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辛莊鄉政府大門。（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2000年3月3日中午，我第二次來到大辛莊。
大辛莊是個很大的村子，根據當年成立的生產合作社，劃分成四個大隊，分別是黎明、紅升、昕生、中心，名稱也是延續合作社的名稱。四個大隊的村民住房已經連成一片，沒有明顯的界限。
我要採訪的人叫李福榮，住在紅升大隊，緊挨著黎明大隊。老李今年70歲，49年以後就當隊幹部，四清時罷掉了他大隊書記職務，73年才給予恢復，80年辭去書記職務。
這天是個混沌天氣，可吸入顆粒物的污染指數是500，空氣品質5級，污染程度非常嚴重。
走進大辛莊的主要街道，儼然一個繁華的小鎮——鄉政府、醫院、學校的大樓十分醒目，幾個商店花花綠綠，路兩旁一個挨一個的攤商。儘管類似的小街經常遇到，但是我走在這裡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感覺——假如現在是33年前的那天，這該是一條多麼恐怖的街道，人們還會是現在的這種表情嗎？
老李雖然70歲了，卻很健談，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訴我，在8月31日那天，僅僅大辛莊這四個大隊，就被殺了106口人，最老的八十多歲，最小的是不會走路的嬰兒。
四個大隊之中，黎明殺了六十餘人，人數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餘人；紅升行動慢一些，只殺死兩個人，其餘尚未來得及屠殺。
9月1日上午，大興縣付縣長劉英武、付華忠來到大辛莊制止屠殺，這四個大隊的屠殺活動停止了。但是力主屠殺的公社主任高福興、公社團委書記胡德福二人不向各大隊傳達縣委的指示，附近的楊各莊、東黃垡兩個大隊在9月１日還在殺，這兩個大隊共殺了二十多人。
從大興縣十幾個公社幾乎同時進行了屠殺活動來看，這是一場有人組織的行動，組織者是縣或縣以上的領導人物；從縣委派人制止殺人來看，起碼組織者不是縣委或縣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勢來看，說話比縣委更硬氣的是「公安」和剛剛奪了權的「文革領導小組」（或叫別的名字）。從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點（天堂河勞教農場）來看，屠殺指示從公安系統發出來的可能性最大，這與謝富治的講話也正好吻合。
縣委出面制止屠殺，並不是縣委有多大權力，當時各級黨委已經處於「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顧尚且不暇，誰有那麼大的膽子敢去阻礙過左的「革命行動」？據傳聞，此事驚動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了話，命令停止屠殺。作為執政者來說，自己的「太子」、「衙內」們殺些人，他們是容忍的，農村的平頭百姓們也肆無忌憚地殺人，他們還不好接受——萬一引起動亂怎麼辦？起碼國際影響也不好吧，尤其事情發生在北京。9月5日，兩報一刊發表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的社論。
這篇社論對於制止濫殺無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因為執掌生殺大權的人物，是毛澤東、林彪讚揚的紅衛兵；受害的一方，是毛澤東劃定的階級敵人及其後代。況且這種壓迫、敵視行為，從49年以來就建立了，59、61年又兩次得以提升，以至喊出「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口號，社會上已經形成了一個低人一等的「賤民」階級。「老紅衛兵」從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觀事實，都是「一個『階級』應該壓迫另一個『階級』」這一套，他們認為迫害以至處死「階級敵人」及其後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所以，9月1日以後，雖然大興縣的集體屠殺活動停止了，但各種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在繼續之中。
就在大興屠殺之後，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林彪在大會上還宣布：「紅衛兵戰士們，……你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支持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你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中取得了光輝的戰果。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在這種情況下，大興屠殺根本不可能被制止。
像北京城裡的「老紅衛兵」一樣，大辛莊的打手們殺人的手段也非常殘忍。
從殺人最多的黎明大隊，可略知殺人的過程。他們先把年輕的「黑五類」殺掉，做得盡量隱秘，防止引起暴動。然後是無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後是不懂事的小孩兒。嬰兒往往是被劈成兩半。有些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裡，打手們到各家搜，見到小孩就扔到門口的馬車上，多數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邊的葦塘裡，後來人們管那裡叫「萬人坑」。有的小孩沒被摔死，從「萬人坑」裡還想往外爬，打手們上去就是一鐵鍬，再把他打回去。見了女人，還要扒光了衣服。
