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致祝壽詞：「史達林是我們最偉大的導師和敬愛的父親！」（網路圖片）
毛澤東共產黨一貫標榜自己如何如何「愛民族」、「愛祖國」，而且又是如何如何「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澤東甚至把自己打扮成反蘇反史達林的大英雄。但是，史實無情：恰恰相反。
本來，蘇朝侵略大韓民國，聯合國出兵維護和平，這一場朝鮮戰爭，與中國並無關係。中共黨國為什麼要摻合進去？是怎麼介入的？在其中充當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這是必須釐清的問題。
一、毛澤東制訂「一邊倒」的賣國外交方針
1949年6月30日——毛共黨國建立之前，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毛明確提出了新中國外交「一邊倒」的方針。他說「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的經驗和共產黨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中國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這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毛澤東批評說，「沒有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的想法是錯誤的，「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是幼稚的想法。他表示，中國在國際上只能是屬於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真正的友誼的援助只能向這一方面去找」。
其實，這全是無稽之談。
為什麼呢？史實昭然，眾所周知：俄羅斯蘇聯是中華民族最凶惡的敵人。
美國又如何呢？亦無需長篇大論。請先看看毛澤東與中共自己是怎麼謳歌美國讚頌自由民主的——
1943年7月4日《新華日報》毛澤東親自撰寫的社論指出：美國是自由世界的核心，民主的保護神，人民的朋友，專制者的敵人。所有的封建專制統治者都把美國當眼中釘。美國是人類社會的成功模式的榜樣。
1943年7月4日《新華日報》《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每年這一天，世界上每個善良而誠實的人都會感到喜悅和光榮；自從世界上誕生了這個新的國家之後，民主和科學才在自由的新世界裡種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從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裡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難的人感到溫暖，覺得這世界還有希望。
從年幼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美國是個特別可親的國家。我們相信，這該不單因為她沒有強占過中國的土地，她也沒對中國發動過侵略性的戰爭；更基本地說，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於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的風度，博大的心懷。
……中國人感謝著「美麥」，感謝著「庚款」，感謝抗戰以來的一切一切的寄贈與援助；但是，在這一切之前，之上，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示範的先驅……我們相信，中美兩大民族不論在戰時，在戰後，一定能夠永遠地親密合作。
1944年7月4日《新華日報》社論《祝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日》：……民主的美國已經有了它的同伴，孫中山的事業已經有了它的繼承者，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的勢力。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傑弗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過了的工作，它一定會得到而且已經得到民主的美國的同情……
7月4日萬歲！
民主的美國萬歲！
中國的獨立戰爭和民主運動萬歲！
這叫自食其言，自摑耳光。
請再看毛澤東與中共的莊重承諾——
1943年7月4日《新華日報》《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我們堅信，在不遠的將來，當我們同心協力，消滅了法西斯蒂的暴力之後，為著要在戰爭上建立了一個現代化的中國，在科學的領域裡更有待於盟邦的援助。在過去，民主潤澤了我們的心；在今後，科學將會增長我們的力。讓民主與科學成為結合中美兩大民族的紐帶……
