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6年10月25日訊】一，2013年5月，石家莊市北高營村因拆遷改造，村主任何建華帶人將拒不搬遷的村民賈敬龍老屋強行拆除，致其剛佈置好的婚房被毀，婚姻泡湯，並遭毆打。2015年2月19日大年初一，賈敬龍以射釘槍將村主任何建華擊斃。2016年8月，賈敬龍被最終核準死刑。
石家莊村民賈敬龍。（網路圖片）
2009年11月，成都市金牛區農民唐福珍因房屋被強拆而自焚，並似乎從此開啟了拆遷自焚先例。2016年6月，長沙市岳麓區農婦龔雪輝失蹤，21天後在被強拆的房屋廢墟下找到遺體。被活埋便又成了拆遷悲劇的新版本。
跟自焚、活埋相比，賈敬龍的故事簡直平淡得讓人感覺乏味。所以，他直到快要被槍斃的時候，才有好事者因談論死刑存廢而引起關注，足見拆遷死人只有靠不斷翻新的「死法」，才能在信息氾濫的網路時代，於人們忙碌的手指下稍作停留。
長沙市岳麓區農婦龔雪輝的遺體被埋21天後在自家房屋廢墟下被發現。（網路圖片）
二
金秋十月，在我的印象中，農村是滿畈稻穀金黃，耕牛遍地，孩子們在田野間奔跑，興奮地用枯籐墊著新拔出來的花生燒著吃。田邊農舍炊煙裊裊，農婦在村口大聲喊著孩子回家。即便現在種田人少了，壯勞力外出，但仍有嘴腮乾癟的老太太，步履蹣跚地帶著孫子輩出入，勉強維持著這種簡化版的農村圖景，總體還算安詳。
但對於石家莊的村主任何建華和村民賈敬龍的家庭而言，農村的圖景不僅是風光上找不到，心理上恐怕也只剩下悲涼。
聽老人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基本上從大煉鋼鐵開始，大集體的農民沒日沒夜地耕種，卻總吃不飽飯，有的人被餓死，有的人餓得吃觀音土，最終腹脹而死。後來有人說，這是為了使中國從農業社會實現工業化的代價。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黃岡讀高中，父親拉著家裡的稻穀，以很低的價格賣給國有糧店，再以很高的價格去換糧票寄給我。賣出買進都是一斤米，卻白白多花了不少錢，所以，我對「剪刀差」這個詞有非常深刻而形象的理解。
以前村幹部與村民矛盾尖銳，主要因為兩件事，一是催收公糧雜費，二是計畫生育。現在這兩件事都基本沒有了，大家應該快快樂樂本小康，怎麼能死人呢？
以我膚淺的理解，我的家鄉之所以還能維持一種農村的古樸圖景，並不是我們那的村幹部治理多麼有方，而是我的家鄉實在偏僻得毫無價值，鉤機也開不進去。看來農民支援工業化、城鎮化的使命還沒結束。
放學回到家，他家的房子突然不見了，但作業還得寫。（網路圖片）
三
根據學者們的研究，中國長期有「皇權不下縣」的傳統，鄉村治理主要依賴鄉紳、宗族等民間力量。
聽父親說，我們鄰村原來就有一個鄉紳，可能是個上了點年紀的秀才，有知識，公道正派，附近的一些糾紛就找他說理。這些人處理糾紛時沒有自己的利益考慮，以理服人。當然，鄉紳的觀點不一定正確，比如，如果他認為地球是方的，其他村民因為知識都超不過他，也就無法質疑他，故也就信服地球是方的。這一點用在教育上不行，但用在定分止爭上卻能奏效。只要雙方信服了，糾紛也就解決了。
公道正派的鄉紳。（網路圖片）
鄉紳的角色其實是承上啟下的，一方面有幫著皇上管理農村的使命，但這不是靠上級任命，而是靠其對倫理道德的理解而自己賦予的；另一方面，鄉紳又能代表鄉村的利益而敢於對抗上面政府的惡政。由於他們的見識、道德，使得他們在官方和鄉村都自動獲得了很高的權威，是官民都依賴的紐帶，基本算是實現了有效治理。
