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中國戴口罩的老百姓不要太多（圖片來源: pixabay）
【看中國2017年4月8日訊】回到美國很開心，尤其是這次恰好趕在覆蓋了17個省，造成京津冀嚴重污染的超級霧霾之前回到美國，仰望藍天白雲，暢快地呼吸著PM2.5等於零的空氣，心中有難以言表的愉悅感。昨天外出辦事路過郊外一片大林地，燦爛的陽光下，幾十隻候鳥排成人字形，映襯著湛藍的天空從頭頂上空掠過，十分震撼。這樣的時刻總會感慨，美國人民在這裡享受著天堂般的自然環境，藍天白雲習以為常，還整天對政客指手畫腳，不論是Hilary，Trump還是Obama，都有一群人站出來對他們橫豎不滿意，幾十年前的醜事都能揭出來，經常把政客損得灰頭土臉。大洋的那一邊，中國的主流媒體一直在歡慶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GPD趕英超日成為世界第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神州飛船上天，一帶一路成果豐碩，可如果我們經濟發展得連老百姓的呼吸都成問題了，我們發展經濟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微信朋友圈裡，身在北京的同學們紛紛晒出霧霾天的街景，那灰濛濛日月無光的景象，跟災難片裡面的鏡頭一模一樣。一位有著兩歲小女兒的朋友轉發了一片文章，文中說「這是深深的傷感，但我們沒有辦法對孩子們言說。我們在後面跟著她們，看她們帶著口罩，依然在前面嘰嘰喳喳的笑著奔跑。我媳婦跟我說，她們那麼大聲的叫，大口的呼吸啊，我真想讓她們閉上嘴。可你能對孩子們那麼說嗎？"一個父親的痛苦躍然紙上。國內的網民現在也是夠厲害的，某人晒出了1999年3月9日的北京晚報，頭版頭條的標題是」絕不讓污染的大氣進入新世紀「，副標題是"國務院將專門審議北京治理大氣污染的目標和對策」。17年過去了，一方面我們的報紙電視不斷地報導環境形勢總體向好、污染天數穩步下降，一方面每年的霧霾越來越嚴重，這次石家莊居然出現了PM2.5，PM10雙雙破千的記錄，這個地方還適合人類生存嗎？我曾寫過十多年前某市長在電視上說過」我們要讓北京的天更藍，水更清"。這裡可以告訴大家，這位市長已經於幾年前死於癌症。這恐怕是我見過的中國當代霧霾故事裡最無語的黑色幽默。
由此引申出國內社會生態裡面一個估計大家都不陌生的潛規則，所謂打左燈向右轉。基本上可以這樣來歸納，越是政府極力渲染的結構性改革成果，越是說明大家都意識到這裡面的問題大，其結果呢，往往就是越來越糟糕。換句話說，政府越是告訴大家我們在向左改，實際情況更可能是我們在向右滑。這裡最好的例子就是房地產，過去十五年，政府一輪一輪的調控，結果如何？溫總理在2012年曾經說過，「群眾說房價越調越高，政策不出中南海。我聽到了感到十分痛心」，「現在我可以明確地告訴大家，房價還遠遠沒有回到合理價位。因此，調控不能放鬆」。錚錚話語猶在耳邊，而現在的房價比溫總理那會可能又翻了兩倍了。
我不知道身在海外的同學們現在怎麼看待國內的經濟狀況，但據我的觀察，身邊的生意圈和朋友圈裡，最近一兩年來抱有「極度看空"觀點的人越來越多。生意圈裡，對國內營商環境滿腹牢騷的大有人在。上週去參加一個行業年會，圓桌會議時身邊坐著某公司的老闆，大家只是客氣地在寒暄，隨口聊起各自公司的情況，對方就是一頓倒苦水。素昧平生的人，見面才10分鐘就說這樣的話，這牢騷真是夠大的。朋友圈子呢，忙著向海外轉移資產。我的一位朋友，某公司的董事，幾個月前在溫哥華買了一套近200萬加元的宅子，為了把錢轉出去，動用了幾十個親戚朋友為他購匯，結果被銀行查出來了，幾十號人的購匯額度全部被封，朋友為此還憤憤不平地說，國家法律沒有規定我不能去國外買房子呀，憑什麼說我惡意購匯？另一個朋友，某著名公司合夥人，顯然手法更高明一些，在過去一年裡完成了移民加拿大、在溫哥華買宅子、把大量人民幣資產換匯轉移到加拿大的一系列動作。據朋友自己說，目前任處於把人民幣資產源源不斷轉成加元輸送到溫哥華的狀態，至今未被銀行監管到，看來操作方法必有獨到之處。說起這位朋友，年薪300萬，在國內生意場打拼多年，是許多典禮、年會、研討會的常客，人脈頗豐。這樣的人物鐵了心把資產往海外轉，對周圍的朋友有很大的心理震撼。這些人是水裡游泳的鴨子，水暖水冷，只需看他們在做什麼。
