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6年10月16日訊】「人類和強權的對抗就是記憶和遺忘的對抗」——米蘭．康德拉
布達佩斯有個「恐怖屋」（The House of Terror），二次大戰時曾經是納粹總部，戰後又成了匈牙利共產黨秘密警察司令部，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建築內牆壁，地板，幾乎所有的空間都沾滿了鮮血。2000年匈牙利一個中東歐歷史和社會研究基金會民間組織，出資買下了恐怖屋，由科瓦奇（Attila F. Kovács）等數名建築師，用2年多時間建成了東歐地區最大的納粹和共產黨的罪孽博物館。紐約時報稱它是世界上最引人入勝的博物館之一。
恐怖屋博物館位於布達佩斯市中心的Andrássy大街60號，與李斯特（franz liszt, 1881-1886）故居博物館僅一街之隔。我們安排了一天時間參觀兩個匈牙利之行最感興趣的行程。因逢匈牙利國慶（匈牙利有三個國慶節，世界上獨一無二），往往也是示威，罷工的多發期，出發之前，旅館的前臺警告我，回程時，因工人集會可能引發混亂，市中心包括地鐵等所有公共交通將會停止營業，但我們依然「一意孤行」。
恐怖屋博物館
緊臨Andrassy大街的匈牙利「恐怖屋博物館」。在博物館大樓頂層上突出的邊沿兩側，有兩個漏空的倒寫大字懸掛在上，如有折射的陽光，就可在牆上清晰地看出TERROR(恐怖)的字樣。字中央有兩個標記(箭十字和五角星) 象徵給匈牙利人帶來恐怖的匈牙利納粹分子和共產黨。當時，Andrassy大街上已有警察設立路障，等待工人和市民的國慶集會和遊行。
提起匈牙利納粹組織箭十字黨，有必要簡敘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匈牙利王朝攝政皇霍爾蒂（Miklós Horthy，1868-1957）。行伍出身的霍爾蒂曾作為奧匈帝國方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協約國強迫匈牙利簽訂了特里亞農和約（Treaty of Trianon）, 他親歷匈牙利被割去了1/3的領土的屈辱。霍爾蒂一貫鄙視法西斯和共產主義，共產黨和箭十字黨不得不轉入地下，然而一則為雪恥，索回丟失的國土；二則在蘇聯與德國之間，霍爾蒂的匈牙利王國選擇了希特勒的德國。1939年8月德蘇慕尼黑協定，匈牙利也撿了便宜，從捷克斯洛伐克的東南部獲取大量領土。據霍爾蒂回憶，當他的車隊駛過重歸的領土時，當地匈牙利人含淚相擁，並跪倒在地迎接解救他們的攝政皇。有希特勒作後盾，匈牙利不久從捷克斯洛伐克奪回許多領土，還併吞了特蘭西瓦尼亞的東北部，羅馬尼亞最富庶的一個地區。
拿希特勒的好處是必須付出代價的。作為軸心國的一員，匈牙利不得不允許希特勒部隊過境進犯南斯拉夫。41年6月，20萬裝備落後，士氣低落，作戰目的不明的匈牙利軍隊參加了巴巴羅薩行動進犯蘇聯，結果損兵折將被困在頓河，2年不到幾乎全軍覆沒。儘管霍爾蒂內心依然厭惡納粹，但不得不屈從希特勒在匈牙利頒布迫害猶太人的法律，大約有25萬猶太人被解雇，1941年應德國的要求，遣送近2萬非匈籍猶太難民到德國佔領的烏克蘭，其中絕大部分被槍殺， 歷史上又稱Kamianets-Podilskyi 大屠殺。隨後又有43萬匈牙利猶太人被送往位於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其中大多數被害。至於霍爾蒂是否事先知曉在歷史學家中始終沒有統一認識。
1944年8月年羅馬尼亞退出軸心國，霍爾蒂重新考慮其政治立場，罷免了親德內閣成員，決心不惜動用武力來阻止猶太人的遣送，並私下與蘇聯談判，願意放下武器，唯一的條件是戰後保持匈牙利的獨立自主。蘇聯接受投降的條件，匈牙利通知德國將與盟國停止敵對行動。希特勒大怒，立即派兵侵佔匈牙利，逮捕了霍爾蒂並扶植匈牙利的法西斯政箭十字黨上臺，箭十字黨領袖費倫茨．薩洛奇（FerencSzalasi,1897-1946）當上傀儡政府總理。
