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酷刑超出人們的想像。（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不忍卒睹！文化大革命的酷刑超出人們的想像，不禁要問：人類罪惡的底線究竟在哪裡？能做出這種殘酷行為的人，還能叫做「人」嗎？
（一）王毅《「文化大革命」野蠻性和殘酷性的文化根源》1966年8月26日，大興縣公安局召開局務會議，傳達了謝富治在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從此鬥打、亂殺事件日益嚴重，由開始時鬥打個別「表現不好」的「四類分子」發展到鬥打一般的「四類分子」；由一個大隊消滅一兩個、兩三個「尖子」，發展到一個大隊一下子打死十來個甚至幾十個；由開始打殺「四類分子」本人，發展到亂殺家屬子女和有一般問題的人，最後發展到全家被殺絕。
自8月27日至9月1日，該縣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共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有22戶被殺絕。又如在「文革」中，廣西許多地方流行在光大化日之下臠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後煮熟分食的最野蠻暴行。僅在廣西武宣縣被吃者就達一百幾十人。其中被吃肉後砍頭的一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連腳底板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
在武宣縣武宣中學，甚至出現了大批學生批鬥完老師、校長之後，在校園內就地架起簡易爐灶，將他們剖腹臠割、煮熟分食的慘劇。吳樹芳老師在批鬥中被打死後，肝被烘烤藥用。（文見《北京文學》1998年9期）。
（二）劉燁園《托咐》。1967年10月，某大隊兩天內集體坑殺76人；同年11月，某縣民兵槍殺69人；1968年7月，某軍分區調動八縣兩礦一廠一郊武裝人員進攻某群眾組織，打死146人；同月，某縣以「群眾專政」為名殺死3681人，使176戶全家滅絕，佔全縣「文革」中死亡人數93％；同年8月，軍隊和某群眾組織攻打另一群眾組織，據不完全統計，僅此一戰打死1342人，俘虜8945人。走到某照相館門口，仍不解恨，光天化日之下，又隨意槍殺其中26人；還是這個月，軍隊聯合十縣及多家兵工廠的武裝人員，一次圍剿某縣群眾組織就抓捕一萬餘人（當時全縣人口十萬人左右），槍殺1016人……；全縣86個大隊81個殺了人……此類事件，不堪枚舉！
我曾略做統計，成批殺人之事，各縣市皆有。幾十年後平反，證明幾萬冤魂全係無辜被害！而殺人手段之殘忍，諸如挖肝取心、活割生殖器官烹食之類，若非官方檔所載，當事人供認不諱，即使我等親見其地殺戮之烈者，亦難信之。而這還僅為我當年所生活的一個省的現實（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之一角），僅為乾瘦的歷史線條。最有思考價值的活生生的場景，其深處不知要複雜多少萬倍，但恐怕是再也難以復原了。
（三）胡平《中國的眸子》及摩羅《自由的歌謠》。在1968年「三查」運動中，江西瑞金縣的一個公社將預先選定的「三查」對象集中起來，要他們去山上挖樹洞。橫多少米寬多少米均有嚴格要求。可樹洞不挨在一起，疏疏朗朗，以至誰也看不見誰。挖好洞後，便向看押者報告。未等講完，報告者便被一頓鐵鋤砸死，推進洞裡埋掉了事。事後，公社「三查」領導小組負責人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敵人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們活學活用了，階級敵人也得給自己準備墳墓。」頃刻間此縣殺人達三百多名。
此間相鄰的興國縣也不落後。革命幹部奮勇殺人達二百七十餘名。其中十幾個人死得特別可悲可歎。某公社抓來十幾位階級敵人，他們分別是五類分子的子女，反革命組織的司令、副司令、參謀長、組織部長等。不難想見，所有這些職務決不是他們自己任命的，而是革命於部出於鎮壓階級敵人的需要予以任命的。這十幾個人被結結實實地捆在公社大院的樹上，準備殺掉。這時縣裡來人通知說，必須停止隨意殺人的風氣。公社的小人物正準備給這些階級敵人鬆綁，公社三查領導小組負責人此時端杯茶水，慢悠悠地從屋裡蕩出來，環視了一下現場，又慢悠悠地說：「既然綁來了，放也麻煩。反正明天就不殺了，今天還是殺了吧。」這十幾條人命就這樣斷送了。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之中，正是在這樣的精神背景之下，出現了李九蓮、鐘海源、黎蓮、遇羅克、張志新、林昭等等許多政治「犯」的悲劇。江西籍的女政治「犯」李九蓮極刑後曝屍荒野，被精神病人割去乳房和陰部。她的同案殉難者鐘海源的遭遇更為令人髮指。為了滿足當時一位高級軍官的兒子的植腎需要（讓他多活二十天或一週），當局決定給鐘海源進行活體取腎。押赴刑場前當局給鐘海源注射了三劑特種藥劑，「可那針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屬的，又粗又長，像是獸醫給體碩皮厚的牛馬使的。……那軍人過來了，掀起鐘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兩側各打了一針。