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7年5月1日訊】近來讀抗戰史，武漢會戰一節，有大量關於瘧疾的記載。當時國軍第五戰區代理司令長官白崇禧回憶道：
「長江秋季陰雨霏霏，沿江地區濕氣甚重，久戰疲憊之部隊體力衰弱，易受外感，因而疾病叢生，尤以鄂東地區之惡性瘧疾為厲。凡被瘧蟲咬者，體溫忽寒忽熱，有高達攝氏四十餘度者，蓋瘧蟲於體內破壞紅血球，致小便便血，輕者不能行動，重者即不支而死。各部中雖多有患此症者，然以曹福林部最為嚴重，患者幾超過全軍之三分之一，此類患者即失卻作戰能力，其損耗之大，較與敵激戰傷亡為尤甚。」
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李品仙也在當時的戰報中如是說：「據劉（汝明）軍團長報告，現每團僅剩二三百名，合共不過千餘人。查該部原來人員不足額，兼之瘧疾流行，病兵已佔三分之一。」
白崇禧、李品仙二人對瘧疾深有體會，還因為他們自己就得了瘧疾。白崇禧在口述自傳中回憶道：「戰區長官部自余以下，患此病者亦為數不少，武漢會戰開始後之第三個月，我忽感體溫無常，初時我尚不以為意，繼而體溫超過攝氏四十度，幾近昏迷狀態，雖大量服用奎寧丸，亦毫無效果，所幸平時身體強健，仍勉強指揮。委員長蔣公在漢口聞知，特派軍令部次長熊哲民兄偕醫師至浠水探視，經服用惡性瘧疾之特效藥阿特布林，始日漸痊癒……」
日軍也不例外，武漢夏日的高氣溫和瘧疾造成的高體溫，同樣使他們痛苦萬分，部隊嚴重減員，瘧疾造成的傷亡甚至超過了作戰。
這是1938年發生於中國戰場的事情。3年後，美國參戰，陷入了同樣的困境。美國事先準備了大量的奎寧，卻不料日軍迅速進軍南太平洋，控制了爪哇這個奎寧的主要產地，同時也就控制了全球95%的奎寧。（需要補充一句，奎寧是金雞納樹皮的提煉物，這種植物原產地是南美，二十世紀初葉主要產地變成爪哇。）結果，太平洋地區盟軍瘧疾爆發，死於瘧疾的人數是死於戰鬥人數的四倍。按麥克阿瑟的話說，他的部隊三分之一正在得瘧疾，三分之一剛從瘧疾中恢復，只有三分之一能戰鬥。美軍儲備的奎寧很快用光。巴丹半島的美菲聯軍就是因瘧疾橫生而軍無鬥志，加之彈盡糧絕，只好向日軍投降，從而成為美軍歷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大投降事件。
菲律賓巴丹半島七萬被圍美菲聯軍投降，主要原因之一是瘧疾爆發
事情還沒完。瘧疾繼續橫行太平洋戰場，無分正義與邪惡之師。據資料顯示，東南亞的盟軍的60%得了瘧疾，70%的澳大利亞軍人患瘧疾，1942年在瓜島之上的美軍無一例外患瘧疾。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南太平洋美軍瘧疾發病率為千分之四千，也就是說平均每個人在戰爭期間得了四場瘧疾。死亡數字呢？在非洲和南亞死於瘧疾的美軍有6萬人。
日軍也好不到哪兒去，雖然控制了全球奎寧原料，但日本的化學工業跟不上，一樣缺奎寧，以至於因為瘧疾丟了瓜島戰役。
盟軍用完了儲備的奎寧後，便開始使用一種替代藥物阿的平，效果也不錯。但是副作用很大，而且吃了全身皮膚變黃，因此部隊十分牴觸。後來服用阿的平成為一條強制性軍令，無論官兵，排隊餵進嘴裡，但還是制服不了瘧疾。追查的結果，是大量使用奎寧一二百年後，抗藥性瘧原蟲出現了。後來，美國科學家對上萬種化合物進行了抗瘧篩選，又發現了一種叫氯喹藥物最好，其效果比奎寧高許多倍。氯喹的成功推廣給世界帶來新的希望，瘧疾可能會像天花那樣被人類征服。
十來年後，人們在南美的哥倫比亞和東亞的泰國相繼發現耐受氯喹的惡性瘧原蟲。1959年越戰爆發，這種耐藥性瘧原蟲也藉助於戰爭廣泛傳播。美國捲入後，全面封鎖了北越向南進攻的交通運輸線，迫使北越在叢林中開闢了「胡志明小道」。大批軍人和民工在蚊蟲猖獗的叢林中生活，使耐藥性惡性瘧疾發展到不可控制之程度。有記載說，經過一個月行軍，北越的一個1200人的團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夠戰鬥；有一個113人的連隊，死於戰場上的有11人，死於瘧疾的則有23人。美軍和南越政府軍也一樣，惡性瘧疾逐年增加。瘧疾造成的傷亡再一次超過戰場。越戰三方都遇到了另一個難以對付的敵人：耐藥性惡性瘧疾。
