盆栽也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網路圖片）
我面前的這本養花愛好者愛看的書叫《盆栽藝術》，它是臺灣梁悅美教授編著的。
梁教授早在1980年就擔任臺北盆景協會會長，自1985年以後，她先後在國立臺灣大學，師範大學，美國西雅圖太平洋大學，美國南區大學，臺灣文化大學等高等學府任教，教授盆栽藝術。她的著作在1990年就已經獲獎。其盆景佳作多次在國外展出，她還先後應聘到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德國等講學和做客座教授。她是一位具有真才實學閱歷豐富的人類文化和精神文明傳播者。
《盆栽藝術》這本書是她的智慧和勞作的結晶。她用這本書作為教材，在世界各地傳播真、善、美。這本書無論內容還是出版製作，均可堪稱世界一流水平。書的內容翔實，圖文並茂。那一張張優雅的盆景盆栽照片令人愛不釋手，大開眼界。這本300多頁的巨著極具詩情畫意，內容幾乎涵蓋了盆栽和盆景藝術的所有知識，技術和技能。語言精煉，文字表達準確，毫無俗套而具有新見，即使外行人看過一遍，也會得到美學和精神文明的洗禮。它啟悟人們靈魂升華，啟迪人們熱愛大自然，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熱愛創造，熱愛生活。
看著這本好書我不由進入了沉思，聯想起一個人，他是中國花卉愛好者的一位先導，一位寧死不屈的文人。他曾為中國文化和盆景藝術做出過貢獻，但卻被中共迫害致死。他就是周瘦鵑先生。
周瘦鵑先生是江蘇省吳縣人，生於1895年，殞於1968年。在中國新文學運動之前，他以著書、譯文、編輯為職業，在文壇活躍了近半個世紀，他的文風樸實無華，清秀自然，他喜歡描繪花鳥的自然美，因此他被人們推崇為「鴛鴦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在「九一八」日本侵華以後，他隱居蘇州終日蒔花弄草，成為一名園藝家。
1935年他在蘇州自購土地，自建園林。因為他特別愛紫羅蘭，他把自己的花園命名為「紫羅蘭庵」。他的作品集也以紫羅蘭命名，比如「紫羅蘭集」、「紫羅蘭外集」、「紫羅蘭小品」等。他的花園裡種有各種奇花異草，他對非洲紫羅蘭當然是單辟一區，倍加關照。
1950年以後，他又出版了《花前瑣記》、《拈花集》、《花語》等談養花經的書。我還記得他出過一本關於盆景的書，由於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經濟條件，是用32開白報紙印刷，插圖是黑白照片，書的內容翔實、珍貴，是他多年園藝實踐的結晶。
1966年，毛澤東發動的一場文化大革命把這位老人給毀了。文革中他被紅衛兵揪鬥、批判，污蔑他「玩物喪志」，把他打成「牛鬼蛇神」，他的書畫詩文被紅衛兵抄家，銷毀。他的花園被夷為廢墟，當時73歲的他哪能經得起這種凌辱和折磨？常言道，「士可殺，不可辱」，他和著名作家老舍一樣，選擇了寧死不屈，1968年7月18日他在「紫羅蘭庵」投井自盡了。
回憶了周瘦鵑先生的不幸遭遇，我腦海裡又浮現出「文化大革命」那種瘋狂，那一場場恐怖浩劫景象。想起我保存的周先生的著作，也被紅衛兵抄家時抄走而不知去向，又想起了我的父親和溥儀在那個年月的共同遭遇。
我的父親是一位經歷過辛亥革命的老人。他年輕時是在馮玉祥所屬董振堂部下當騎兵，那時他參加了孫中山發起的辛亥革命。他參加過1924年北京政變，就是把末代皇帝驅出皇宮的事件。在日本侵略中國後，因為他組織抗日救國武裝，而被汪精衛偽政權逮捕入獄。中共奪取大陸政權以後，他在彭德懷和羅瑞卿部下任職，1958年廬山會議彭德懷被毛澤東罷官，家父受到株連。彭被軟禁，他在北京西山種地。家父有自知之明，便托病離職休養，不再在軍中服務。他去位於北京香山南路的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園，找到他的老戰友田裕民(當時田在那裡當領導)。我父親說他想來這裡種菜、養花，以安度晚年。田很通情達理，植物園內靠北邊有一排新蓋的磚瓦平房，田給了他一個單間。在水泥地上搭了一個木板床，拿來些簡單用具，就把他安置下來。