再來說一個打左燈向右轉的例子吧。大家可能都知道政府這幾年一直在推進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的稅制改革。以我熟悉的行業為例，把原先5%按銷售額計征的營業稅，改成17%以增值部分計征的增值稅。國內媒體在報導這件事時，一個常見的標題是「營改增等減稅措施釋放發展新活力」，給人的感覺是，營改增的目的是為企業減稅。李克強總理也曾多次講到，我們實行營改增的過程中，要求做到企業的宏觀稅負只減不增。財政部甚至明確提出了營改增減稅5000億的目標，一切聽上去都很美好。現在全面實施營改增大半年了，坦率地說，直到幾天前我還十分地困惑，這稅負到底是減了還是增了？公司每個月的例會，我能看到一些數字，聽到一些報告，總覺得忙活了半天這交的稅沒減呀。幾個朋友是經營企業的，一起聊天的時候，甚至聽他們說實際稅負還是增加了。原因是以前營業稅的時候，企業總能搞一些發票什麼的來沖費用，現在增值稅發票是一環扣一環，沒有漏洞可鑽了。我還一直天真地想，或許是我的接觸面太窄了，經濟面的總體稅負應該是減的，只是我接觸的企業運氣不好而已。前幾天看到哇哈哈董事長宗慶後先生在2017年網易經濟學家年會上的講話，恍然大悟，原來這營改增以後企業實際稅負增加是普遍現象啊。宗總的原話摘錄如下：「最近我們一天到晚說降低稅費改革，我們最近也匯總了一下，今年的費跟去年的費(相比)沒有任何下降，而且有的費還增加了」。"營改增說降低稅收，我看一點都沒有，說稅下滑了5000億，我看是收稅收不下來，把沒有收上來的稅收當作降稅的指標了"。如今社會也只有像宗總這樣的人，德高望重，才敢說這樣的大實話呀！
類似打左燈向右轉的例子不勝枚舉。這兩年大小官員口口聲聲說「人民幣沒有貶值的基礎」不知道說了多少遍了，人民幣匯率愣是從6.2貶到了6.95，完全不給官員留任何面子；「讓人民群眾在改革中有更大的獲得感」是另外一個口號，聽上去頗有調動大家積極性的意思，可實際中呢？房價調控得大家一會離婚一會復婚，普羅大眾為房子操碎了心，哪裡來的獲得感？最近國內媒體就美日歐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問題炒得沸沸揚揚，說世貿組織下80多個國家都承認了，你們有什麼資格不承認我們？可實際情況呢？我們進口汽車的關稅居高不下，我們國內的汽油居然還設地板價，國家財政依然大量補貼低效的國企，這是市場經濟嗎？這些比比皆是的打左燈向右轉的現象，我認為說明瞭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國家這個臃腫龐大的行政機制，已經完全無法適應社會的要求和當代日新月異的新經濟，面對各種變革中的問題，已經力不從心。15年前加入WTO時一個雄心勃勃充滿活力的國家，怎麼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值得我們好好反思。