為因應戰爭急需，美國進行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藥物篩選，一共篩選了25萬種，終於找到一種新藥，叫甲基氟氯喹。等到1975年投入使用時，越戰都結束了。
越戰期間，「胡志明小道」聚集大量人員，導致瘧疾爆發
北越則求助於後臺中國老大哥，毛澤東親自拍板：瘧疾高於一切。中國雖沒有美國那麼大的實力，也傾全國之力，在兩年之內篩選了4萬多種的化合物和中草藥提取液，但一無所獲。後來中西醫結合，用西醫植物提取的方法，提煉出神奇的青蒿素，副作用小，對瘧原蟲的殺傷範圍更大，對當時危害越南戰場的耐藥性瘧原蟲一樣有殺傷作用。青蒿素在越戰後期投入使用，使北越的惡性瘧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可惜的是，青蒿素一直被列為國家機密，多年後才普遍使用。再加上提煉過程複雜，價格昂貴，等到國際組織終於開始花大錢為貧窮國家購買複合青蒿素的時候，瘧原蟲又產生了新的抗藥性。到2007年，複合青蒿素已經對30%的瘧疾病例無效。各種跡象表明，和其他抗瘧疾藥一樣，耐青蒿素的瘧原蟲已經出現。
青蒿素的發現者屠呦呦晚年獲諾貝爾醫學獎（以上圖片均來源於縱覽中國）
簡而言之，從奎寧、阿的平、氯喹直到青蒿素，人類為了根治瘧疾進行了堅韌不拔的鬥爭，每一次新藥物的發現，都挽救了無數的生命，但隨即又催生了新的抗藥性瘧原蟲。這一場鬥爭遠未結束，而且似乎看不到勝利的前景。
二戰期間，美國還做了一件事：大規模篩選殺蟲劑，消滅瘧疾和傷寒的中間傳播者蚊子，發現DDT效果絕佳。除大量投放於戰場，全球各國均開始使用。不僅瘧疾病例奇蹟般下降，人均壽命大幅提高，糧食產量也成倍增長。儘管生態學家提出了警告，但人們普遍持樂觀態度，認為滅蚊將取代各類藥物，最終扑滅瘧疾。一度相當熱門的瘧疾專業開始冷落，瘧疾學家紛紛轉向。有人開玩笑說，在滅絕瘧疾之前，瘧疾專家先被DDT滅絕了。1962年，蕾切爾．卡森出版了著名的《寂靜的春天》，書中重點揭示了DDT對整個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作用。卡森在書中做出了準確的預言：即便繼續滅蚊，也無法達到消滅瘧疾和黃熱病的目的，因為蚊子會產生抗藥性。果不其然，抗藥性的蚊子出現了。
《寂靜的春天》粉碎了因為DDT而出現的科學迷信，使人們重新思考人與自然之間關係。在這種新思維影響下，各國相繼禁止使用、禁止生產DDT。問題又出現了：瘧疾病例陡然回升。從《寂靜的春天》出版後的1963年算起，6年之後，斯里蘭卡從18例升到50萬例，印度從5萬例上升到1百萬例，中美洲從7萬例變成12萬例，阿富汗從2300例變成2萬例。時至今日，每年全球的瘧疾病例在3億到5億之間，死亡人數在1百萬人到2百萬之間。——一切似乎回到了原點。
人類與瘧原蟲鬥爭的歷史隱含了一個永恆的渴望或永恆的疑問：人類可能一勞永逸地消滅疾病嗎？
即便可能，人類也無法超越大自然及其基本限制，為所欲為。人總要謙卑地與自然萬物共生共存。
即便不可能，渴望和奮鬥也不是毫無意義的。我們生而為人，總要為著愛與同情去根除「這一個」疾病。而且，至少獲得了一次成功——幾乎與人類文明共生的天花就終於被扑滅。1980年世界衛生大會莊嚴宣告：「考慮了世衛於1958年啟動、1967年強化的扑滅天花行動的發展與成效後……我們在此宣布：人類經已擺脫了天花的糾纏——一種自文明初啟便導致數以萬計人死亡、失明、毀容的疾病；一種在10年前仍肆虐亞非與南美的疫症。」
在戰場——瘧疾——奎寧與青蒿素——蚊子與DDT——被扑滅的天花和不可征服的自然這一切的背後，似乎潛藏著一個永恆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