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7年5月2日訊】上海學者朱學勤寫道：「50年後檢討文革，不難發現一‘異象'——群眾性‘造反'一開始都要求‘被造反者'承認其正當，遭拒絕，方有遊行、絕食、乃至臥軌，最後列隊進京，請求‘聖旨恩准'。如此‘造反'，與漢語本義相去甚遠，確實‘史無前例'。或如毛澤東所問：‘造反派，真的反了嗎？'」
在文革中，「造反」是一個關鍵詞，也是一個流行詞。誠如朱學勤所說，在文革中，「造反」一詞的含義確實和它的本義相去甚遠。然而在當時，有那麼多人起勁地用「造反」這個詞，想必也有他們的道理。
在文革中，「造反」一詞最早出現在清華附中紅衛兵6月24日（1966年）貼出的大字報《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據說本來的題目是《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後來改成《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早在6月5日，清華附中紅衛兵在《人民日報》國際時評《漢弗萊的哀嘆》一文中，無意中發現了一段從未見過的黑體字（那意味著是毛澤東語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干社會主義。」一查，這段話出自毛澤東在延安慶祝斯大林60誕辰大會上的講話。紅衛兵大喜過望，於是在「造反」二字上作文章，寫成了《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張貼在校園最醒目的地方。為了捉弄當時派駐校園的工作組，他們故意不引用全句，也不註明這話是出自毛澤東。工作組果然上鉤，立刻發動攻擊：造反？造什麼反？造誰的反？社會主義時期還造反？太反動了，不是反革命是什麼？十天後，紅衛兵貼出第二張大字報《再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在文章的一開頭，工工整整地抄錄了毛澤東那段語錄。工作組一看頓時呆住了：毛主席的話如何反得？二十天後，清華附中紅衛兵又寫下《三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然後，他們把這三篇文章託人送交毛澤東。8月1日，毛澤東親自回信，信中說：「你們在６月24日和７月４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份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隨即把清華附中紅衛兵的這三篇大字報全文刊出，於是，「造反」一詞便風靡全國。
為什麼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對「造反」這個詞那麼感興趣呢？因為他們覺得，「造反」這個詞比過去一向用的「革命」一詞還更能表達他們現在做的事情。「造反」一詞的本義是以下犯上，犯上作亂，是對現行政治秩序和政治權威的否定和破壞。其實，「革命」一詞本來也是指對現行制度的反叛、否定與改變，只是經過共產黨多年的誤用濫用，「革命」的含義在一般人心目中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在許多語境下，「革命」非但沒有反叛否定之意，簡直成了反叛否定的反義詞：「聽黨的話」就是革命，越聽話就越革命－－這不是和「革命」一詞的本義正好相反嗎？因此，以「造反」取代「革命」或補充「革命」，至少是突出了反叛與否定的意味。
在清華附中紅衛兵看來，他們的行為就是「犯上作亂」：他們反對校領導，反對工作組，這不是「以下犯上」嗎？他們立志要搞垮現行的統治學校的修正主義路線及其秩序，這不是「作亂」嗎？所以他們把自己的行為稱為「造反」。在那時，校領導和工作組也認為紅衛兵的言行是反動的，是反黨，是反革命，換言之，校領導和工作組也認為紅衛兵是在造反。紅衛兵第一張論造反精神的大字報一出，工作組就洋洋得意地說：「這下子紅衛兵的反動面目暴露了！」由此可見，當時的人們用「造反」這個詞，確實有他們的道理。
然而，文革中的造反無疑又是一種非常特殊、非常奇怪的造反。按照紅衛兵的解釋：「今天我們講造反，是指在黨中央毛主席領導下，造資產階級的反，造修正主義的反。」紅衛兵的造反，是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堅決貫徹最高指示，因此後來有人把這種造反稱為「奉旨造反」。「奉旨造反」一語很傳神，但似乎又自相矛盾。「造反」是以下犯上，「奉旨」卻是以上制下，兩者如何能結為一體呢？
是造反必無旨意，是奉旨則非造反。然而在文革中，卻好像實現了這種矛盾的結合。