由鞋子組成的紀念碑，紀念約15000個被法西斯箭十字黨民兵槍殺後推入多瑙河的猶太人死難者
箭十字黨領薩洛奇行伍出身，上世紀30年代就加入一個名為「匈牙利生活聯盟」的極右組織，並寫文章鼓吹納粹和法西斯主義，宣揚「保護優等民族」，另外薩洛奇還在好幾個極右黨團扮演重要角色，為此被關入大牢。薩洛奇出獄後，立即組建反猶的法西斯政黨，箭十字黨，但被霍爾蒂取締只能轉入地下活動。到了1944年的三月薩洛奇的箭十字黨開始出現轉機。希特勒軍隊進入匈牙利，政府的內閣總理被納粹在匈牙利代理人，與箭字黨關係密切的多姆（Sztójay Döme，1883-1946）所取代，箭十字黨馬上獲得解禁。其後的6個月中匈牙利全國有40萬猶太人被圈，就在他們被遣送出境之前，幸虧攝政皇霍爾蒂利用他最後的權力，罷免反猶的內閣成員，阻止了這次死亡大遣送。
同年的10月希特勒對霍爾蒂忍無可忍，薩洛奇被希特勒扶上臺後，匈牙利王國徹底垮臺。薩洛奇對匈牙利的猶太人開始了肆無忌憚的迫害，先是抓了近8萬猶太人，包括老幼婦女，強迫他們徒步走向奧地利邊境的死亡之旅，掉隊的老弱病殘被當場處決，餘下的也大都也死於飢餓；另一次大規模屠殺，把15000個猶太人趕到多瑙河邊，脫下鞋子（當時鞋子屬於比較值錢的隨身用品），然後被槍決掉。薩洛奇上臺的163天後，德國投降，匈牙利被紅軍佔領，薩洛奇攜帶匈牙利皇冠潛逃德國，被美軍抓獲。1946年3月，薩洛奇，多姆以及許多罪大惡極的箭十字黨成員被處以絞刑，得到了應有的懲罰。為了讓子孫後代牢記這段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刻，2005年人們在布達佩斯多瑙河畔的猶太人遇難處建了一個由鞋子組成的紀念碑。
恐怖屋內的紀念碑，「紀念箭十字和共產黨的死難者」
戰後，攝政皇霍爾蒂的命運要好多了。當美軍進入巴伐利亞後，囚禁霍爾蒂的黨衛軍倉皇逃竄，美軍唯恐霍爾蒂落入蘇聯紅軍之手，保護性的居留了他，不久與全家團聚。當然霍爾蒂無法再回到匈牙利，在瑞士外交官的安排下，移居葡萄牙的一個小鎮，埃斯托利爾，直至1957年去世。 在那裡他撰寫了回憶錄「匈牙利的一生」。在書中提到，當獲悉1956年匈牙利革命失敗的消息，霍爾蒂深感痛惜，並留下遺囑，他希望葉落歸根，但必須等到最後一個蘇聯士兵離開匈牙利的國土。1993年匈牙利重獲自由，霍爾蒂的遺體被運回匈牙利安息在他的故鄉，Kenderes。
霍爾蒂深受匈牙利人民的懷念。美國駐布達佩斯外交官羅斯福（Nicholas Roosevelt, 1893-1982）在任期內（1930-1933）曾頻頻接觸霍爾蒂，並為回憶錄「匈牙利的一生」作序。在序言中羅斯福回憶起離職時與他告別時的情景:「霍爾蒂以極大真誠嚴峻地預測，共產主義的威脅不僅是對匈牙利而且是對整個西方文明，往後多年他一直為此前景而憂慮。當時不少外交官對此不屑一顧，以為霍爾蒂是患了脫離實際的恐懼症。然而歷史證明了霍爾蒂憂慮的合理性，不錯希特勒曾給匈牙利帶來一場災難，但1945年後蘇聯的共產統治卻摧毀了匈牙利民族的靈魂。」我想霍爾蒂的擔憂同樣在東方得到應驗，日本侵略也給中國帶來了一場災難，然而今天那個民族靈魂的徹底扭曲卻是1949年那場共產革命所致。
牆壁上貼滿了被共產黨無辜奪取了生命的受難者
恐怖屋博物館的規模真不小，地面和地下共四層。博物館的視聽和採光效果極佳，讓不少參觀者都有親臨其境，重新回到當年之感，據說設計者之一的科瓦奇，也是電影場景規劃的藝術家，他參與拍攝的匈牙利電影《墨菲斯托》榮獲1981年最佳奧斯卡外語片獎。