殺人的藉口也與欄杆市相似——策劃人煞有介事地說，馬村的「階級敵人」舉行了暴動，殺了貧下中農，所以「我們」也要把「他們」殺光。五、六十里外的馬村到底什麼情況誰也不知道，全是聽高、胡二人的傳達和煽動。
馬村是北臧公社的一個大隊，從8月24日就開始殺人，到9月1日已經殺了34人，還關押著108人準備逐漸殺掉。
高、胡二人召開完「動員會」，已是深夜，會上決定各大隊當夜必須動手，拒絕執行或把消息透露給「階級敵人」的，按「反革命」論處。
高、胡在公社大院坐鎮，派出幹部到各大隊查看執行情況。對於參加會議的各大隊幹部來說，儘管氣氛恐怖、壓力極大，但是多數人還是不敢輕易殺人。老李告訴我，公社南面8里遠，有個西梁各莊大隊，那裡的隊幹部在散會以後，認為這種命令有些離奇，竟連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訪，詢問此舉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該大隊幾十口「黑五類」的性命。因為當年上訪的大隊書記王世榮還活著，我決定去採訪他。
臨走，我提出想看看中心大隊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隊的「萬人坑」，老李說，現在什麼也看不到了——井口都被剷平了，已經圈進了人家的宅院；當年的葦塘是低窪地，現在已經被推土機填成了平地，看不出葦塘的痕跡了。
我感慨地說，看見街上熱鬧的樣子，想不出來當年是什麼樣。
老李說：「打人以後的好幾年，街上都是冷冷清清，一過傍晚，沒人敢在街上走。後來才恢復了熱鬧。」從老李那裡知道，極少數凶手在苦主努力追究下，行凶幾年後受到如下處理：
高福興、胡德福分別被判8年徒刑（另一種說法是判14年，在「幹校」的6年抵刑期，而且還得到了提前釋放，至今還享受著退休待遇）；黎明大隊書記楊萬傑被判8年徒刑，服刑時在獄中自殺；黎明大隊貧協主席楊景雲被判8年徒刑，出獄後兩、三年病死；東黃垡大隊「文革主任」被判監外執行（時間不詳）。
我所採訪的人，沒有不說對他們的處理真是太輕了。
但是，他們沒有「老紅衛兵」那樣的好運，因為他們沒有那樣的出身——血統論主宰著一切！
趁天色還不晚，我又到了西梁各莊王世榮家。77歲的王老漢患了腦血栓，已經很難用語言表達了。提起當年的事，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說了起來，還說到東梁各莊活埋了一個人，正想再往下說，語言障礙更加明顯，急得他煩躁不安，談話只好中斷。
從他和老伴兒那裡得知，當年去公社開會、去市裡上訪的有三個人，如今兩個已經去世，唯一存活的他又是這種狀況——珍貴的史料就是這樣遺失了。
幸虧經村裡一位老人的建議，我找到了當年也是村幹部的劉尚彬家，他雖然沒參加公社的動員會，但是主張並參加了到北京市裡的上訪。
老劉今年61歲，「文革」那年他27，在大隊幹部裡，還算比較年輕的。
據他說，66年8月30日，他們大隊組織貧下中農到北京大學參觀，下午回到公社，剛一下車，有人就通知大隊幹部留下開會。王世榮等三人留在公社，老劉帶著社員回家。
這個會，就是要各大隊屠殺「五類分子」的動員會。會議整整開了一宿，天快亮的時候，幹部們才回到各隊。會上說，北邊有股潮流——「階級敵人」要殺貧下中農，所以貧下中農要先下手，從8月31日開始，殺光「五類分子」。
西梁各莊大隊的幹部們研究，知道自己並沒有處死他人的權力，認為公社的這種決定有點反常。他們採取的辦法是，到市裡諮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級是不是也號召殺死「階級敵人」。
他們先到了國務院，沒有人來接見。又到國務院設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裡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們，起碼七天以後問題才可能解決。他們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受到了李（女）、王二人的接待，而且表揚了他們的舉動；這兩個人還說，他們只知道馬村正在殺人，還不知道大辛莊也開始殺人了。他們表示這麼殺人不對，一定會向大興縣過問此事。
老劉說，他們從北京回來，認為得到了明確的指示，肯定自己做對了，於是召集「黑五類」們開會，傳達「十六條」精神（其中有一條是「要文鬥，不要武鬥」），讓他們安心。這些「黑五類」們，頭髮都被剪得亂七八糟，又受到了幾天的驚嚇，一個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得知自己和家人不會被無緣無故地殺害了，感動得不得了，一個勁地表示，今後一定好好幹活，領導讓幹什麼就幹什麼。
9月1日以後，縣長付華忠和軍代表劉英武，到大辛莊公社給大隊以上幹部開會，傳達上級禁止屠殺的指示，幾個殺了人的大隊還很不服氣，堅持認為他們做得對。他們甚至對沒執行殺人命令的大隊幹部懷有敵意，指責不殺人的幹部向「階級敵人」妥協，而且還強調，即使錯了也是執行公社的命令。
68至69年間，老劉在大興縣的鵝房幹校，見到高福興、胡德福在那裡下放勞動。70至71年，要求處理他們的呼聲太大，才給他倆和幾個大隊幹部判了刑。據說在判刑前，高福興被安排在禮賢公社當幹部。86年，對他倆又進行了重新處理，這次似乎減輕了他們的個人責任，強調了當時的環境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