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倫春人（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7年3月1日訊】一六九二年，荷蘭探險家Nicholas Witsen出版《東北韃靼》，記錄了西伯利亞地區通古斯原住民部落的生活，特別是部落中具有特殊身份的通神人士，這些人引領部落舉行儀式祈求神靈醫治疾患、驅逐邪魔、降福避災。這些人叫做「薩滿」。薩滿舉行的儀式，其神秘令西方人深深迷戀達三百年之久，由此陸續在世界各地包括新大陸發現和記載的類似儀式，都被學界統稱為「薩滿教」。中國東北黑龍江上游和大小興安嶺地區的鄂倫春、鄂溫克、赫哲、滿、錫伯等民族生活的地區，就是西方學界最初發現薩滿教的地方，是「薩滿」這個概念的故鄉。
三百年後，一九九四年，美國人類學家Richard Noll等人，趁著「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國政府急欲改善對外形象的機會，獲准進入黑龍江展開對薩滿教的田野調查。他們非常幸運地在一個叫十八站的鄂倫春聚居地找到了一位薩滿。為了避免外界再次驚擾他們所拜訪考察的老人，他們將考察報告和論文按下不發表，直到二○○四年得知老人們都已去世後，才公布了考察過程，《孟金福：中國東北最後的鄂倫春薩滿》。他們相信，他們記載的是這個地區最後一位薩滿，從此以後，這裡再也沒有薩滿了。
他們描述的鄂倫春人生活，我非常熟悉。一九六九年，我到黑龍江省愛琿縣插隊，在小興安嶺密林深處的鄂倫春人中生活了幾年。我和幾個鄂倫春人負責放牧公社的馬群和牛群，和鄂倫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我見證了這個弱小族群特殊文化形態的當代命運。
薩滿沉寂的年代
鄂倫春被中國政府確認為五十六個少數民族之一，五十年代初人口二千多人，我在那裡生活的時候人口約四千人，我們那個屯子由幾百個鄂倫春人組成，只有屈指可數外來鄂倫春化了的漢人，以及我們這些突然被送來的知識青年。根據二○一○年人口統計，全國鄂倫春人八千七百人，但是其中相當高的比例是混血後高度漢化的人。
鄂倫春人有自己的語言，沒有書寫文字。鄂倫春語是通古斯語的一支，和鄂溫克族語言同屬於北通古斯語。西方人類學家考察認為，鄂倫春族和鄂溫克族文化形態上非常接近，它們其實是不能劃分成兩個民族的。二○一○年人口統計，中國境內鄂溫克族人口約三萬餘人。我下鄉的時候聽說，鄂倫春人是騎馬的，而鄂溫克人是使馭俗稱「四不像」的馴鹿。其實騎馬和使鹿並不是這兩個族群的區別，而更多是區域性的差別，鄂倫春人也有使鹿的，只是使鹿的人生活在更北的地方。將這些人口很少且分散的人群劃分為兩個「民族」，其實是漢族外人在對他們很不瞭解的年代做出的十分隨意的定性，和他們自己沒有多少關係。
鄂倫春人以打獵為生，主要獵物是鹿科動物、野豬等。歷史上，鄂倫春人以幾個核心家庭組成一個擴大的家庭叫「烏力楞」，幾個或十幾個烏力楞形成一個類似部落的形態，叫做「莫空」。鄂倫春是遊獵者，一個或幾個烏力楞跟著獵物遊走於森林山水之間。他們砍伐小樺樹桿，交搭成圓錐狀，上面覆蓋樺樹皮或?子皮，類似帳篷，這就是他們的居所，稱為「撮羅子」。鄂倫春人也帶我去看過山林裡廢棄了的房屋，都是用大樹樹幹建造的木頭房子或者靠坡坎半地下的「地窩子」，告訴我這是多少年前哪些家庭的住處。這說明他們也有半定居的生活形態，特別是在冬天。
除了馬鞍，他們沒有傢俱，日常器皿全部用樺樹皮製作，非常輕便好用。他們用獸皮同「山外人」換取他們自己沒有的東西，如食鹽、菸草、布匹、酒，其他一切都取自於大自然。他們的服裝，夏天用棉布，其他季節是獸皮製作，式樣即「旗袍」。我就是那時穿著獸皮旗袍騎著馬，才知道旗袍其實就是北方騎馬民族的服裝，大襟、緊袖、立領和高開叉，這一切細節其實都是出於騎馬的便利。
馬和狗是鄂倫春人必不可少的生活依靠。鄂倫春獵人是可以持槍的，持有的是真正的步槍，二戰時期的七九步槍或7.62步槍，這在中國是一個非常罕見的特殊待遇。子彈從公社武裝部領取。上面偶爾會下達國家任務，比如限時上交若干新鮮熊掌等山珍，據說是國宴所需。那也是我吃得最好的幾年，我們是頓頓有肉食的。肉要吃完的時候，他們天亮前騎著馬出去，上午就能馱回一頭獵物。那時候我年輕，能吃苦，很快就和鄂倫春人相處得非常融洽。他們給我做皮旗袍，皮帽子，皮靴子。