博物館的主題有三個：納粹和共產黨統治的手段和方式，以及當時百姓的反抗和苦難。我參觀了東歐幾乎所有的類似紀念館，恐怖屋有個非常特殊的地方，它在底層直通三層的一堵牆上貼滿了死於共產黨政權的死難者的照片，讓這些亡靈感到欣慰，後人沒有忘卻他們。然而又在不遠之處的牆上卻掛滿了另一類有名有姓的的「標準像」，他們是一批曾佔滿無辜者鮮血的國安部官員。1989年匈牙利獲得自由後，出於仁慈這批人大都沒有收到應有的懲罰，但他們的罪行將不會被後人所遺忘。
一群沾滿人民鮮血的秘密警察，今天被釘在恥辱柱上。
1945年1月，戰爭還沒結束，共產黨即在匈牙利建立了蘇式政治安全局，總部就設立在恐怖屋的前身，Andrássy大街 60號，教育程度僅小學四年級的彼得（Gabor Peter, 1906-1993）擔任局長。開始主要是針對刑事案件，不久卻變成了由極左份子，刑事犯，甚至箭十字黨打手組成臭名昭著的一股邪惡勢力，為共產黨破壞憲法和徹底控制匈牙利政府掃清道路。
戰爭結束後，安全局的成員必須接受蘇聯政治警察的訓練，按照全俄肅反委員會（鍥卡，或克格勃的前身）的模式，成為效忠於維持共產黨獨裁統治的打手。該局1949年又正式改名為國家安全部直接隸屬於共產黨政治局，它的任務是委派便衣特務滲透到各個民間組織偵查政治異己活動，甚至還縱容家庭成員彼此監視和揭發。另外，安全部的特務一旦接到命令，秘密搜捕，嚴厲拷問以致殺人無惡不為，無所顧忌。因此民眾懼怕也狠透了安全部，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時，群眾衝擊了安全部並處死了不少秘密警察。原先的警察頭子比特，因是猶太血統，在1953年時受到了斯大林分子的清洗，被關無期徒刑，那時他正在監獄，反而保住了性命。
在底層的盡頭有一部電梯可進入地下室，即地牢。從電梯門一開，一股寒氣迎面而來。地下室陰森森的，加上微弱的照明令人的情緒很壓抑。地下室是箭十字黨和共產黨用於關押「犯人」之處，狹窄走道的兩旁，除了獄警呆的以及審訊室外佈滿了小得像鴿籠的牢房，有些沒關上門的可供參觀，牆上還掛著曾在此被關押過，後又遇難的「犯人」。參觀者大都在一個秘密的行刑室前停住了腳步，背景還傳來事先的錄音，是一位當時的清潔工描述行刑時的情景以及事後的清洗過程。每當參觀此類的博物館，我對那種刑罰的細節不肖一顧，近代歷史幾乎沒有再比東方的那個大國所發生的更殘忍的了，如臨刑時的割喉，對自殺身亡的女演員開膛破肚等等。
令人窒息的牢房及（右下角）秘密行刑室
納粹的殺戮基於種族滅絕，而共產黨鎮壓對象並非一成不變，凡是對其政權的生存有危害的任何個人或群體，甚至是自己的同志，但在手段上卻有出奇的相似之處：二戰結束前夕，成千上萬個猶太人被遣送到奧地利的集中營，二戰後，匈牙利共產黨政府將二十萬德籍匈牙利人遣送到德國，把潛在的異議份子，包括舊政府官員，議員，學生，教授和宗教人士，等送往2000餘個西伯利亞古拉格（強制勞動營）。據博物館的資料，被遣送到勞動營的總數達60萬之多，其中30萬再也沒有活著回到匈牙利。據蘇聯後來公開的檔案透露，被遣送的家庭和人員每人隨身攜帶物只限250公斤，餘下的一半分給黨員幹部，另一半充公。博物館存放了一輛黑色的ZIM牌轎車，秘密警察通常用來半夜抓人，當時人們半夜聽到門鈴就會怕得全身顫抖。
展示蘇聯西伯利亞強制勞動營的展廳
位於二樓的展覽廳之一，主題是蘇聯西伯利亞強制勞動營，建營地點都是不適合人類居住的，自然環境極為惡劣的地方。地毯上繪製著一張大型地圖，其中標記了匈牙利人被奴役和死亡的營地。四周的圖片和屏幕展示了慘烈情景，廳中央的錐形櫥窗陳列著受害者的遺物等。
