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右）幕後操縱中共破壞國共合作。（網路圖片）
接續〈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被掩埋的真相！（上）〉一文
7、共產國際與斯大林幕後操縱中共破壞國共合作
共產國際1922年4月《關於中國共產運動的綱要》曾指令中共「應分兩步去做：第一步是完全傾覆封建主義，促成中國真正獨立；第二步是推翻有產階級的政治，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秘檔新論》，P216）七大這些決議和斯大林指示，否定了先造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以後再進入奪權階段之宣言，意味著國民黨已成被革命對象，應該推翻，中共應該直接奪權了；而且「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暴力奪權。這樣，斯大林就下達了國共實施分裂的動員令！
以此為原則和動力，蘇俄欽差與中共同仁開始公開加速奪權的行動。
8、中共率先兵變，為全面取代國民黨政權預演
作為中共奪取軍權最早的大動作，是吳玉章、楊闇公、朱德、劉伯承、陳毅（奉李大釗派遣）等1926年12月1日在四川瀘、順策動的起義。此舉遠在「四一二事變」之前數月。
在四川開縣劉伯承紀念館裡有官方的介紹文字：「為了策應北伐戰爭，中國共產黨發動了瀘州、順慶起義。……以劉伯承任軍長，創建中共實際領導的革命軍隊。」「瀘順起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獨立掌握革命武裝起義的第一次重要嘗試，它為黨領導軍事工作積累了經驗，它所鍛練的軍事幹部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1月下旬，劉伯承到達瀘州城，對起義軍進行了全面整頓，建立了總指揮部，統轄瀘州軍政財大權，徹底改組舊的衙門，清除反動分子和國民黨右派，加強起義部隊的政治工作，抓緊軍事訓練。」唯不知此處「清除反動分子和國民黨右派」內中有多少血腥，自稱是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者支支吾吾，含糊過關。
中共的建軍節似乎應該定在1926年12月1日才對，比南昌起義早九個月，「紅軍第一路」旗號早已打出來過了！為了使蔣介石背叛革命順理成章，只能叫吳玉章、劉伯承等委曲求全，捨棄了打響起義第一槍的歷史功勛，做一回無名英雄。
9、溫文爾雅的蔡元培視共產黨不共戴天，主持「清黨」密會
1927年3月28日的會議，被稱為「預備會」，5名到會的監察委員中，除古應芬資歷稍淺以外，其餘4人都是民國元老：即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根據會議的原始記錄：吳稚暉首先發言，稱中共謀反，應行糾察，開展「護黨救國運動」，蔡元培作為主席，不僅不制止，反而立表贊成，提出把共產黨人從國民黨中清除出去的建議，與國民黨極右份子——西山會議派的反共言論同出一轍。
4月2日，正式開會，監察委員增加了陳果夫、李宗仁、黃紹竑三人。吳稚暉提交查辦共黨的呈文之後，蔡元培隨即向大家出示兩份材料作為證據，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來「陰謀破壞國民黨」的種種決議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黨」、「煽惑民眾」、「擾亂後方」、「搗毀米鋪」、「壓迫工人」等若干條罪狀。經過他同意，會上還審定了既有毛澤東、周恩來、陳獨秀等中共領袖，也有柳亞子、徐謙、鄧演達等國民黨左派人士的黑名單，將近兩百人，與會者一致決定：咨請中央執行委員會立即採取緊急措施，將這些首要危險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機關，分別看管，制止活動」。
此後，在蔡元培的主持下，這一部分監察委員又開了4次「清黨」密會。
10、武漢工潮風起雲湧
1926年9月6日當北伐軍攻佔武漢之後，中共基本掌控了此地的工人運動。第三國際勞合組織及中共建立武漢總工會，宣布：「假如政府與軍隊不保障人民之利益與自由，則吾人殊無贊助之道。吾人之要求，乃自由與利益之保障，誰能為吾人保障者，吾人即予以贊助，初不問其旗幟與名義若何，吾人今贊助國民政府及其軍隊者，即本此旨。」（《史事紀要》1926.8～12月，P1077）此項宣言實際上已經屬於無政府宣言，所謂國民政府乃至軍隊勢必都要看總工會臉色行事，否則總工會有權自行其是。