我在那裡生活的時候，正是文革中期。派我去牧馬，因為公社需要有人給那一組放牧的鄂倫春人讀報，讀上級文件，讀「農業學大寨」的宣傳資料。我不認為我在那兒的幾年裡，這些外界政治玩意兒對他們有任何正面意義，他們用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來對待這些他們無法理解的政治。那時候宗教是被批判的，雖然曾經學習過的新憲法裡有宗教自由，但同時又在批判宗教迷信。鄂倫春人傳統的自然神靈的觀念和習俗，被認為是一種落後與愚昧。我和他們朝夕相處，形同一家人，也跟他們一起遵從狩獵和生活上的一些傳統禁忌，他們給我講過一些過去的故事和傳說，但是我從沒有見過一個薩滿，一個也沒有。
那是一個薩滿已經沉寂的年代。
定居：鄂倫春人的文化走向衰落
在二戰結束之前，那裡曾經被日本人佔領和統治了一些年。日本人在那裡修過一條鐵路，還有廢棄了的機場。我插隊的時候，路基還在，鐵軌了無蹤跡，機場則芳草萋萋。山林裡還有一處地名叫「開拓團」，顯然是日本人留下的。日本人對待鄂倫春人的政策是一種籠絡的做法，用鄂倫春人需要的東西來換取日本人需要的東西。鄂倫春人偶爾會跟我講起那時候的日本人，我注意到他們的敘述中從沒有負面的評論。
中共執政後，鄂倫春人的生活有了很大的變化，一切是從定居開始的。政府選擇地點，按東北漢人的屯子形式建造房屋，免費給鄂倫春人居住，同時建立起基層政府機構。鄂倫春人中流行肺結核，還有關節炎和梅毒等疾病，政府有專項資金用於鄂倫春人的醫藥。隨著定居，政府動員鄂倫春兒童上學接受教育。
這一切看上去挺美好。我一到那裡就聽說，定居後鄂倫春人發生過三次暴動。所謂暴動，就是定居後的鄂倫春人要回到山林裡去，於是他們搶劫了政府武裝部的槍枝彈藥，騎著馬進了林子。結果自然是暴動被平息了，據說凡是參與的漢人都進了監獄再也沒回來，而鄂倫春人都放了，只是要求他們定居。漢人政府一度也在鄂倫春人中劃分成份，即貧下中獵、富獵等等。我不認為鄂倫春人會接受這種觀念和政策。
為什麼他們不願意定居？只要你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很容易理解這一切。我在那裡插隊的時候，鄂倫春人是不干農活的，你跟他們宣講毛主席的號召「大辦農業大辦糧食」，「農業學大寨」，「關於養豬的指示」，等等，這對他們來說完全是不可理喻的天方夜譚。越來越多的外來漢人、國營農場和知青在那裡開墾荒地，種植糧食，壓縮他們的生存空間，他們當然冷暖自知。他們的第一反應是向山林深處退縮，而外來的政府卻強迫他們定居，不許退入山林，要求他們種地務農，迫使他們適應農業文明，事實上使得他們落入生存競爭的不利態勢。
由定居開始，鄂倫春人的文化走向衰落。對於這樣弱小的人群，歷史上對他們文明形態的最好保護是大自然，那裡是高寒地區，冬季最低溫度達攝氏零下四十五度，夏季則多雨潮濕，道路泥濘，交通極不便利。中共執政後對宗教的打擊，薩滿沉寂，動搖了原來基於自然崇拜的共同信仰。由於沒有書寫文字，對兒童的教育只是使得一代一代年輕人漢化。文革後，宗教自由得以放鬆，活著的薩滿卻很難找到了。交通和通訊的技術改進，使得大量漢人湧入這個地區，鄂倫春下一代加速漢化。當語言最終消失的時候，文化也就消亡了。
挽救鄂倫春文化遺產為時已晚
中共的政策和大多數漢人的觀念裡，有一種不證自明的「社會進步」觀念。根據這種觀念，不同人群的生活，不同的社會形態，是可以直接比較「先進」和「落後」的。落後的社會則必然要被先進所代替，先進的社會則必然帶來幸福。這是一種單一的、直線的、理性而冷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到了二十一世紀，人類終於明白了保護大自然物種多樣性的意義，也開始理解人類多元文化形態和寬容共存的重要性。但是，對於鄂倫春人，以及中國一些人數很少的非漢民族及沒有被劃分為民族的文化群落來說，挽救他們文化遺產不致滅絕的努力，恐怕已經晚了。
現在的鄂倫春人，遊獵的生活方式基本已經放棄。森林稀疏了，動物變少了。鄂倫春人口在統計上看起來正常，那是因為通婚混血的後代都登記為少數民族，這樣能得到一定的政策優惠，事實上半數以上的年輕人不會說鄂倫春話。我一起插隊的同學告訴我，我們生活過的鄂倫春屯子已經變成了旅遊景點，表現的「鄂倫春文化」是那樣的商品化，那樣的輕浮、虛假和艷俗。沒有人關心鄂倫春人生活方式的消失，內心深處和大自然的聯繫被生生切斷是何等痛苦。只有屯子裡越來越少的老一代鄂倫春人，他們時不時地相約，騎上馬，背上槍，到遠處的山林裡去走上幾天，他們說，不這樣的話，在屋子裡憋得實在受不了。他們的這種感受，連他們自己的孩子也越來越不能理解了。
我的插隊朋友們，在老之將至時，都回鄂倫春去看望那些還活著的老鄉。有一張照片，讓我久久無語：照片上，當年的知青和鄂倫春人握著酒杯，相擁大哭。我們知青為我們留在那兒的青春而哭，他們鄂倫春人，為他們失去了的山神而哭。他們的薩滿說過，神走了，再也不會回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