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涼山的彞族孩子（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7年3月1日訊】中國共有五十六個法定民族，官方謂之「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朵花」。站在漢族的視角，其他五十五個非漢民族均被稱為「少數民族」。由於現在中國這些非漢民族享有一些「優待」，很多人相信「少數民族是受益者」，民族政策是「逆向歧視」。可是，生活在內地的漢人對那「五十五朵花」有多少瞭解呢？我們是否知道中共建政之後，這五十五個非漢民族經歷過的一切？
非官方的中國當代史研究中，除了蒙、藏、回等民族有不多的研究外，其他民族的研究幾乎是空白。除了「眾所周知」的原因，資料奇缺使得研究難以進行。我在研究當代藏史的過程中接觸到一些其他民族的資料，包括蒙、回、東鄉、苗、彞、哈薩克斯坦、佤等等，這些資料零星分散，很難據此作出系統的分析和結論，但這些資料足以呈現一個史實：一九五○年代，中共軍隊以「民主改革」為名，強行破壞了非漢民族傳統社會結構，摧毀了原有政治、經濟、文化體系，將之納入中共構建的「社會主義制度」。在此過程中，至少有十個民族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抵抗，中共對這些民族實行了血腥軍事鎮壓，涼山彞族就是遭受嚴酷軍事鎮壓的民族之一。
彞族是中國第六大非漢民族，現有人口約八百萬，主要生活在滇、川、貴三省的三個彞族自治州和十九個自治縣，四川省大小涼山地區則是最出名的彞族聚居區域。彞族有自己的語言、文字、民間信仰和文化習俗，還有獨特的社會結構。
涼山彞人對「民主改革」的反抗
中共在四川彞族地區，即涼山彞族自治區、樂山和西昌地區幾個縣的「民主改革」始於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採用的方法與內地土改相同，以「階級鬥爭」為理論基礎、自上而下的土改政策，實行「發動群眾」，沒收財產、劃分階級等等步驟。「改革試點」開始兩天後，普雄地區的彞民首先開始反抗。這一波反抗者為兩個家支、四千五百餘人。中共調集十七個連的兵力，與反抗彞民打了九天，官方記錄「殲滅叛亂武裝四千一百九十八人」。
從一九五五年底開始的彞民反抗此起彼伏，遍及整個涼山地區，先後共有五十六個家支、兩萬五千多人參加。此後的幾年中，中共調動軍隊，組織民兵，形成強大軍事力量，血腥鎮壓彞族人民的反抗。
官方文獻透露，一九五六年，西昌地區彞族人民開始抵制中共的社會改造，各縣均有彞人不同程度的反抗，共六十多個家支、一萬四千多人參加。儘管中共調動了大批軍隊鎮壓，根據新華社內參的報導，一九五七年初，涼山地區反抗的彞民依然有「九四一股、五千七百二十多人，槍四千七百二十枝」，其中「表現頑抗、屢次爭取無效的約佔百分之三十左右」。
一九五七年，根據官方資料，中共在涼山的軍事行動中，「大小戰鬥二千二百八十四次，共殲滅叛亂武裝一點四萬餘人」。至一九五七年十月，涼山彞族人民的反抗終於被鎮壓平息。至一九五八年底，中共在西昌地區的鎮壓結束，據中共資料，「共殲滅叛亂武裝一萬餘人」。
中共在涼山地區兩年的軍事鎮壓過程中，先後調動了十一個團、十六個民警中隊以及十一萬「自衛隊」，總人數達十二萬九千多人，其中正規軍一萬七千多人。據中共資料，「共經大小戰鬥四千二百次，殲敵五萬五千四百六十四名，投誠一萬零五百六十九名」。這些數據僅是四川地區，還不包括雲南貴州等其他地區。
由於資料不足，無法統計兩年「平叛」過程中涼山彞民的傷亡以及後來被捕的精確人數。有官方學者承認，在此過程中曾經出現了「平叛擴大化」；一九七九年四月，涼山彞族自治州宣布釋放「一九六一年前參加武裝叛亂的一百零九名服刑在押犯」，也就是說，這些人被關押了二十多年。這個數字不會是全部關押人數，究竟有多少彞人被捕入獄，多少人死在獄中，至今未見公布。
傳統彞族社會的崩潰
中國傳統社會各民族均有歷史形成的組織形式，如漢族鄉村的宗族，藏人社會的部落等等，這是根據人們不同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方式，在漫長的歷史中自然形成的社會形態。
