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治運動導致大飢荒。（網路圖片）
自古以來，「民以食為天」，然而中共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利益和權威，不惜餓死四千萬中國老百姓，足見其「反天、反地、反人性「的邪靈本質，是十足的惡魔行徑。
其實在中共的政治運動中，不只是「一邊倒」被矇蔽的群眾，中國人中從來不乏舍生忘死的有識之士。向承鑒和他的同仁們就是這樣的知識份子，他們無一例外遭到了中共的殘酷迫害。而九死一生的向承鑒，直到晚年還在追問那些糾纏了他一生的噩夢，以及噩夢的根源。關乎自己，也關乎這個國家。
大飢荒時代，1959年，大飢荒已席捲中國。那年的冬天，21歲的向承鑒與張春元、譚蟬雪等人創辦「星火」雜誌，為父老鄉親，以及全中國的農民吶喊。很快，1960年9月向承鑒因「星火」被以「反革命集團」罪名被捕，被判刑18年，走上漫長的受難之路。之前，他於1957年7月被劃為右派，已經帶了3年「右派」帽子。
上大學時，學生會、系支部等，多次舉辦點心會、茶話會，請大家座談，給黨提意見。他沒去參加，向承鑒說，當時「我再三想，絞盡腦汁，結論是，我對黨沒意見。」但是不行，結果被批評，「提不出意見，說明對黨沒感情。」此時，在全國知識界的「鳴放」也進行得轟轟烈烈。很快，「整風鳴放」一下子轉變為全國範圍內的「反右派鬥爭」。向承鑒說，「反右之後，一切反對的聲音沒有了。毛澤東真正成了一言九鼎」。
向承鑒見證荒誕
「人民公社」、「大躍進」和「大煉鋼鐵」等瘋狂運動被認為是導致大飢荒的直接原因。
聯豐人民公社是一夜之間突然成立的。向承鑒被派去佈置公共食堂，刷寫大型標語。鞭炮齊鳴，鑼鼓喧天中，人們喜氣洋洋，遵循毛的指示，「人民公社就是好」，開始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家家戶戶撤掉鍋灶，到食堂吃飯。到處是標語「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
人民公社開始不到一年，大飢荒席捲中國。人民公社一成立，接下來就是「大躍進」狂潮。隨之而來的是「全黨全民，大煉鋼鐵」的狂潮。當時受命去研製「高爐」的向承鑒，看到鄉間山路上全是背礦石的人流，男女老幼，情緒高亢。他在一瞥間注意到，路邊地裡的莊稼已經焦黃，麥粒全掉在地上，卻無人收割。大煉鋼鐵的政治高潮淹沒了往年麥收季節的「龍口奪食」，他的心裏掠過不祥的念頭：來年日子怎麼過？農民吃什麼？
果然，1960年的早春，他離開工廠去附近的一個公社辦事。正在路邊走著，突然發現地裡幹活的農民都停下來，呆呆地看著他。他一眼看到了一個餓死在路邊的小女孩。孩子大約有十一二歲的樣子，「穿一件破爛的夾衣，蜷縮著。手伸在嘴邊，嘴角掛著一塊黑乎乎的東西，不知道是土坷垃，還是土豆……」轉過彎走到無人的地方，他捶胸頓足，放聲大哭。他痛恨自己的無能，甚至連記錄下來的能力都沒有。他做過校報記者，怨恨自己為什麼沒有一個相機，「為歷史留下一個證據」。
他的記憶中，從1958年冬天開始，在天水一帶，農民就開始挨餓了。1959年春天，在蘭州街上，滿是沿街乞討的農民，飯館裡供應的是「人造肉」、「小球藻」等代食品，乞討的人到處伸出乾癟的手臂。在武山，他看到的，是攜老扶幼的逃荒人群。人們想向西逃去新疆，至少，那裡能夠活命。
1959年夏天，飢荒瘋狂蔓延。原來很富庶的地方，也沒有糧食了。正在灌漿的包谷地裡，生產隊派了人手持棍棒日夜值守，在當地的鄧家堡，有社員因為偷挖土豆，用鐵锨打死了看守的人。在火車站一帶，常常能看到飢民的屍體。
做為城裡的大學生，還有糧票待遇。人們在餓死，而鹽井公社，卻調集了脫產幹部，到農村大規模收繳糧食。因為「高產」的公購糧任務沒有完成，「上頭懷疑農民私藏糧食，全面收繳。家家戶戶，火炕刨開了，連枕頭都撕開了，房前屋後，豬圈地窖都要挖地三尺……」
「到處是餓死的人。有的村子餓死的人沒人埋，也沒人挖得動墓穴，就動員中學生埋死人，埋一個可以得到四兩糧的補貼。在一些家裡，人死光了，都沒得埋……」
每當回憶起這一切，向承鑒還忍不住痛苦地嘆息：太慘了啊，農民太慘了！
中共處理危機的辦法是「要犧牲農村，保住城市」。在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採取非常措施解決當前食油供應問題的緊急措施》的通知，停止對農村的食油供應。楊繼繩（《墓碑》的作者）：「比如說吃油，油產生的熱量比一般的碳水化合物要高好多倍。周恩來明確表示農村停止銷售食油一年。這一年，農村一滴油都看不見，沒有。」