毛澤東1944年與到訪延安的美國代表團的講話（中共中華論壇2011.11.30）：毛澤東：「美國人民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我黨的奮鬥目標，就是推翻獨裁國民黨反動派，建立美國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國人民能享受民主帶來的幸福。我相信，當中國人民為民主而奮鬥時，美國人民會支持我們。」
1945年9月27日《新華日報》社論《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能實現民主？把人民的權力交給人民！
1945年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有些人懷疑共產黨得勢之後，是否會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制度。我們的答覆是：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制度不可能、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占政府機構的制度。」毛澤東並鄭重承諾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等自由。
美國專家福爾曼（H･Forman）發自中國的報告引用了毛澤東這樣一段話：「我們不會遵循蘇俄的共產主義社會和政治模式。我們認為，我們可以做的與林肯（A･Lincoln）在國內戰爭時期做的事情更具相似性：解放奴隸。」（《炎黃春秋》2011年第3期，沈志華《中蘇同盟建立的曲折歷程》）
毛澤東中共為什麼要自食其言，自摑耳光？——為什麼要制訂一邊倒的外交方針？
只有一種合乎邏輯的解釋：他要建立極權制度，自己當皇帝。——向美國學習，他根本不可能實現個人野心；只有倒向邪惡蘇聯，才能如願以償。
實際上，「一邊倒」是典型的賣國外交方針。
什麼叫國家？即內政外交具有獨立主權的社會體。
縱觀世界史，哪一個獨立國家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實行「一邊倒」外交方針的是什麼國家？難道不是附庸國嗎？——即使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小國南斯拉夫外交上都堅持獨立，不亢不卑。比一比，難道不感到羞恥嗎？——史達林死後，為什麼不再「一邊倒」了？難道不是標誌著政治上獨立了嗎？
「一邊倒」，奇恥大辱！
二、毛澤東共產黨甘當兒子黨的賣國自供狀
1949年6～8月，劉少奇受毛澤東指派秘密訪問莫斯科為毛訪蘇打前站。其間，在得到毛澤東批准以後，呈報洋主子一份《代表中共中央給聯共（布）中央史達林的報告》。
報告中，毛澤東中共自己確定了蘇中兩黨的關係：「毛澤東同志與中共中央是這樣認識的：即聯共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統帥部，而中共則只是一個方面軍的司令部。根據局部利益服從世界利益，我們中共服從聯共的決定，即使沒有了共產國際的組織，中共也沒有參加歐洲共產黨情報局，如果中共與聯共發生爭論，我們中共在說明我們的意見後，準備服從並堅決執行聯共的決定。」（《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16頁）
如此賣身投靠、卑躬屈膝、無恥下作、甘為犬馬的效忠之言，連史達林都覺得難堪。史達林教訓劉少奇：「你們在《報告》中說中共服從聯共決定，這使我們覺得奇怪，一個國家的黨服從另一個國家的黨，這是從來沒有過的，而且是不許可的。兩黨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負責，有問題互相商量，有困難互相幫助，談不上哪一個服從哪一個。」（上述《文稿》第34頁）
劉少奇把史達林意見電告毛澤東後，毛澤東在7月14日復蘇共中央電文中仍然聲稱：「你們關於兩黨關係的那種提法，是因為現在兩黨間沒有共產國際及情報局一類組織，而現在又不適宜恢復或建立這類組織的情況下的一種實際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處置或態度，這種處置或態度，不要採取任何文字的決議或記錄，更不應當向黨內外宣布。因此，請你們和史達林及馬兄（馬林科夫）商量，如果他們認為有必要的話，你們可以從書面報告中撤銷那種提法的文字，但我們實際上這樣做，以利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以上是否妥當，請史達林及馬兄決定。」（同上《文稿》第22頁）。
可見，這份報告表達的正是毛澤東的意志。——「這種處置或態度，不要採取任何文字的決議或記錄，更不應當向黨內外宣布」，這句話意味著毛澤東原來還有點羞恥之心，他知道向外國遞表稱臣是不齒於人類的見不得陽光的；但他還是堅持做了這種卑鄙勾當。由此可知為了能在蘇聯庇護下做兒皇帝，連最後的一點羞恥之心也拋棄了！
分分明明，這是毛澤東中共甘當兒子黨的自供狀——又一個史無前例的經典！
三、中共黨國元首專程為蘇聯元首拜壽：卑鄙至極
1949年11月5日，剛剛執掌國柄的中國共產黨黨酋毛澤東告訴蘇聯總顧問科瓦廖夫，他渴望能在12月史達林70誕辰之際前往莫斯科祝壽。
12月6日，毛澤東攜帶大量價值連城的中國博物院館藏文物與幾個車皮的農副產品，不避嚴寒不遠萬里趕赴莫斯科——56歲的中國國家元首專程為70歲的蘇聯元首史達林拜壽！——毛澤東此次訪蘇的名義就是給史達林拜壽——此乃驚天奇聞！史無前例的屈辱！
四、卑鄙的毛澤東還有更卑鄙的表演：當眾尊稱史達林為慈父 無恥之尤
