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報導（包括新聞通訊、特寫）都強調真實性，中外概不例外。真實是新聞的生命。但是，我目睹新聞報導中的「克里空」現象，還是不少，有時自已還是參與者。早在五十年代末發展到令人驚訝的地步，甚至嚴重違背科學、違背客觀事物規律。「大躍進」時高喊「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作為口號勉強說得過去，但作為新聞是不允許的。湖北孝感水稻畝產20萬斤，赫然出現在全國各大報刊載，還附有照片，人站在稻穗上故作姿態。試想20萬斤稻穀平鋪在一畝地的面積上，都有幾尺厚，怎麼長出來的？但在當時沒有任何人提出任何疑問。
到「文化大革命」時，形形色色的形式主義和虛假現象發展到頂點。幾乎所有的新聞（也包括文章），導語上都冠以「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紅旗獵獵，東風勁吹，凱歌頻傳」、「一派鶯歌燕舞」等等詞句，現在回憶起來，都令人啞然失笑。自己也不例外，無意中卷入了這個「英雄輩出」的年月。
年四旺是中共一個大典型的戰士。（網路圖片）
1966年12月31日，山西大同市發生了一起解放軍戰士年四旺搶救列車的事件。年四旺所在部隊是總後直屬某工程兵部隊。總後副部長張令彬接到電報，批示派人去調查。回來說，是個蔡永祥式的戰士，是個大典型。於是派人寫，去深入調查。
在大同住了近一個月，作了一些調查。事情是這樣的：年四旺回連隊時，發現鐵軌上有塊大石頭，他便搬開了，這時列車正在通過，被氣浪衝倒，有腦震盪現象，認為是蔡永祥式的戰士，應當予以宣揚（《大同日報》已作報導）。當時被打倒的邱會作已重新回到總後掌權，全軍後勤系統直至連隊以邱劃線，凡是擁護邱會作的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這是個機會，總後的幾個跳梁小丑認為是後勤從未有的大典型獻出，邱會作簽發報軍委辦事組，邱會作本人就是軍委辦事組成員。這樣對於邱會作無疑是臉上貼金，大撈了一筆政治資本。
總後決定要大宣傳，寫通訊、拍電影等等。四月份又派我和王宗仁及《解放軍報》記者馬真劃等人再次赴大同調查，同時寫一篇通訊。我們到連隊時，首先被問到是「姓邱還是姓李」（指總後政委李聚奎），甚至我們到連隊和戰士談話也有人跟蹤。我們表示，我們只是來瞭解年四旺，不談「文化大革命」。
年四旺是入伍不到一年的戰士，平時表現也不是很突出，挖掘他的英雄事跡有些難度。但我們是去寫他的事跡的，就在和年四旺的戰友的談話中，不斷篩選、升華（拔高），甚至演義，拼湊出一些事跡來。從發表的通訊、日記、故事中，可以看到主要是學毛主席著作。比如，年四旺思想精華「一閃念」，就是我們幾個人在招待所房間裡侃來侃去侃出來的。有的說「一瞬間」「一閃忽」，最後侃出年四旺狠鬥「私」字「一閃念」。其實，什麼叫「一閃念」，年四旺本人也不懂，他只有初小文化程度。後來「一閃念」竟成為全國流行的時髦話。
再回頭來說年四旺搬掉的石頭，有七十多斤重。據大同鐵路局公安處負責人講，放石頭的是一個傻子，他要搭車，所以放大石頭讓列車停車。而且這塊石頭並不會顛覆列車，因為車頭設有掃除障礙的鐵桿。年四旺搬掉石頭，確是出於維護人民利益，但如果如實寫，說放石頭的是個傻子，意義就不大了。最後我們寫成一篇通訊《心中只有毛主席》同時在《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發表。我分工寫救火車這節，先寫了二段「大好形勢」這些套話。第三段年四旺在市裡辦完事回連隊，虛構了他愉快地唱著語錄歌，邊唱邊走。然後寫434次列車載著勝利、紅衛兵飛馳而來。接著兩段寫年四旺搬石頭：
「年四旺一雙銳利的眼睛注視前方。他突然發現鐵道上有一個行跡可疑的人。再細看，鋼軌上放著一塊石頭。年四旺腦子裡一閃：在這階級鬥爭深入發展的時候，在新年前夜，階級敵人陰謀顛覆列車……他大喊一聲：‘有人破壞！’立即奔過去，一把抓住那個傢伙，和他廝扭起來。這時候，列車高速度地衝著九號橋疾駛過來，越來越近，離大石頭只有30米了！」
「在這危急萬分的剎那問，一個洪亮而又親切的聲音在召喚：‘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毛澤東思想指揮戰士衝上去！年四旺熱血沸騰，全身充滿力量，滿腔的階級仇恨凝成一拳，狠狠地一擊，將那個傢伙打下了路基，然後衝上鐵道，迎面朝火車衝去。巨大的車頭、濃煙、強光、氣浪，向著年四旺壓來，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剛剛搬開那塊沈重的大石頭，黑壓壓的火車衝到身邊，年四旺被撞倒了。」很清楚，這兩段一些情景是我虛構的，不虛構不能完成任務。「他大喊一聲：‘有人破壞！’」、「和他廝扭起來」、「一個洪亮的聲音在召喚」、「狠狠一擊」、「將那傢伙打下路基」等等情節，都是想像虛構出來的。即使後來說年四旺醒來後第一眼認出毛主席，也是護士們湊在一起回憶時講的，他寫的「毛主席」，原稿我也沒看，只是聽說他寫過而已。
通訊最後倒數第三段：「一位老礦工，眼裡閃著淚花激動地說：‘又一個蔡永祥，又一個毛主席的好戰上’。」這純粹是我編出來的。後來定稿時，大家說這一節寫的最「精彩」。
以後著實宣傳了一番年四旺，邱會作自然得意，還把年四旺拉上天安門城樓，和林彪一起照了像。原來那個M又搖身進了年四旺宣傳辦公室，指手劃腳，好像他就是年四旺了。
有趣的是當年國慶節，把年四旺的父親從安徽請來北京觀禮。在天安門城樓上與年四旺見面。大家都想聽一聽英雄的父親有什麼豪言壯語，記者們也捧著本子等待記錄。年四旺的父親對兒子說：「肥兒，這回你好了，名利雙收。」弄得在場的人啼笑皆非。
報告文學可以依據當時當地的情景，人物的個性，虛構或描寫一些細節。新聞通訊，我認為必須是一是一，二是二，只有七分，不能寫成十分。年四旺搬石頭是件好事，值得表揚。但作為一個英雄典型，顯然就是人為地拔高了，嚴格地說不真實。我們處在那個年月，也脫離不開「高大全」的窠臼。多年來．我每當想到寫年四旺這篇通訊和寫他的故事時，真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無可奈何的感覺。年四旺後來轉業留北京工作，我見過他一次。聽別人說工作中也沒有表現出什麼英雄本色，人們也漸漸忘記了風雲一時的年四旺就是他。
「文化大革命」10年動亂，新聞和文學都走過一段可嘆的曲折的道路。那是一個瘋狂的年月，一個顛倒的年月，大趨勢如此，個人無法逆轉。
編者註：
原文作者張均傑（1930年∼），筆名李天，江西上猶人。早年從軍，大學本科學歷，當過記者打過仗，畢生從事文字工作。散文、小說、戲劇、電影均有涉及。
（本文有刪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