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慧珠與梅蘭芳合影。（網路圖片）
言慧珠（1919年，農曆己未年∼1966年9月11日），原名義來，學名仲明；蒙族旗人，祖籍北京，京劇表演藝術家，京劇、昆曲旦角女演員。代表作品有《西施》、《太真外傳》、《生死恨》、《春香傳》、《霸王別姬》、《鳳還巢》、《牆頭馬上》等劇。
言慧珠是梅蘭芳最得意的弟子，上海灘時代馳名藝界美女，人稱「平劇皇后」。1943年言慧珠在上海拜梅蘭芳為師——能得梅蘭芳實授真傳者，只有李世芳與她二人；中共建政後備受排擠，1957年在上海戲曲學校執教，1960年同俞振飛再婚；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受到批鬥；9月11日凌晨在衛生間懸樑自盡。
言慧珠劇團
父親是民初京劇四大須生之一的言菊朋。受父親影響，言慧珠自幼喜歡看京劇。據言清卿（言慧珠之子）在《我的母親言慧珠》一文中，言清卿從上海赴合肥，去見已有三十七年未見的生父薛浩偉。這一天是二零零九年大年初一，他的生父已經八十三歲高齡了。
父親對他說：「剛解放時，你媽媽是有自己的劇團，也就是現在報紙上說的‘言慧珠劇團’。你媽媽是老闆，自己組團，到處去演出，是劇團的‘班主’。你媽媽在解放前就已經是‘平劇皇后’了，紅遍全國，‘言慧珠劇團’很受歡迎，劇團也很能賺錢。她帶著劇團到外地一次巡迴演出，就能賺好幾萬，華園的小洋樓就是那時買的。那時候買這幢洋樓你媽媽只用去了八千元，豪華裝修卻用去了一萬五……。」
有人說，言慧珠天生麗質，絕色傾城。她一出場，滿場皆驚，高挑靚麗，氣質高貴，有一種凜冽和自傲。開會時，所有人坐定，她才緩緩進場，皮大衣，高跟鞋，大波浪捲發，法國香水……她有自己獨特的氣場。
1961年12月，由她和俞振飛帶隊的「上海青年京昆劇團」訪問香港並舉行公演。42歲的她，燙了當時最時髦的髮型，還在後臺當場找來裁縫，為她量身定做短旗袍，珍珠項鏈、翡翠鑽戒又再度回到了她的身上、手上，她又回到了從前的言慧珠。「她是幼稚的，沒有體會到張揚背後會面臨的險峻，在當時的環境下，她不懂得收斂與改變。」（《生的漂亮，死的淒涼——記京劇演員言慧珠》）
1957年，心直口快的言慧珠敢提意見，在《文匯報》發表〈我要演戲〉文章，成了右派邊緣分子。多虧俞振飛不遺餘力地週旋，幫助言慧珠過了關，言對俞感激涕零。
俞振飛名聲和地位都比她高，是上海戲劇學校的校長。生父薛浩偉對言清卿說，「和俞振飛走到一起，還得從五七年說起。那時俞振飛不遺餘力地幫助你媽媽過了關。你媽媽很是感激俞振飛，俞也正是在這時得寸進尺。同年，你媽媽調任上海戲曲學校當副校長。她是不太情願當行政領導的，一心想演戲。但為了改變處境，也是出於對俞振飛的感激，她還是接任了副校長之職。」
藝術生涯終結
為了塑造更多的藝術形象，為了能多多在舞台上出現，為了她鍾愛的京昆藝術，言慧珠不斷地調整自己……
一九六四年夏天，北京舉辦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江青親自挂帥，擊響了京劇大演現代戲的鑼鼓，言慧珠受到了冷落。言慧珠特意排演了反映抗美援朝戰爭的現代戲《鬆骨峰》。誰知江青一句話，讓言慧珠再也沒有機會登臺，過早的結束了藝術生涯。為了有戲演，哪怕是現代戲，她也肯學，肯演。那時，言慧珠當時已是一個四十五歲的人了，但她還是堅持每天煉功。
言清卿說：「在華園的大客廳裡，我至今對媽媽的「煉功鏡」印象深刻，在我兒時的記憶中，簡直是一堵牆。偌大一面鏡子，四周是用紅木框鑲著的，下面是堅實的紅木架。我天天看到媽媽在這面鏡子前化妝、扮相、水袖、走邊……
「媽媽煉功時總是穿一件白色的毛巾衫，因為能吸水，煉功出汗不會黏在身上。媽媽一上來先跳繩，她能接連跳一二百下，接著就是在花園裡踢腿、下腰……媽媽每天的煉功總在兩三個小時，從不間斷。
「有一次，有位女領導來華園，看到媽媽這麼苦練，話說得不太好聽，意思是你老大歲數了。這麼練有什麼用？