黑客帝國是我非常喜歡的一部科幻電影，裡面那個英氣逼人的女船長Niobe在歷經千辛萬苦回到Zion後，跟前來迎接她的Morpheus有一段深情的對話，記憶猶新，Niobe說「Some things never change,some things do".同樣的話可以用來總結中國社會。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是有目共睹的，不需要太多說明。同時，你仔細觀察，會發現還有很多事情跟15年前一模一樣，完全沒有絲毫變化。你去仔細地想一下，哪些事情變了，哪些事情沒有變，然後再問自己一個問題，為什麼這些變了，而那些一點都沒變，你就大致明白了中國體制內在的價值取向，明白了他們在想什麼，要做什麼。是的，就像我幾年前寫過的，太陽下面沒有什麼新鮮事，中國的事情，從來就禁不住連問3個問題。我等小民能做的，只能是種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自求多福。
2個月前我預測了年底人民幣匯率會跌到6.9，當時還有人反駁，現在看來6.9已輕鬆越過，7的關口岌岌可危。人民幣匯率比我當初預測的貶得還要快，經濟形勢非常不樂觀啊。現在，我依然堅持對未來兩年的預測，即2017年貶到7.5，2018年貶到8.3，但隱隱中感覺實際情況可能比這個還要糟糕一些。匯率這個東西，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信心。在人民幣嚴重超發的情況下，一旦民眾對幣值沒有信心，那接下來的一定是暴貶。委內瑞拉的換鈔，印度的廢鈔，給我們指明了無錨印鈔的後果，我真心希望中國不要走到這一步，否則，又是百姓苦啊。儘管如此，國內一些新的舉措還是讓我看到了不好的苗子，比如政府最近強調電子貨幣，可不是什麼太好的事情。說得不好聽一些，在政府需要的時候，電子貨幣可以用來充當隱形換幣的手段。這裡面的制衡，完全在於金融監管，而我們國家金融監管的水平，可能也不需要我多寫了。
大約從兩年前，我就開始對身邊的朋友們說該換美元了。在人民幣貨幣超發的年代，國家出於某些考量又在維持人民幣過高的幣值，此時最好的保全財產的方法之一就是換硬通貨，或者就是常說的所謂「資產在外，負債在內」。在中國，我一直信奉大家不要聽信媒體的宣傳，而要密切觀察太子黨們在幹什麼，並儘可能地在小量級模擬他們的操作，這是一定不會錯的。安邦保險在海外大肆購買酒店集團的時候，我就對身邊的朋友說，咱們要趕緊換美元了，看這些公子哥們都在逃了呀。是的，在這個年代，手持人民幣的，就是在用自己的辛勤和汗水來掩護換美元的同志們勝利撤退，咱們小老百姓的基礎差底子薄，掙點錢不容易，咱就別掩護安邦的陳公子之流了，咱先撤吧。過去兩年聽從我的勸告的朋友都賺了，對我的話深信不疑。也有一些朋友始終不肯換美元，對於他們，我也是無語了。在這裡可以跟大家說一下，我在國內的人民幣資產已經9成以上勝利著陸，平均換匯匯率為6.5。
馬光遠是我比較敬重的當代經濟學家，一個有良知的學者，他的文章理性客觀，有理有據，從不奉承拍馬，值得一讀。限於篇幅，本文的很多內容無法展開細寫。出於對馬光遠先生的敬意，讓我來引用他的一段的論述，作為本文的結尾吧：
「我一直認為，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絕不是經濟數據的下滑，而是我們對危機的反思出現方向性的錯誤，對危機的應對導致政府干預主義的再次勃興。對於我們這麼一個市場理念極其匱乏的國度，這種思想上的反覆有時是致命的。其實，平心而論，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數字放到全球並不差，可是為什麼企業和企業家的精氣神為什麼如此？大家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下滑比經濟數據下滑更為嚴重？根本原因就在於，很多30多年來的共識被顛覆。特別是，政府為了穩增長而扭曲市場，企業家的作用被弱化，企業家越來越不知道應該如何判斷中國經濟的未來，這是核心和關鍵所在。這是一個干預主義橫行的極其平庸的時代，我們的確不配擁有偉大的思想和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