又要我讓了讓，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針。這一針就是隔著幾層褲子戳進去的。……雖然我穿的是一件棉衣，可還是明顯感到她因為全身揪痛而發出的劇烈顫抖。當最後一針戳進去時，猝然之中我甚至聽見了她體內的某種異響……」為了製造執刑已畢的假象，當局需要對她開槍，但又不能打死。於是就對非關鍵部位（不是左胸而是右胸）開了一槍，以便及時取出活腎。「砰」的一響，我看到她恍如被電擊中似的彈跳了一下，可未等塵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一片白大褂給淹沒了。撲上來的是三、四個軍醫。解下鐘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車篷裡送。……車篷架子上吊著一個簡易的手術台；……它是U形的，血水順著兩頭瀉成了鮮亮的雨幕，刑場上瀰漫開一股濃濃的血腥氣。……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滿了車底板，還嘀滴答答地濺落在地上……也許車廂裡滑得實在難以移步，一位五六十歲的老軍醫，拿起一個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幾下，又嘩嘩地擠進一個紅色的塑膠桶裡。約盛了半桶，他跳下車，拎起它走到池塘邊，將血水倒進了塘裡，不一會，整口塘全染紅了……車篷裡的「手術」終於完了……屍體丟在地上，剛好臉朝天，半邊臉沒有了，另半邊也只有一堆模糊血肉之中的白森森骨頭……
（四）金石開《歷史的代價──文革死亡檔案》中《黎蓮》一文，中國大地出版社1993年版、摩羅《自由的歌謠》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跟李九蓮一樣，她也是一個中學生。
她的青春像李九蓮一樣美麗，她的名字跟李九蓮的一樣賦於詩意。她叫黎蓮。她的故事和遭遇跟李九蓮（一案）竟然如此相似，以致於時隔二十多年，人們一直分不清她們誰是誰。我多次看到人們匆匆地在文字中夾雜著這樣一個名字──黎九蓮，這十有八九是把這兩位都被自己的男友出賣然後又都被無辜殺害的年輕女性混為一個人了。
她們的主要區別在於，黎蓮早在1970年就被處決，那一年她才18歲，還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小丫頭。如果還要找出什麼區別來，那就是18歲的中學生黎蓮所遭遇到的行刑方式更加慘無人道。「那是一個黑雲低垂、大雨滂論的日子。為了避免劫刑場的可能性，黎蓮被秘密拖去另一個城市執刑。囚車快到這個城市時。一輛救護車跟了上來。剛貼近，兩輛車都停了。兩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護車，匆匆爬上了囚車。囚車裡，四個人高馬大的武裝警察一下將黎蓮扳轉身，臉和身子緊貼車壁上。衣背往上一擼，來不及使用麻醉藥，一把鋒光閃閃的手術刀就在她的右腰處劃開了一個巴掌大的口子。……沒幾下，一個滴著殷紅鮮血的腎，潑剌剌地落在潔白的瓷盤上。……猶如那是一個灶眼，匆匆地往裡面塞進一些藥棉、紗布。同樣來不及縫合，也沒有想到要給一個十幾分鐘後就得跌撲在黃土泥漿上的犯人作縫合。……那血如汩汩的小溪無聲地從紗布、藥棉裡滲透出來，從她的上衣裡滲透出來，染紅了囚車的甲板……」而在一家醫院的手術室裡，一個奄奄一息的「革命幹部」正在等著種植這顆從血泊中掠奪來的腎。
（五）李相《五人死於紅衛兵之手──北京大紅羅廠南巷20號駭人一幕》，文見《南方週末》2000年3月31日第10版。33年前，居住在北京大紅羅廠南巷20號的黃煒班一家五口死於紅衛兵的木棍，幾乎滅門，至今不知魂歸何處。
起因是租住黃家房屋的姜某，懷疑黃家「轉移財產」，於是報告了片警羅某，羅某即通知他在38中就讀的弟弟，帶紅衛兵血洗了黃家。……這一天（1966年8月28日），在羅某帶領下紅衛兵繼續抄家。黃瑞五（黃煒班弟弟）把衣櫃鑰匙交給了他們。他們搜出了幾粒子彈殼。這子彈殼是黃瑞五小時侯隨父母在開灤煤礦居住時撿到的。……紅衛兵命令黃瑞五交代子彈的來歷，他如實說明。紅衛兵哪裡信他的「謊言」，首先對其進行抽打，血腥由此開始。抽打解決不了問題，紅衛兵就轉移物件，叫出了隨黃家生活12年，當時三十幾歲的獨身男傭。男傭出身不好……紅衛兵的邏輯是，出身不好，就是「逃亡地主」，是「逃亡地主」，就要變天；現在又搜出了子彈，有子彈就必然有槍……無情的皮帶、棍棒雨點般落在他的身上。……打完了兩個男人，紅衛兵給這三個女人扣上了「窩藏逃亡地主」的罪名……他們命令黃煒班打自己的母親陳玉潤。
黃煒班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悲憤，她突然喊：「不要打人！」一句話激怒了紅衛兵：「不打你媽，我們就打你！」他們一邊罵一邊抽打黃煒班。8月正是北京最熱的時節。黃家人在烈日下慘遭紅衛兵毒打，衣服打飛了，幾個人血肉模糊地躺在院子中央……當天，黃煒班、黃瑞五、男傭相繼停止了呼吸。兩天以後，黃母陳玉潤死去……幾天以後，80歲的李秀蓉（陳玉潤母）也死去。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每次我看到這樣的文字，都抑制不住內心的顫抖，即使現在，我在江南鬱熱的天氣裡，獨坐桌前，掃瞄和校對這些引文時，仍然感到一陣陣陰冷掠過脊背。我實在無話可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