中華全國總工會於11月設武漢辦事處，主任李立三，秘書長劉少奇，宣傳部長項英。管轄範圍湘、鄂、贛、皖、川、豫六省。工會成立時即設糾察隊三千人，唯總工會之命是從。而國民革命軍皆轉戰贛、豫戰場，總工會即已控制了武漢局面，國民政府也得讓它三分，斯大林要使武漢成為「中國的莫斯科」之初衷得以實現。
國際共產代表鮑威爾描述了那時武漢「羅馬狂歡」狀況：「成千上萬在礦場、工廠和加工廠的僱傭工人，紛紛停止工作，在激進份子的領導下，不分白天黑夜地上街演講、宣傳和遊行示威。」這種盛大的狂熱必然會引發衝突：3月10日，中共控制的湖北省黨部在漢口召開大會，與會的省總工會糾察隊呼喊「打倒蔣介石」的口號，引發與會的軍校學生憤慨，導致鬥毆。可見，在蘇俄的操縱之下，反蔣已經公開化。同日，福州中共黨員馬式才等繼續組織示威活動，打出「共產黨是世界革命的先鋒隊」口號，導致親國民黨的總工會及農協反示威，雙方發生鬥毆，福州衛戍司令部宣布戒嚴始得平息。
鮑威爾繼續描述道：由於頻繁的罷工運動，「武漢地區的工業被迫倒閉……」經濟最繁榮的中國中部大城市武漢，市景蕭條，經濟停頓。
11、上海組織工人糾察隊武裝，大搞紅色恐怖，籌劃第三次武裝起義
爆發於1926年10月和次年2月的前兩次「工人起義」，均為國共合作對付北洋軍閥。北洋勢力退出上海後，羅亦農、趙士炎主持的中共上海區委在其宣傳大綱裡說：「上海革命的時機完全到了。」「但上次大罷工還只是舉行一次示威，現在時機到了，我們應急速準備武裝大暴動，奪取武裝自衛，殺反動派，為死者報仇，為工人爭自由。」（《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P257）就是說，前兩次起義，只是罷工示威而已，而第三次起義是武裝奪取政權。
中共掌控的工人糾察隊經過整編，成立14個大隊共2700人，擁有機槍20多挺、步槍4000餘枝。
羅亦農在「關於政治與本黨工作方針的報告」裡說：「在工人區域，自從區委決定舉行紅色恐怖以來，已有很大的效驗，打死了不少工賊，工人氣焰很高，現在要把此種紅色恐怖的範圍擴大，凡是反革命分子，如右派領袖、買辦商人、學生走狗等都要盡量的打擊。因為現在是革命的高潮時期，民眾都有此要求。舉行紅色恐怖以為革命的保障，是很需要的。同時我們要用恐嚇的手段，使許多反革命分子不敢居留在上海，這就叫做精神的紅色恐怖。」（同上P329）
這是有組織的紅色恐怖。還有無組織紅色恐怖：工人糾察隊本來就魚龍混雜，不少流氓無產者混跡其中。如今上海局勢動盪，他們能安分守己？各種刑事案件頻頻發生。不獨上海，南方許多城市的工人糾察隊都在進行紅色恐怖，衝擊國民黨機關，打死國民黨人。
12、雙方都在磨刀霍霍，4月12日這一天終於開槍了！
大陸教科書說：「當遊行隊伍走到寶山路時，蔣介石令反動軍隊用機槍掃射手無寸鐵的工人群眾。」
人們至今仍無找到蔣介石下命令的證據。4月12日究竟發生了什麼？現場到底是誰先動的手？我們還是看歷史檔案：
一、《國聞週報》第4卷第13期的《4月8日～14日一週國內外大事述評》記載：
「下午一時，閘北工人二千餘結隊遊行，軍隊制止不服，（工人）手執鐵棍、炸彈，其勢洶洶，旋衝入舊俄教堂內，師司令部屋內現炸彈聲，軍隊始開槍，被擊斃十餘，工人均扯蘇俄紅色國旗，糾察隊被捕者百餘人，中有六十餘係舊魯軍兵士，因抄出舊符號……被拘工人供全係因僱傭受迫攻軍，並非本意，與逃入民居者語全同。中以苦工為多，有知識工人預先早已規避。」
二、刊載在4月14日《時事新報》上的《上海總工會糾察隊繳械後之慘劇》一文稱：
「昨日下午一時許，總工會召集工人五百餘人遊行示威，在香山路會所排隊出發，行經止園路、中興路、中華新路、鴻興路、香山路。當由寶興路轉入寶山路時，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司令部聞訊，深恐人數太多，於通過時發生意外，即令所屬集中部內，聽候調動，一面在各區佈置步哨，以資彈壓。
及至下午二時零五分，工人方面，漸向第二師司令部接近。同時狂喊各種口號，愈喊愈烈。衛兵方面，以工人等似有包圍司令部行動，即向工人等警告，謂此處係第二師司令部，爾等須避嫌疑，齊從對面路旁過去，否則干涉未便。工人等聞語，當有一形似領袖者出答，謂我等可服從，但全體恐未必皆服從云云。衛兵等見情勢緊迫，即將司令部大門緊護，阻其衝來。該首領者見不能進，突然掉首大呼『往前衝』。語甫出，即有糾察工人一百餘人，齊在後方抽出手槍，向司令部門前開放。在前工人等，亦均抽出鐵棒木棍，施行毆擊，衛兵隊猝不及防，當時被擊斃—人，彈傷四人，毆傷二十餘人。