「當時，江青聽說媽媽在演現代戲，就說：‘叫言慧珠別演啦！好好閉門思過，休想到我這裡來沾邊！’一句話判了媽媽藝術上的死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俞振飛與言慧珠作為上海戲曲學校的兩大領導，首當其衝。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戲曲學校開始貼大字報、大批判，言慧珠和俞振飛兩人身上前後都被刷漿糊、貼滿標語、大字報。面對洶湧的大批判，夫妻二人垂眉低首，常常在院子裡一站就是幾小時。他倆還被罰清掃廁所，因俞振飛平素為人和藹，能隨遇而安，常常有人悄悄幫忙，日子並不太難過。但對言慧珠就完全不同了，她平時鋒芒畢露。如今，原本光彩奪目的她落魄到勞動改造的地步，怎不令人泄恨？政治運動不就是激發人性惡的一面，「發動群眾鬥群眾」？只要見她直直腰，稍息片刻，就會引來大聲責罵。
造反派先後數次對「華園」進行了毀滅性的抄家。他們把言慧珠塞在燈管裡、藏在瓷磚裡、埋在花盆裡的鑽戒（多達幾十枚）、翡翠、美鈔、金條（重18斤）、存摺（6萬元）都掏了出來，甚至連天花板都捅破挑穿。言慧珠一生唱戲的積蓄，頃刻成空。
「託孤」後自盡
有人說言慧珠是文革中不堪受辱而自殺，言清卿還原了母親自殺的真實情境：
一九六六年，我已是小學四年級了。九月十日「託孤」之夜的情景，是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的。那一夜的詳情也是好爸俞振飛一直迴避的。
吃過晚飯，媽媽把我拉到她的房間裡（媽媽與好爸已分居多年），媽媽給我五十元錢和一塊小黑板，還在我的小口袋裡塞了一塊手錶。
「清卿，乖兒子，你媽媽要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媽媽不停地摸著我的頭，「媽媽走後，你要聽好爸的話，明天是禮拜天，你到公園裡去玩。」媽媽哭著跟我說話，我呆呆地看著不停地用手帕擦著眼淚的媽媽，「小黑板給你寫字，你要好好讀書。手錶給咪咪姐姐。」這一夜，是我見到媽媽的最後一面。
媽媽吩咐完以後，就拉著我來到了好爸房間，母子倆就這樣站在了我的繼父面前。
我見媽媽「撲通」一聲跪了下來。
「來，清卿，給好爸跪下。」
媽媽對好爸說：「孩子交給你了，你要把他撫養成人。」
好爸說：「我有飯吃，他也有飯吃；我有粥吃，他也有粥吃。」
向好爸交待完後，媽媽把我領到我的房間，讓我睡下，並跟我說：「乖兒子，你好好睡覺，我與你好爸再說會話兒。」媽媽的這句話，是她在世間留給我的最後一句話。
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個噩夢般的早晨。1966年9月11日早晨，一輛白色的救護車緩緩地駛出了華園。媽媽赤著雙腳，被一塊白布裹住全身。
那一夜，言慧珠留下了三封遺書後，她用一條唱《天女散花》時使用的白綾吊死了自已。繁華落盡人歸處，一尺白綾拋榮辱。
那一夜，她和俞振飛到底說了什麼？無從得知。但是有一點是清楚的，身為丈夫的俞振飛是非常清楚知道她要去死的，但是，為什麼見死不救？！「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在中共最殘酷的政治運動中，「黨性」可以扼殺「人性」，連親生父子都互相批鬥、殘害的，更不能奢求半路夫妻能患難與共。可是，倆個人本應互相扶持，走過難關。正如薛浩偉對兒子說的：「你媽媽光彩的是戲，生活中充滿了苦啊！」俞振飛曾經幫助她逃過「右派」一劫，可是當自己也身處政治鬥爭的漩渦中，他畏懼了，他沉默了。面對著丈夫的冷漠和懵懂年幼的孩子，面對著藝術生命的終結和造反派的侮辱批判，個性強烈的她最終選擇了以死抗爭。
可憐人的骨灰
言慧珠死後，她的兒子竟沒有自己家的鑰匙，只有「好爸」與保姆才掌有華園的鑰匙——華園可是他媽媽用自己在舞台上掙的血汗錢買的獨產啊。
一九七〇年，言清卿十五歲，已經是一個初二的學生。突然萌生了要找媽媽的骨灰的意識，很強。
清明前的一天，他大著膽子去問好爸：我媽媽的骨灰呢？沒想到，好爸臉色一沉，劈頭第一句話就是：「你想幹什麼？！」「我要媽媽的骨灰！」他說。
「你要它幹什麼？現在是什麼時候？你要給我添亂嗎？」好爸一連串地責問。那天好爸坐在椅子上，臉色很不好看。