在中共執政之前，彞族處於一種特殊的地方性封閉排外體系，和周邊漢族社會的交往十分有限，歷史上被漢人稱為「夷人」，現在所稱的彞族之彞，就來自於歷史上帶有貶視意味的夷人之夷。漢人對彞區懷著一種歧視和恐懼交織的觀念，盛傳彞人會劫掠漢人，強迫為奴。民國時期，國民政府採取的政策是通過彞人上層頭人，逐漸向彞族地區輸入現代教育和觀念，而不是向彞族社會強行實施政府行政管理。彞人上層逐漸出現了和漢人政府合作的精英，如先後任雲南省政府主席的龍雲和盧漢就是彞族人。上世紀三十年代末，俄國作家顧彼得深入涼山後出版《彞族首領》，描述了他親眼所見的彞族首領嶺光電、曲木藏堯等精英人物，這些人的英武、開明和引領彞人走向現代社會的志向與見識，給讀者以強烈印象。顧彼得的著作，成為迄今為止對傳統彞族社會最生動的描述。
傳統彞族社會以「家支」為基本社會組織形式。這種以父系為中心、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社會共同體具有全方位的功能，既要求其成員維護家支的利益，規範全體成員的道德與行為，也保護其成員的個人利益不受侵犯；當成員遇到危機時，「家支」提供救助，如撫養孤兒，照顧孤老等。可是，這種「家支」結構必然是地方性的，彞族沒有發展出全民族統一的政治形態，也沒有普遍的民族認同意識，當遭遇外來政治衝擊的時候，就缺乏自我保護的規模力量，在經歷危機和破壞以後的社會復甦和重建過程就更為艱辛。
中共「民主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建立基層政權，以實現「黨的一元化領導」，因此必然要摧毀家支制度。中共武力鎮壓彞族人民的反抗後，隨即開始組織民眾「起來揭發和批判反動的家支制度」。時任中共昭覺縣委書記的伍精華在一九五八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為了鞏固黨的領導，為了社會主義，必須把家支制度徹底粉碎。」在摧毀「家支」制度的過程中，這些地方民族領袖的命運如何，伍精華一字未提。伍精華本人是中共執政後地位最高的彞族人，曾被派到拉薩擔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既沒有在藏人中留下好的口碑，對本民族的現代化和族人的福利也毫無作為。
此後，涼山彞族與中國其他地區一樣，經歷了中共發動的所有政治運動，從「大躍進」到文革，涼山彞族無一倖免。關於大飢荒，伍精華在其回憶錄中只淡淡一句：「各地因浮腫病還死了不少人」。
這些運動造成的後果之一是彞族內部的分裂與對立。一九六八年，涼山州還出現了一個「新叛案」，「民改」後被當作「奴隸主」打入另冊的黑彞有四百多人被迫害致死。一些黑彞被迫上山躲避，又被軍隊當作「叛亂」鎮壓。這個案件在一九七九年平反，但造成的後果很難在短時期內消除。
彞族社會前路艱辛
一九五○年代，鄧小平、周恩來等中共高官多次發表指示，聲稱在非漢民族地區實行「民主改革」的目的是為了「消滅貧困」、「不改革，民族就要貧窮」。於是，通過暴力的「民主改革」，涼山彞族「從奴隸社會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可是，「一步登天」進入社會主義的涼山彞族卻並未「消滅貧困」。時至今日，涼山彞族自治州處於極度貧困狀態，涼山彞族還成為吸毒和愛滋病的重災區，由此產生了大量艾滋孤兒。
在網際網路上可以找到相當多的圖片、記錄片和新聞報導，那些令人觸目驚心的照片顯示，在摧毀了傳統的社會結構之後，中共並未建立起有機的基層社會互助結構，「黨的陽光」既無法照到地處邊遠、交通不便的涼山彞族地區，傳統的社會互助體系又已徹底摧毀。與西藏社會不同，彞族既沒有共同擁戴的領袖，又沒有成熟的宗教體系，如果說傳統的「家支」制度使得彞族社會「分散化」，那麼這一制度被摧毀後，涼山彞族社會變成「原子化」了。在自然條件本來就很艱苦的地區，一個個單獨的個體或者家庭很難走出各種困境。幾十年「階級鬥爭」的結果，使得有能力的地方民族領袖不是被殺害，就是遠走他鄉一去不回。失去民族精英的引領和社會組織的保護之後，底層民眾的生存狀態令人扼腕痛惜。一盤散沙而失去了民族精英的彞族，其前途無法令人樂觀。
原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彞人伍精華的回憶錄，題為《我們是這樣走過來的：涼山的變遷》。掩卷之時，想起涼山彞族的現狀，不由想到：我們真的知道涼山彞族是那樣走過來的嗎？我們是不是知道這個民族將走向哪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