第二師長斯烈聞訊，以來勢甚是洶湧，無從勸解，為自衛之計，乃下令還擊，一時槍聲大作，子彈橫飛。沿寶山路一帶之商店見狀，紛紛收拾閉門。各處居民，咸驚惶失措，不知所適。車輛行人．頓時絕跡。十五分鐘後，槍聲益密，間以炮聲，蓋軍隊方面，已由司令部大門衝出，向工人隊伍中射擊。時工人方面，已死二十餘人，抵抗力漸覺不支，遂紛紛向後方退走。軍隊方面，亦漸向前進逼，當工人等退至寶通路一區黨部門前，突又開槍反攻，經軍隊方面，用機關鎗掃射二次，工人殘隊，始竄奔四散，分頭逃逸，一場慘劇，予此始告停歇。綜計是役，計激戰三十分鐘，軍隊方面死二人，傷三十餘人；工人方面，死三十餘人，傷四十餘人，被拘八十餘人；路人被流彈致死者有某水果攤販及一皮匠，均中要害而死，負傷者亦有十餘人。」
三、第二師參謀長祝紹周的回憶：
「匪黨在青雲路舉行集會大會，數雖有一萬餘人，但以長槍被繳，為禍不烈，故其先頭匪徒眾行經寶山路向本部直衝時，能為本部守衛所阻，惟其人眾勢大，蓄意謀亂，多持鐵棒亂毆，中間尚雜有不少手槍，我衛兵遂有死一傷數，在此不得已情形下，衛兵始鳴槍自衛，當場傷斃百餘人，餘均作鳥獸散。經派隊圍截，捕得七百餘人，身均藏有直魯軍符號，查係潰散軍閥餘部，為匪黨以金錢收買，充作擾亂地方秩序危害黨國人民者，何來真正之工人？」
四、《杜月笙傳》的相關記載：
當時，第二十六軍軍長和第二師師長都不在閘北，天主堂司令部，由祝紹周將軍負責指揮，遊行隊伍快過來之時，特務營長請示如何處置，祝紹周斷然的回答說：
「請他們改道！」
「萬一他們不肯呢？」
祝紹周斬釘截鐵的說：
「槍在你們手上！」
全體官兵嚴密防範，衝要地帶架設機關槍，天主堂每一扇門，每一個窗口，最低限度佈置一名槍兵。移時，共黨暴徒果然發動了凌厲攻勢，人潮開始向天主堂猛衝。司令部第一線的指揮人員，恐怕共產黨徒逼得太近，路窄人多，雙方開火，秩序一亂，可能造成重大的死傷，因而先開一排朝天槍，加以警告，表示軍方有堅守的決心。然而這邊的排槍轟出了一蓬蓬的白煙，共產黨的前鋒卻立刻拔槍還擊，一排排子彈射得石迸瓦飛，顯見他們擁有槍枝不少。守軍迫於自衛，只好還手，移轉槍口開始平射，置身最前的群眾當即紛紛臥倒，指揮官更加不敢疏忽大意，因為他一看對方的動作，便曉得他們不但不是烏合之眾，而且必定受過軍事訓練。
激烈的槍戰又展開，由於第二師據險而守，機關鎗在咯咯的響，往後擁來的群眾聽到了密集的槍聲，四散奔逃，共產黨人高聲叱叫，竭力堵截，但他們自己反而被急於逃命的人潮衝倒，直到後面徒手和持刀斧棍棒的群眾逃得一乾二淨，前面的人雖然死傷狼藉，卻仍懵然無知的還在猛烈攻擊。這時候天主堂的窗口伸出喇叭喊話：「後面的人都跑光了，你們還不快點繳槍投降？」臥地射擊的暴徒這才發現上了大當，於是有人高聲喊叫：「不打了，咱們走！」
官兵們一聽講的是山東話，當時便極感詫異，衝出去活捉九十多名暴徒，原來他們是張宗昌部下的直魯軍，近來流落在上海，共產黨誘之以利，許他們當帶兵官，或者送盤纏、買船票送他們回老家，他們這才跑來充敢死隊，打先鋒。
以上4種說法，除了在對方人數等細節上有出入以外，皆異口同聲，即：遊行隊伍並非都是工人群眾，混雜有收編的原北洋士兵；遊行隊伍並非赤手空拳，至少有手槍、鐵棍。事件發生時，第二十六軍軍長及國民革命軍駐滬司令白崇禧都不知情，更別談蔣介石下命令了。
13、四一二事變，蔣介石沒下命令，這場事變究竟有多血腥？
綜合以上說法，國民黨軍隊開槍，根本不是得到坐鎮南京的蔣介石下的命令，而是駐滬守軍情急之下的報復性自衛。其後幾天，逮捕殺害共產黨人、工人骨幹，以及普通勞眾，主要是杜月笙為首的幫會出面幹的。
蔣介石抓住了這個時機，趁機在他控制的勢力範圍裡清黨。鞏固了他的地位，挽救了後來稱為中央系的國民黨及國民革命軍（國軍）。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的死亡情況如何？楊天石教授主編的《中華民國史》第二編第五卷介紹的數據如下：據上海總工會報告：「當天收擊斃者在百人以上，傷者更不計其數。」據《時報》報導：「連行人死傷者約20餘名。」據聯合調查社報告：「工人死三十人，工人及民眾受傷者五十六人，士兵死十二人，受傷五人（含浦東地區）。」而1953年編撰出版的《上海工人運動歷史資料》第4輯《四一二事變的前前後後》則含糊稱「數百人」獻出生命。遠不及老毛「反AB團」殺掉的紅軍將士之幾十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