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保持知足常樂，並非易事。（圖片來源：Pixabay）
白居易（772—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唐代著名的詩人，虔誠的佛教信徒。祖籍太原。唐代宗大曆七年（772年），白居易在東郭宅降生。武宗會昌六年（846年）八月卒於洛陽，享年75歲。葬於洛陽龍門香山琵琶峰，李商隱為其撰寫墓誌。著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
白居易持知足常樂思想
白居易一生以44歲被貶江州司馬為界，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後期是獨善其身時期。後期閒適、感傷的詩漸多。他說自己是「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後他升任忠州刺史。會昌二年（842年）以刑部尚書致仕。在洛陽以詩、酒、禪、琴及山水自娛，常與劉禹錫唱和，時稱「劉白」。會昌四年（844年），出資開鑿龍門八節石灘以利舟民。
作為唐代著名的詩人、虔誠的佛教信徒，白居易深受佛教知足常樂思想的影響。在這種思想影響下，他在中晚年之後，看淡了世事，過著悠閒舒適的半官半隱生活，經常在作詩與參禪學道中度過快樂的時光。
《銘志贊序祭文記辭》傳真意
白居易這種知足常樂思想在他的許多作品中都有描述。在《白居易集》卷六十一《銘志贊序祭文記辭》中，他曾對他的妻子和侄兒說：
「吾之幸也，壽過七十，官至二品，有名於世，無益干人，褒優之禮，宜自貶損。我歿，當斂以衣一襲，送以車一乘，無用鹵簿葬，無以血食祭，無請太常諡，無建神道碑；但於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傳》一本可矣。」語訖命筆，自銘其墓云：
樂天樂天，生天地中，七十有五年。其生也浮雲然，其死也委蛻然。來何因？去何緣？吾性不動，吾形屢遷。已焉已焉！吾安往而不可？又何足厭戀乎其間？
從這段白居易對妻子和侄兒的談話及他所撰寫的墓誌銘中，我們能夠很真切地感覺到白居易對自己的官位與壽命還是比較滿意的，他雖然在每屆任地方官時都為百姓做了許多貢獻，但卻很謙虛地稱自己「無益於人」，應當被貶官。這表現出他對自己生活和事業的知足與反省。
在知足常樂的生活中，白居易還非常節儉惜福。他在向他妻子交代後事時要求妻子在他死後，節儉辦喪事，避免不必要的浪費。
《醉吟先生傳》表現生活樂趣
《醉吟先生傳》是記述白居易晚年隱居生活樂趣的一篇文章。文中，白居易自述了他悠閒常樂的生活，將自己的知足常樂思想更表現得淋漓盡致。
「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彭城劉夢得力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為酒友。每一相見，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壑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及泊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為之先拂酒罍，次開詩篋。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杯自娛，酩酊而後已。」
與他者對比來生發感慨
白居易還常在飲酒之餘，對生活發出種種感慨。他還通過與別人的對比，表達對自己生活非常知足的感情：
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啟期，健幹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
一、與黔婁相比
這段話是詩人知足思想的中心。作為唐代才華橫溢的詩人，白居易很謙卑地稱自己的才華遠不及古人。他分別從富貴、壽命、溫飽、快樂、健康等幾個方面與歷史上不同的人作比較。認為自己在這些方面都比他們要好。他首先從富貴方面與黔婁作比，認為自己比黔婁富裕多了。黔婁是春秋時齊國的賢士和道學家，他的道家學術理論受到齊侯的重視，齊侯備下重金，請黔婁到朝廷做官，聘他為卿，他卻堅辭不受。後來魯國國君聽說了，就派人去請他出任魯國的相國，並給他賜粟三千鐘的俸祿，黔婁仍不為高官厚祿所動。
黔婁死後，他的好友，孔子的高足曾參前往弔祭，看到黔婁停屍在破窗之下，身著舊長袍，墊著爛草席，用白布覆蓋著。由於這塊白布短小，蓋頭就露出腳來，蓋上腳就露出頭來。不禁為之心酸，就說：「把布斜過來蓋，就可以蓋住黔婁先生的全身了。」
不料，黔婁夫人卻答道：「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這會違背先生的生前意願的。」曾參認為黔婁夫人說得很有道理，深感慚愧，於是哭得更為悲傷。
白居易認為，黔婁家貧如洗，甚至在死後連一條完整遮蓋遺體的白布也沒有，他認為自己與黔婁相比，就是一個最富裕的人了。
二、與顏淵相比
其次，白居易認為自己如果與顏淵相比，就是一個長壽的人了。顏淵，名回，字子淵，春秋魯國人。孔子的弟子，比孔子小三十歲。史記載：「回年二十九，發盡白。」約四十歲左右卒，人稱復聖。顏淵天資非常聰穎。能聞一知十，連才智過人的子貢也不敢和他比。