言清卿一直不能原諒繼父，不能理解好爸為何對媽媽冷若冰霜？為保自己而急於要與妻子劃清界線，這是丈夫應該做的事嗎？更不能容忍的是，他不讓兒子找親媽的骨灰，這有人情麼？！
言清卿開始尋找媽媽的骨灰：
我先是到處打聽媽媽骨灰的存放地。聽說在閔行有一個叫北橋公墓的，上海人的骨灰都放在那裡。墓地裡，昏鴉枯樹，荒草萋萋。裡面只有一位年長的看墓人。
「老伯伯，我想找一個人的骨灰。」我對看墓人說。
「叫什麼名字？」老人問。
「言慧珠。」
老人聽罷，朝灰濛濛的竹片屋裡面走去。過了大約十多分鐘，老人出來了「小朋友，沒有叫言慧珠的。」
「沒有？老伯伯，她是我媽媽，謝謝你再相幫我找找。」我懇求他。
這是位善良的老人，他很同情我，又在裡面轉了一圈，出來對我說：「姓言的只有一個叫言吾生的。」
言吾生！正是我媽媽，她戶口本上的名字就是言吾生。
「言吾生，正是我媽媽！正是我媽媽！」我叫了起來。
老人從屋裡捧出媽媽的骨灰，上面積滿了厚厚一層灰塵。
「可憐啊，這麼多年了，從來沒人來看過，」老人說，「本來三年過後是要作無主戶處理的，但這個人太可憐了，我就留著，萬一有一天有人來了怎麼辦？」
我接過媽媽的骨灰，用袖管拚命地擦抹骨灰盒上的灰塵，號啕大哭，一下子跪倒在地：「媽媽，我是清卿啊！媽媽，我是清卿啊！」
言清卿將媽媽的骨灰小心翼翼地藏在樹叢後面，才敲響了「華園」的大門。保姆出來，瞪了他一眼，嘴裡咕嚕咕嚕地罵著「小癟三」，轉身就進了好爸的房間。他趁這個間隙，快速地從冬青樹後取出媽媽的骨灰，帶進門放在自己的小板床下，用一些零亂的棕毛密密地蓋在上面。媽媽的骨灰就這樣被他保存了下來。
時代之殤
「言慧珠的一輩子活得太超前了，時代跟不上，歷史不允許，她沒有生路！」著名戲曲理論家龔和德先生心痛卻真誠地說這番令人刻骨銘心的話。
章詒和在《可萌綠，亦可枯黃》裡寫過一句話：我們這個時代，根本不配產生言慧珠。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呢？
經濟上，中共竊權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戲班陸續實行「公私合營」。言慧珠的個人組織班社的那一套完全行不通了。那時，像李玉茹、童芷苓等上海有名的坤旦已先後參加了上海京劇院，成為「國家幹部」，每月工資在千元以上。政治上光榮，生活待遇也很好。萬般無奈的言慧珠最終不得不提出申請，要求「國營」。她先後在許多國營劇團中落腳，甚至還曾來到北京，希望參加中國京劇院。但由於種種原因，始終都沒有得到重視。性格倔強、要強的她碰壁之後一度服安眠藥輕生，被搶救之後又再次回到上海，參加了上海京劇院。
政治上，1957年5月初，上海召開整風運動座談會，邀請知識界、文藝界、科技界知名人士對政府提意見。言慧珠想到自己這幾年的處境，立馬說出「我要演戲，讓我演戲」的心聲，並在1957年5月9日的《文匯報》全文刊出。不久，「整風」轉入「反右」，言慧珠的心聲成了「發泄不滿情緒」、「猖狂向黨進攻」，加之她一向容易得罪人，冤家很多，在關鍵時刻居然誰都不肯來幫她一把。惶惶不可終日的言慧珠迷失了方向，不知何去何從。最終，言慧珠花了整整3個月，作了極為認真的深刻檢討，才算過關，沒有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文化意識上，1961年12月，由她和俞振飛帶隊的「上海青年京昆劇團」訪問香港並舉行公演。欣然接受了一位臺灣朋友「出海遊覽」邀請，急壞了當時的負責人，驚動了遠在北京的周恩來，認定言慧珠要出走臺灣。其實，她根本不明白出海遊覽意味著什麼。最終，在香港方面的刻意安排下，言慧珠選擇了參加另一位老朋友的聚會而放棄了出海遊覽。還有一次，在香港的百貨公司，言慧珠為獨子言卿清挑選玩具，偏偏選中了一架美國出產的玩具飛機……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對於言慧珠而言再正常不過了，但放在紅朝的環境來看，人還沒回到上海，言慧珠就在半路上受到了批評。然而直到今天，人們還保留著這種黨文化的批判性，或者叫黨性的批判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