1949年12月21日，在莫斯科大劇院史達林七十大壽隆重的慶典上，毛澤東致祝壽詞，當著大庭廣眾，竟然高聲宣稱：「史達林是我們最偉大的慈父與導師，我謹以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名義慶祝史達林同志的七十壽辰，祝福他的健康與長壽！全世界工人階級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偉大的史達林萬歲！」
大喪了人格！大喪了中國的國格！
厚顏無恥，登峰造極！
五、簽訂喪權辱國的賣國契：《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1950年2月14日，中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中蘇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中蘇關於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同日，中蘇雙方發表關於兩國締結新的條約與協定的公告，並聲明中蘇舊約——1945年蔣介石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與協定均失去效力。
毛共炫耀：《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有關協定的簽訂，是新中國外交取得的重大成就。4月11日，中蘇新約及有關協定生效。當日，毛澤東強調指出：「這次締結的中蘇條約和協定，使中蘇兩大國家的友誼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使得我們有了一個可靠的同盟國，這樣就便利我們放手進行國內的建設工作和共同對付可能的帝國主義侵略，爭取世界的和平。」
鐵的史實早已粉碎了這些無恥讕言，可是，時至21世紀，一些中共御用文人仍在為毛腐屍的臉上貼金。如欒景河《〈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與〈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之比較》寫道：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是在中蘇關係動盪不安的大背景下簽訂的，而且有損中國主權的《雅爾達協定》幾乎完全限定了條約所規定的各項內容。在條約的簽訂過程中，中國國民黨政府不惜以外蒙古獨立為代價，換得蘇聯出兵東北，打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結束堅持八年的抗日戰爭。史達林從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利益出發，向中方提出一系列損害中國主權的苛刻條件，而希望蘇聯早日出兵東北的國民黨政府幾乎完全滿足了蘇聯方面提出的所有要求和條件。然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是在遠東地區形勢發生深刻變化，中國共產黨人奪取全國政權後，與蘇聯簽訂的第一個雙邊關係條約。該條約充分反映出中蘇之間在未來的新型合作關係，所強調的不僅是同盟，更是互助與合作。
從兩次簽約的談判過程和內容上看，前者突出的是蘇聯、史達林為確保蘇聯利益而不惜損害他人的利益，甚至損害他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但後者則截然不同，所體現的完全是平等協商與對話的原則。正是有了這個協定，才使中國共產黨人得以在未來的時間裡有足夠的可能和措施保證自己邊疆地區的穩定與安全。
甚至，曾經為揭示中共黨史真相做出過重大貢獻的沈志華先生，在這個問題上也不誠實。沈志華2009年5月30日在題為《史達林、毛澤東與朝鮮戰爭的起源》的演講中說：史達林本不想同毛澤東簽訂新的條約，想繼續維持1945年同蔣介石簽訂的舊條約的效力。但毛澤東滯留莫斯科達兩、三個月之久，你不簽，我不走，迫使史達林作出讓步，簽訂了新的中蘇友好條約。該條約明確了中長路（中國長春鐵路）、旅順港和大連港要在兩年內歸還中國。對蘇聯而言，這不單是一個經濟問題，更主要的是一個戰略利益的問題。……新條約的簽訂，使蘇聯在遠東的安全戰略遭受損害。出海口沒了，不凍港也沒了。
這些都是嚴重歪曲史實欺騙人民的荒謬之說。
第一，文明和平新時期，根本無需建立軍事同盟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與《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都是政治軍事同盟條約。
前者出於戰時為了消滅日本侵略者的迫切需要，後者則是和平時期——而且，聯合國憲章已經頒布，地球已經進入嚴禁侵略的文明新紀元。一個泱泱大國根本無需與他國締結軍事同盟。
對此，史達林以下所言可見端倪：目前並不存在對中國的直接威脅，日本尚未從戰爭中恢復過來，因此不想打仗……實際上沒有人同中國打仗。他還開玩笑說：「難道金日成會進攻中國嗎？」（1949年12月16日史達林毛澤東首次會談）
第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是為了驅逐日本侵略者的無奈之舉
