讓國企更有效率、較少貪污、更聽黨的話，但卻沒有使它們更具競爭力，沒有迫使他們與私營企業競爭，沒有去除監管保護，以及獲得信貸的特權。
所以，習近平和其他人在談有關國有部門的企業改革，國有部門是有企業改革，但不是市場為導向的改革。他們從一開始就很明確地說，而且所作所為也很明確，就是他們對國有企業進行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沒有興趣。最終，幾年後，中國研究領域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
問：你認為中國當前實際GDP增速是多少？
答：正如我此前所說過的，我不怎麼關心。大家都在誇大GDP增長對改善人民生活有多重要。如果你建一棟樓，然後把它拆了，那麼蓋樓和拆樓，所有的事，都會算到GDP裡，但他們卻等於什麼也沒干。所以，我對GDP的看法，首先是大家別再強調GDP增長有多重要。至於我認為中國當前的實際增速是多少，GDP增速或許在百分之3.5到百分之4.5。數字之所以有這麼大差異是因為政府不告訴我們真實情況，所以你不得不通過間接方式估算GDP。所以，我的意見是，（中國GDP）應該在百分之3以上，但低於百分之5。
問：在你近期所寫的一篇刊登在美國企業研究所網站上的的論文中，你建議不要過度強調人民幣匯率問題，而要關注兩國貿易的真實問題所在。請你談談這方面的觀點。
答：在美國有很多具有保護主義色彩的壓力，中國是頭號目標，同時還有墨西哥。有關中國的指責，部分是它應得的。中國一直是個糟糕的貿易夥伴，我們與中國的摩擦不可避免，因為美國並沒有對中國入世做好應對準備。
我希望看到的是美國的政策應當具有合理性。沒人能拿出證據顯示貨幣和美國就業有實際關係。他們需要編造出兩者有關的理由。而另一方面，我們知道中國偷竊了大量的知識產權。創新或許是美國的主要競爭優勢。我們和中國做貿易，他們卻不許我們發揮競爭優勢，而是維護他們自己的競爭優勢，就是勞動力密集、低成本。所以，這樣的貿易關係讓一些美國人和一些美國政治人物感到不滿是有道理的。
所以說，匯率不是什麼大問題，中國入世才是問題所在。我們現在該做什麼？首先是加強保護美國的知識產權，包括實施貿易制裁。如果把精力集中在貿易逆差和匯率上，傷害的不僅是中國，也將會損及美國和世界其他主要貿易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