上世紀五十年代土改開始，鄉紳們不是被揪鬥就是靠邊站，而一些流氓無產者開始掌握了鄉村話語權，農村的傳統鄉紳治理方式基本就此中斷。其後產生的村幹部，角色上缺乏中立性，使命上基本一邊倒，道德上也缺乏公信力，干群矛盾逐漸激化。適逢農村的能人外出進城發展，制衡的力量失去，凋敝的農村拋棄了鄉紳，然後也被自己拋棄了。
何建華、賈敬龍他們這樣的農村改造，涉及巨大利益，在強大的「公家」面前，村民們失去了利益代言人，再也沒有鄉紳為他們出面斡旋了，農村治理基本又進入了弱肉強食的野蠻時代，從而引發了一幕幕征地拆遷慘劇，以這種震撼人心的方式展示了農村治理結構的破碎。
城鎮化、農村改造，這些充滿正能量的事業，其實既不是何建華的，更不是賈敬龍的，否則就用不著如此以命相搏。那麼，何建華、賈敬龍的兩條人命換來的是什麼？城鎮化到底是誰的城鎮化?農村改造又是為了誰而改造？
2014年8月8日凌晨，河南新鄭市龍湖鎮的張紅偉家，被十幾名陌生人撬門侵入，夫婦倆被塞進一輛沒有牌照的麵包車裡強行帶走，幾乎赤身被控制四個小時左右，然後被扔到一處墓地，兩人回家時卻發現家已變成廢墟。（網路圖片）
四
鄉村的破碎，力量的失衡，位於底層、毫無組織的農民要免於被欺凌，按照正規的設計，只能由法律的力量介入。
法律，可分為「律」和「法」。在中國漫長的皇權專制時代，頒布的「律」其實不少，但作為純粹的統治工具，總是和苛捐雜稅、酷吏聯繫在一起。而現代意義的「法」，卻是西方文藝復興之後興起的制度，其本源的理念上充滿了人性的光輝和慈愛，目的在於保護公民生命財產權利。晚清雖匆匆引進西方法律制度，但長期皇權專制的慣性，使得作為工具的「律」的層面保留較多，而其溫暖而理性的層面卻是無法快速引進的。
在賈敬龍案件中，我們看到，從2009年開始拆遷，到2013年強拆，到2015年賈敬龍殺人，期間經歷了若干年的時間。在此期間，作為化解糾紛的村鎮調解機構、綜治委等並未奏效。
那麼，這麼多年，法律在幹什麼呢？當賈敬龍的房屋被強拆的時候，那句「國王不能進」的諺語卻變成了「風能進，雨能進，房主不能進」。當土地房屋的所有者與本應依法行政的政府機構發生衝突的時候，法律本應籠罩在權利人頭上的溫暖光環並沒有出現；而當賈敬龍憤而採取私力救濟，舉起射釘槍殺人的那一刻，法律站了出來，冰冷地喊了一聲「死刑」!
自救，往往要付出沈重代價。（網路圖片）
事情到了這個時候，法律學者們再捧著法條去討論該不該判死刑，是不是有從輕減輕情節，就純粹是個專業活了。而對於這樣的專業活，無論是對何建華還是賈敬龍，不僅為時已晚，而且也不是他們的長項了。
對此，重慶的王立軍在談到如何對媒體、新聞工作者進行「雙起」時，有這樣形象的說法：「但他如果把政治變成法制，這是我們的強項。如果他要把法制過程當中的問題變成案子，咱們搞了這些年案子，他行嗎？搞政治我們只有一半的主動權；進入法制軌道，我們就有了全部主動權；要把這事變成案子，他就是觀眾了。」
對於已經冤死的何建華，以及可能很快要進行生命倒計時的賈敬龍，他們共同的身份都是農民，從某種角度講，他們都是無辜的犧牲者。只是希望他們在另一個世界得以相見的時候，能夠握手和好，共同討論建設新農村的新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