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貶值壓力大（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7年2月24日訊】隨著中國國內金融風險的上升，中國國內主體避險情緒增強，需要更加關注短期資本外流與人民幣貶值壓力。
在2015年8月11日中國人民銀行進一步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時，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為6.1左右。截至12月中旬人民幣中間價與8．11匯改時相比貶值了大約13%。
匯率波動與短期資本外流
在8．11匯改之初，央行一度取消了對每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的干預，讓中間價直接等於前一日收盤價。這意味著央行主動放棄了過去穩定匯市的最主要工具。
由於當時市場上存在較大的人民幣兌美元貶值壓力，此舉導致8．11匯改之後初期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快速貶值。為了遏制人民幣兌美元的快速貶值，迄今為止央行採取了四種應對策略。
策略之一，央行再度改變了每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的定價機制，提出「收盤價+籃子匯率」的定價新機制；策略之二，央行通過在國內外匯市場上賣出美元、買入人民幣來穩定匯率；策略之三，央行在8．11匯改之後逐漸收緊了對資本外流的管制；策略之四，縮小離岸與在岸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之間的匯差，從而達到遏制跨境套匯與穩定人民幣匯率預期的目標。
應該說，這四種策略的實施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性。然而，這四種策略的實施也面臨一系列新的問題與挑戰。
首先，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的定價新規似乎並未真正消除市場上的貶值預期。2016年以來人民幣的匯率走勢可以用「非對稱性貶值」來概括。當美元指數走強時，人民幣會盯住美元，同時對籃子貨幣貶值；當美元指數走弱時，人民幣會盯住籃子，而對美元貶值。這種「非對稱性貶值」策略，意味著投資者賣空美元買入人民幣將是一種穩賺不賠的買賣。
其次，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已經由最高時的4萬億美元下降至目前的3.1萬億美元左右。
再次，無論是收緊資本流出管制還是離岸市場干預，事實上都對人民幣國際化造成了衝擊。
事實上，當前人民幣匯率之所以面臨貶值壓力，這與中國經濟面臨持續的短期資本外流高度相關。2014年第2季度至2016年第3季度，中國已經連續10個季度面臨資本賬戶逆差。更嚴重的是，近期中國在直接投資、證券投資與其他投資三個子項都在面臨資本淨流出。而2016年第2季度以來至今，國內居民與企業多元化配置海外資產的行動，則成為驅動短期資本外流的主要動力。
導致本輪短期資本持續大規模外流的主要原因包括：人民幣兌美元升值預期逆轉為貶值預期；美聯儲步入新的加息週期，而2014年以來國內利率水平顯著下降，國內外利差明顯收窄；中國經濟趨勢性下行導致國內投資回報率下降；國內金融體系潛在風險上升。
化解金融風險壓力的建議
對國內金融風險顯性化與上升的擔憂，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可能繼續驅動短期資本外流。而未來一段時間，國內金融風險最可能顯著上升的領域，則是中國的商業銀行體系。
目前中國商業銀行體系至少面臨如下不利衝擊：
第一，利率市場化將會持續收窄存貸款利差，而利差目前依然佔到中國商業銀行收入的四分之三；
第二，過去幾年以銀行理財產品與信託產品為代表的影子銀行產品大行其道，而影子銀行產品面臨的監管遠比傳統銀行貸款更為寬鬆，這將會給商業銀行帶來更大的風險；
第三，在內外需萎縮與產能過剩的背景下，中國企業部門去槓桿將會加劇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壓力；
第四，房地產市場的向下調整，也會給商業銀行資產端造成巨大壓力；
第五，目前高企的地方政府債務也會持續衝擊商業銀行資產端，這是因為，目前流動的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將會壓低銀行資產端的收益率、拉長銀行資產端的期限結構。
換言之，未來幾年，中國商業銀行體系出現新一輪不良資產風險。與國有大型以及股份制商業銀行相比，以城商行、農商行為代表的中小商業銀行在未來幾年遭遇的壓力更大。
後者的存款基礎更為薄弱，在融資方面更加依賴於批發性融資。後者過去幾年在經營方面更加激進，總資產的增速遠高於大型銀行。總之，隨著國內金融風險的上升，國內主體避險情緒增強，需要更加關注短期資本外流與人民幣貶值壓力。
要打破這一循環，筆者的建議是：
第一，監管當局要對本輪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浪潮的嚴重程度高度重視，並且採用商業銀行自身消化、市場化機構進行處置與政府注資相結合的方式來應對本輪不良貸款浪潮；
第二，央行應該繼續密切跟蹤短期資本流動的形勢，在必要時加強監管；
第三，央行應該降低對外匯市場的干預，讓人民幣匯率在更大程度上由市場供求來決定，這樣可以避免市場上形成持續的本幣貶值預期，也能夠降低外匯儲備的進一步消耗；
第四，最重要的是，應釋放積極的結構性改革信號，提振國內外主體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信心，這樣才有助於從根本上扭轉市場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以及對金融風險上升的擔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