室內的香草盆栽。（網路圖片）
當時，植物研究所的一些研究員也常來植物園勞作。我父親心地善良，平易近人，他與園內的工人，研究人員同住，同勞動，同在一個食堂吃飯，大家對他也很尊重。後來末代皇帝溥儀獲大赦，從長春監獄被放出來，被安置到了北京植物園。他和家父住同一排平房，他也一人住一個單間。田讓家父在生活上多關照他。溥儀長年被關押，剛出來，對外面世界的生活方式還不大適應，生活上還不能自理。比如當時正值國家「困難時期」，人民的生活必需品都是憑票限量供應。溥儀飯量比較大，可是當時每人每月糧食定量只有30斤，一個月才幾兩肉。家父和溥儀一起在蔬菜組(科研實驗田)參加勞動，一起到食堂買飯，到吃飯時就幫他計畫使用飯票。到外面買日用品，也陪他一起去，日久天長兩人就成了朋友。由於家父工資級別較高，困難時期享受特供食品補貼，到改善生活時，家父就帶他到城裡家中吃飯。溥儀寫《我的前半生》回憶錄，他請家父給以指導，家父也耐心指點。家父還關心他的私人生活，同別人一起促成他與關廂醫院護士李淑賢的婚姻。他們成家後，父親與他們一起吃飯，……這些都是人際常情，生活瑣事，不料「文革」一來，在造反派眼裡都變成了他和封建皇帝相互勾結的罪證，把他們整的好苦。
我父親在植物園時，因為他和田裕民是老戰友，來往密切，無話不談。文革來了，田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父親也被造反派指控為「走資派後臺」、「高參」。溥儀文革受衝擊，我父親也被當作「封建皇帝的保護傘」批鬥。後來溥儀被關進「牛棚」，又送到別處勞動改造，我父親也被從植物園趕回了北京城裡的家中。再後來，「文革」進一步深化，劉少奇、羅瑞卿等都被打到了，一些原來與父親共過事的省部級幹部，有的成了批鬥對象，我父親也常被造反派網羅罪名抓走，逼迫他參加一個個批鬥會，把他推到台上「陪斗」、陪跪。造反派還抄了我們家，他們把我父親的身體都整垮了。
植物園被造反派奪權後也就停辦了。在那年月全國所有的科研單位(軍隊的除外)幾乎都癱瘓了。那時我去北京植物園，看到那些溫室，暖房無人管理，看到那些凍死、枯死的奇花異草，真是心酸。「文革」前，植物研究所的黎大爵研究員曾送給我他編寫的《家庭養花》一書，這本書連同我潛心收集的三十年代石板印刷的京劇曲譜，統統被紅衛兵抄家搶走、銷毀了。那年月，就連中南海的花壇裡都改種了玉米和向日葵，豈能容百姓養花。想起這些事，真是叫人傷心。這場災難令我們這一代人終生難忘。
我漸漸地從那惡夢般的回憶中清醒過來，目光回到了我眼前梁教授的這本書上來，看到梁教授的優異成果真高興。記得「文革」之後的八十年代，我到北京護國寺西側的夾道般的小胡同看望一個年輕人，他叫劉某某，我以前認識他父親，是位專長作盆景的老花匠。他父親已經過世多年了，這年輕人已經擔任北京盆景協會的秘書長還是什麼官銜，我已記不清了。這位園藝家的後人仍然住在他父親留下來的一棟破爛不堪的祖屋內，那房子與其說是住宅不如說是一個花房。除了那張床以外，室內幾乎所有的空間，包括床底下都被盆景和養花工具佔據了。想起那場景，再看看書內梁教授的工作環境，也使我感慨萬分，中國大陸的百姓太可憐了，即使是一個有才華的青年，在那樣的一種令人窒息的生活環境下，能有多大發展前途？！
自那以後，又過去了幾十年，想從網上查看當今中國大陸的花卉協會會長是誰，不查還好，一查更令人吃驚！居然是江澤慧，是一個像陳至立一樣無實際才能，又無自己寫的花卉專著的掛名會長，網上能查的出的她的掛名頭銜有18個。不知哪位國人看過她的園藝作品。這在任人唯親之風橫行的中國大陸，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很普遍的社會現象。
梁教授是在臺灣民主政權的自由社會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園藝家。看了她這著作，真令人欣慰，中國盆景藝術後繼有人，這位傳播中華傳統文化的天使，其成就令人可喜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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