舉世皆知，1945年中華民國蔣介石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是嚴重喪失中國主權的不平等條約——是為了驅逐日本侵略者請求蘇聯出兵的萬般無奈之舉。
史達林曾經得意洋洋地對他的臣僚說：「俄國東邊的情況非常好，千島群島現在己歸我們了，薩哈林島（庫頁島）完全屬於我們所有了，你們看吧，這有多麼好！旅順港是我們的，大連也是我們的，中東鐵路也是我們的，中國、蒙古這都沒問題。」（俄費･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新華出版社，1992年）
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地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進入到了嚴禁侵略講究道義可以依法解決領土糾紛的新紀元，更何況，中國政權更迭，毛澤東建立了一個萬事更張的新政府。1949年3月5日毛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表示：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條約。
真要取得外交成就建樹歷史功績，只消廢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必定鑄成蓋世之功。可是，毛澤東中共卻背道而馳。
第三，《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強迫中國同意外蒙古獨立
中蘇舊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對中國的最大傷害是，強迫中國同意外蒙古獨立。
請看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外蒙古問題上的態度——
1929年，中共中央秉承蘇共中央的意旨發表文告，聲稱：「最無恥地，到現在國民黨政府還不承認外蒙古是獨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國，而把外蒙古看成中華民國的附庸」（一九二九年《布林塞維克》第十期）。
1931年，以毛澤東為首的偽中華蘇維埃政府先於偽滿洲國政府，公開承認外蒙古是獨立國家。
1939年，毛澤東再次明確指出外蒙古是獨立國家，不屬於中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蘇聯利益和人類利益的一致》（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在這篇文章中，毛說「……（蘇聯）兩年以來，援助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幾個月以來，援助蒙古人民的抗日戰爭……」「日本軍閥承認了蘇蒙邊疆的不可侵犯」——公然將中國、蘇聯與擅自宣布獨立的外蒙古相提並論。特別在該文註釋〔10〕中寫道：「自一九三九年五月開始，日『滿』（偽滿洲國）軍在『滿』蒙邊境諾蒙坎地方，向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軍隊進攻。在蘇蒙軍的自衛反擊下，日『滿』軍遭到慘敗，向蘇聯要求停戰。九月十六日，諾蒙坎停戰協定在莫斯科簽訂，主要內容是：一、雙方立即停戰；二、蘇蒙和日『滿』雙方各派代表二人組織委員會，以勘定『滿』蒙發生衝突地帶的界線。」——公然將中國的外蒙古稱作「蒙古人民共和國」。
再者，蔣介石政府雖然被迫承認了外蒙古獨立，但外蒙尚未脫離中國。——根據國際法的規定，子國脫離母國獨立，必須完成五道法定程式。其時，在整個蔣介石時代，「獨立」的五項必要條件，外蒙古一項都沒有做到。——換言之，蔣介石一項都沒有做。
而毛澤東主政後，一手包辦，完成了所有的法律規定，外蒙古終於飛離了中國母親的懷抱。——本來，毛澤東政府如果真的愛國，完全應該也完全可以斷然否定外蒙古獨立。
請注意：
1949年1月，毛澤東曾非正式地試圖通過米高揚向蘇聯提出希望外蒙古回歸中國想法，遭到米高揚和史達林拒絕後，毛卑怯地表示：以後再也不提外蒙問題了。
在上述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給聯共（布）中央史達林的報告》中，毛澤東中共中央這樣表示：關於蒙古人民共和國問題，我們說：蒙古人民要求獨主，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我們應該承認蒙古獨主，但蒙古人民共和國如果願意與中國聯合，我們自然歡迎。這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權利決定這個問題。——須知，當年外蒙古公決，並非人民自願，而是蘇軍監督下的投票。
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談判期間，中蘇兩國還發表了一個聯合公告，稱：「1945年8月14日中蘇簽訂的條約約定均已失去效力，但雙方政府確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地位已因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業已與其建立外交關係而獲得了充分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