在生活上，顏淵卻過得很簡陋。孔子說他：「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吃住皆十分簡陋。在韓詩外傳上記載，孔子曾問他何以不出來做官，顏淵曰：「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餿粥，郭內之田四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貧如富，表示知足而無欲；賤如貴，表示謙讓而好禮；無勇而威，表恭敬而不失於人。而且說話能有選擇，終身無患難。顏淵就是這樣安貧樂道。
顏淵是孔子弟子中最為安貧樂道和勤奮好學的人，他為人謙恭禮讓，深得孔子的器重，被認為是孔子的繼承人，卻不幸在四十歲時早死了。
三、與伯夷相比
再次，白居易還與伯夷比溫飽，認為自己至少沒有溫飽的憂慮。伯夷、叔齊是商朝孤竹君的兩個兒子，他們不滿商紂王的暴虐統治，投奔周武王，但又不滿周武王的革命，拒絕出仕，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下。他們是古代有名的高潔之士，最後卻因沒有飲食果腹，導致被餓死，與他們比，白居易感覺自己是一個衣食無憂的快樂人了。
四、與榮啟期相比
第四，白居易還與榮啟期比快樂，認為自己是比他更快樂的人。榮啟期是春秋時最快樂的人，一次，孔子看見榮啟期在鄘邑郊外行走，身穿鹿皮襖，腰紮繩索帶，一邊彈琴，一邊唱歌。
孔子問道：「先生如此快樂，為什麼呢？」榮啟期回答說：「我快樂的事情很多：自然化育萬物，只有人最尊貴，我能夠生而為人，這是第一件值得快樂的事情：男女的差別，在於男尊女卑，所以世人都以男人為尊貴，我身為男人，這是第二件值得快樂的事情：人的一生，有的未出生便胎死腹中，有的死在繈褓中，我已經活到九十歲了，這是第三件值得快樂的事情。」孔子說：「好啊！真是一個能自我寬慰的人啊！」
白居易認為榮啟期所具有的快樂他都有，而且比他有更多的樂趣，飲酒、作詩、參禪，經常能從與詩友往來中享受人生之樂，自己要比他快樂多了。
五、與衛叔寶相比
衛叔寶（衛玠）是晉代名士，是當時著名的美男子。關於他的美，《晉書》裡用「明珠」，「玉潤」等詞語宋形容他，他為人喜怒不表於形，總之是個面無表情的玉人。衛叔寶自幼風神秀異，坐著羊車行在洛陽街上，遠遠望去，就恰似白玉雕的塑像，時人稱之「璧人」。
洛陽居民傾城而出，夾道觀看小璧人。成年後的衛叔寶長相更為英俊灑脫，他每到一處，都有很多人跟蹤圍觀，想一睹他的風采。但是，他年紀輕輕卻經常被疾病纏身，痛苦不堪，以至於體態枯槁。
白居易不與他比別的，就與他比健康。他認為自己與衛叔寶比起來真正是健康之人了。白居易就是通過與不如自己的人在多方面進行比較，以顯示出自己在很多方面比別人優越，從而使自己對擁有的生活感到知足常樂。
白居易在《醉吟先生傳》中，還作有一首《詠懷》詩，表達那種「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思想。詩石：
抱琴榮啟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
不知天地內，更得幾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為閑日月。
這首詩歌是白居易人生態度的表白，詩人認為，歲月似箭，人生苦空無常。人應當在有限的人生中，盡可能讓自己過得輕鬆悠閒一點。這並不是說白居易的思想十分消極，而是勸人要知足常樂，不要辜負短暫的人生時光。
《達哉樂天行》再現知足常樂之思
自居易還作有《達哉樂天行》一詩，表達自己知足常樂的生活。詩云：
達哉達哉白樂天，分司東都十三年。七旬才滿冠已掛，半祿半及車先懸。
或伴遊客春行樂，或隨山僧夜坐禪。二年忘卻問家事，門庭多草廚少煙。
庖童朝告鹽米盡，侍婢暮訴衣裳穿。妻孥不悅甥侄悶，而我醉臥方陶然。
起來與爾畫生計，薄產處置有後先。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都五頃田。
然後兼賣所居宅，仿佛獲緡二三千。半與爾充衣食費，半與吾供酒肉錢。
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鬚白頭風眩。但恐此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
未歸且住亦不惡，饑餐樂飲安穩眠。死生無可無不可，達哉達哉白樂天。
白居易在這首詩歌中回顧自己的人生經歷：分司東都洛陽十三年，到七十歲不再為官，但還能有俸祿收入。在這種隱居生活中，自己可以與遊客一起游春玩賞，還可隨意與山僧探討佛法。
沉醉於這種閒適快樂的生活中，竟然有很長時間忘了過問家中的事情，院子中都長了草，廚房甚至很少生火做飯了。經常有廚師告訴他沒有鹽和米了，丫鬟和傭人向他訴說穿的衣服都破了。妻子、傭人、外甥、侄子都對自己不問家事的做法感到不高興，而詩人自己卻陶然於酒醉當中。
儘管家人都為生計感到憂慮，但白居易卻對未來早就作了籌畫。因為他有很多家產，他準備先賣十畝園子，再賣五傾田地，然後賣掉家中所住的宅子。將這些家產變賣之後，足夠供養家人和自己將來的生活了。白居易認為自己已經七十一歲了，老眼昏花，可能這些錢還沒有用完便與世長辭了。所以，根本用不著為生計發愁，盡享「饑餐樂飲安穩眠」。
從這首詩歌中，我們能夠看出白居易對自己的生活真正做到了知足常樂，儘管家人已經在為衣食發愁，但他仍然不為生活困窘而發愁。
總之，知足常樂思想是白居易中晚年時期的主要思想。這種思想不僅使他在經歷宦海浮沉之後，仍能夠以平常心看待世事，而且還使他能夠在那個朝政黑暗的年代全身遠禍，從而平安悠閒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