原來，情況是這樣的：毛澤東發出了造反的聖旨，下面的群眾積極響應。這是「奉旨」。但聖旨本身是抽象的、籠統的，它並沒有明確地、具體地告訴人們誰該反什麼該反、誰不該反什麼不該反；下面的群眾在造反時必須根據自己的判斷來進行。這就是說，群眾在每一次具體的造反行動即「犯上」行動中又是沒有聖旨的，因而它確乎又像是「造反」。
一方面，我們被教導說，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反對黨的領導就是反革命；另一方面，我們又被教導說，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該無條件服從，而應該堅決反對。這樣，當我反對某一個具體的黨組織領導人（例如校長或工作組組長或省委書記市委書記）時，我就處在一種很不安全的境地：如果這個領導被裁定為錯誤的領導，那麼我的行為就是了不起的革命行為；如果這個領導被裁定為正確的領導即代表黨的領導，我的行為就成了反革命。那麼，誰是權威的裁決者呢？當然，是毛主席，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接下來，也可以是上級領導，也就是比你反對的那個領導更高的領導；最後，也可以是你反對的那個領導自己。
這就是為什麼在造反運動初期，造反者總是要急切地要求他們造反的對象承認他們是革命行動，如果對方不承認，他們就要「上訪」，找更高的領導乃至找中央，因為他們有強烈的不安全感。他們知道，如果他們的行動得不到權威的承認，他們就會被打成「反動」、「反革命」；而一旦得到權威的承認，那就是決定性的勝利。
記得當年造反派開大會呼口號，有幾條口號是專門針對保守派群眾的，其中一條是「受矇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這條口號的政策性很強，很正規，很正統，因而很流行；但正因為如此，有些人便覺得它太溫和，不來勁，不過癮，因此，他們又發明瞭幾條更激烈、更凶猛的口號，例如「保皇有罪，罪該萬死」——這分明是否認保守派「受矇蔽無罪」；不過有趣的是，許多人常常是兩條口號一起呼，一點不覺得自相矛盾。其實，他們有他們的道理，口號就是口號，要緊的是能打動人心，用不著邏輯嚴謹。當然，他們對這番道理多半並沒有自覺的領悟。他們只是在宣泄情緒，實行嚇人戰術。
還有一條口號更有意思，叫「保皇到底，就是右派」。在1967年1月，我和同學們步行串聯，途中參加了一場某縣農民的批判會。會上，群眾一再高呼這條口號「保皇到底，就是右派」。初聽之下，我覺得像小孩吵架回嘴。保守派不是老說造反派是右派翻天嗎？如今造反派則用同樣的辦法回敬：你們說我們是右派，你們才是右派吶。再一回味，我發現其中有股不平之氣。提出這條口號的造反派大概是意識到，在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對壘中，造反派的地位更脆弱。倘若保守派得勝，造反派就會被打成右派，劃為敵我矛盾；但倘若造反派得勝，保守派被定性為保守派，保守派還是會算成人民內部矛盾，因為保守只是錯誤不是罪名。保守派贏得起也輸得起，造反派贏得起卻輸不起。所以，造反派感到不滿意，還感到不安全。
為什麼當「老保」比造反更安全、更保險呢？道理很簡單。因為保守派之為保守派，就在於他們更遵循共產黨傳統的組織原則，努力維護上級領導的權威。過去在黨團員和積極份子中流傳一句話：「寧犯政治錯誤，莫犯組織錯誤。」這就是說，當你認為上級領導是錯誤的時候，寧可跟著領導一塊錯，也不要為了堅持你心目中的正確而反對領導。遵循組織原則的最大好處是免去了個人責任，或者說是把個人責任因而也就是個人風險減少到最低程度。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衝垮了傳統的組織原則。毛澤東主張：「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該無條件服從，而應該堅決抵制。」但即便如此，維護上級領導仍然是一件風險更小的事情。就算你保錯了，那只是認識問題。因為保守派也是唯毛主席黨中央之命是從。只有在中央不曾明確表態或給出明確暗示的問題上，他們才會採取保的立場。一旦中央明確表態，保守派立刻轉向。因此，保守派擁護黨、保衛黨的立場或曰動機總是很難否認的。「中央表態我表態，運動後期當左派」。相比之下，造反的風險就大多了，反錯了便有反黨反革命的嫌疑。即便到了造反大潮興起，矛頭向上就是大方向，凡當權派都可以批可以斗之時，不少人仍暗中相信這只是暫時現象。他們相信那些在造反的旗號下反對黨的領導人的行為終歸是要被清算的。「十六條」不是也規定對群眾中的右派份子要放到運動後期處理嗎？－－後來的事情大致也證明了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