到了1960年，飢荒繼續發展，農村地區已經有數以千萬計的農民餓死。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中共高層秘密決定：寧肯犧牲農村，也要保住城市。成千上萬的農民因此而被餓死。
大飢荒中的「星火」
1959年11月，向承鑒一同下放天水的中文系同學孫自筠被抓，孫自筠是在給《紅旗》雜誌寄出信的一個多月後被抓的，星火同仁們對當局的幻想破滅。「這時廬山會議已開過了，彭德懷上萬言書，已被打倒。孫自筠被抓，讓我們知道，必須放棄幻想了，要救苦難的農民，必須尋找另外的出路。」向承鑒說。
他們商量辦一份雜誌，來傳遞思想，凝聚力量，為苦難的中國尋找出路。於是他們開始組稿，一氣呵成，秘密刻印星火。《向承鑒：大飢荒讓我們徹底清醒》一文中說，「在這些文章裡，耳聞目睹了苦難的他們，用自己的心靈，為農村吶喊，為苦難中的國家吶喊。他們對現實的反思，深刻到讓今天的人，也會吃驚。吃驚於在那樣的信息與思想隔絕中，他們的思考，能深邃到一個體制的腠理。」
他們做好了「獻身」的準備，但還是沒有想到，這一天來得這麼快。耳聞目睹的現實讓他們太痛苦了，早已下了必死的決心。因為放棄了一切幻想，在嚴酷審訊中，向承鑒沒有低頭。在天水監獄，星火一案成為驚動上上下下的「右派反革命集團」大案。被判重刑的「星火」同道，在「一打三反」的最嚴酷時刻，在勞改隊，每天都有人被拉出去槍斃掉，張春元、杜映華也在1970年3月慘遭殺害。
命不該絕的向承鑒在出獄後，才知道「反右」後他們各自的境遇。「那些年輕的容顏，煥發的神采，高尚明晰的頭腦，一個民族最傑出的年輕人，就那樣在人為的浩劫中被一個個摧毀。很多人，一個名字都沒有留下。」（《向承鑒：大飢荒讓我們徹底清醒》）
反思大飢荒
《九評共產黨》揭示，「過去大飢荒發生時，官府總要設粥廠，開倉放糧，允許飢民逃荒，但中共顯然認為逃荒會有損「黨的威信」。於是派民兵把守鄉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飢民外逃。甚至在飢民忍無可忍去糧管所搶糧時下令開槍鎮壓，並誣蔑被槍殺的飢民是反革命分子。當時甘肅、山東、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廣西等許多省份餓殍遍野，沒有飯吃的農民還被逼著去「大修水利」、「大煉鋼鐵」，許多人走著走著路就一頭倒在地上永遠也起不來了。最後死了人沒人有力氣掩埋，許多村莊一戶一戶地死絕。」
由司馬青揚與歐陽龍門聯合編寫《新發現的周恩來》一書，其中關於三年大飢荒的內容透露，面對成千上萬的農民在死亡線上，中共不但沒有採取應急救助措施供應糧食，反而繼續從農民口裡剝奪糧食，繼續出口糧食。
更可怕的是，書中引述1962年8月25日《糧食部計畫司糧食數據提要》，幾千萬人是守著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
書中還披露，「正當各地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下，周恩來決定要以糧食換黃金，而且就在死人最嚴重的1960年開始。每年買進幾十萬兩黃金。年年買進，一直買到1970年。這些黃金都是用專機運回國內的。當時10萬兩黃金就需要近1億公斤大米！」
不同於歷史上的自然災禍，現在人們已經普遍承認大飢荒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據美國之音《學者探究中國發生大飢荒的原因》一文中披露，香港大學人文學講座教授馮客（Frank Dikotter）表示，「基於各種報告，包括調查組、安全部和統計人員以及那些在文革開始前的1964年、65年試圖瞭解當時發生的情況的人提供的報告，我的估算是，至少有4500萬人的死亡是不必要的。在這些死亡的至少4500萬人中，高達10％的人是被打死的。‘飢荒’的說法是用詞不當，而應該是種族屠殺。」
記錄大飢荒歷史的著作《墓碑》的作者楊繼繩是中國著名政史類雜誌《炎黃春秋》原副主編，基於中共官方的統計數字和文獻記錄，楊繼繩認為，中共當局在大躍進期間犯了三個不可原諒的錯誤，即在糧庫裡有大量庫存的情況下讓大量農民餓死；在農民大批餓死時卻大量出口糧食；還有就是在餓死人最多的1960年繼續大搞大躍進。
參考資料：
《向承鑒：大飢荒讓我們徹底清醒》
《九評共產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