博物館還特別提起一位瑞典外交官瓦倫貝裡（Raoul Gustaf Wallenberg (生於1912 – 失蹤於1945)，二戰期間，他曾救援過2萬猶太人，蘇聯紅軍進入布達佩斯時，被秘密拘捕，後被送到西伯利亞的集中營。關於他的死亡始終眾說紛紜，蘇聯政府承認對他的逮捕，但始終沒有透露他最後行蹤。瓦倫貝裡的父母經過24年的搜尋，終於心疲力盡，雙雙自殺，母親臨死前重托瓦倫貝裡的兩個弟妹繼續尋找哥哥的下落。1989年蘇聯垮臺，他們從俄羅斯官員得到消息，有關瓦倫貝裡的檔案已完全被銷毀。但他們依然沒有罷休，為找到哥哥的下落直至2009年生命的最後一刻。接力棒又傳給了瓦倫貝裡的外甥女（妹妹的女兒，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的妻子），她認為有關機密檔案一定還在，2014她直接給俄羅斯總統普京寫了信，要求他參與調查，結束瓦倫貝裡的失蹤給全家帶來長達70年的噩夢。她在信中寫道，「用你的實際行動證明，不論等待多久，正義總會到來。」圍繞瓦倫貝裡所發生的故事感動了文明世界，瑞典發行了他的紀念郵票以及設立了以瓦倫貝裡命名的廣場，英國和美國都授予瓦倫貝裡名譽公民，文學家和藝術家為瓦倫貝裡寫了多部傳記和電影。
在「人民」共和國有生活經驗的人對這些洗腦宣傳絕對不會陌生。
一切邪惡的勢力手上離 不開兩個護身符：殘忍和洗腦。在納粹時代「Heil Hitler」希特勒萬歲成了人們的口頭禪；在匈牙利則把共產黨頭目稱為「斯大林最好的學生」， 「我們的父親」和「我們智慧的領袖」，全國上下，家家戶戶掛滿黨魁的照片。在恐怖屋有個成列室，展示了許多洗腦宣傳畫以及電影等素材，形容老百姓「安居樂業和欣欣向榮的生活」，還有些巨幅宣傳畫，其中獨裁者科拉西親密地與熱愛他的民眾在一起。不過在洗腦方面，東方的那個大國簡直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什麼「東方紅，太陽升…」，「爹親娘親…」以及大學的教授們無恥地跳起了「忠字舞」，一個正常的民族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墮落到與禽獸不相上下的地步。
恐怖屋博物館開放以來，無論是遊客或在西方媒體中獲得很好的口碑，但確實也不乏批評者。近幾十年來德國人對納粹的崛起作了更深刻的反省。最近有本新書《希特勒的戰士:第三帝國的德國軍隊》（Hitler’s Soldiers: The German Army in the Third Reich），作者首次對德國的軍隊貫穿戰爭始末，所佔領地區進行了非常詳盡的研究和分析，得出以往學者把軍隊與蓋世太保分割的相反結論：希特勒的軍隊來自普通的百姓家庭，屬於人民的軍隊，同時也直接參與了對猶太人，和佔領國的所有罪行。德國的軍隊及其百姓一樣，其大多數在戰爭的後期，甚至盟軍打到德國本土時，還相信希特勒會救德國。百姓的愚昧與德國的這場浩劫脫離不了干係。
無論是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共產主義博物館或布達佩斯的恐怖屋都偏重於納粹和蘇聯的罪行，而對二戰中以及隨後的共產獨裁期間百姓自身的麻木，懦弱，甚至追隨罪惡勢力的反省甚少。當我走出博物館時，對身邊的太太說，總有一天在東方的那個大國也會有類似恐怖屋的博物館，但那裡的共產主義並非產生於蘇聯的坦克下，而是全體人民的內心所向和選擇，如何總結這段歷史確實是個難題，那就留給後人吧。
瑞士住布達佩斯的副領事卡爾.魯茨（Carl Lutz）的紀念碑，在他的幫助下6萬餘猶太人虎口餘生
匈牙利語言學家索爾沃什（Gábor Szarvas， 1832-1895）的半身銅像
紀念匈牙利革命英雄彼得．曼斯費爾德的雕塑
當我們走下布達佩斯漁人堡石階梯時發現一個下墜的雕塑，下面擺放著鮮花束和鮮花圈。經詢問，原來是藝術家為紀念參加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英雄彼得．曼斯費爾德（Peter Mansfeld,1941-1959）所製作的雕塑。曼斯費爾德被捕時僅17歲，被關進政治犯的死牢內（又稱地獄走廊），次年達到法定成年年齡被當局殘酷殺害。
布達佩斯紀念公園，裡面集中了冷戰期間的洗腦和愚弄百姓的宣傳品（以上圖片均來源於華夏文摘）
民族的記憶是多層次的。完整的記憶包括集體和歷史兩部分，集體紀念是個體記憶的匯總，好似一個完整的圖案由許多細節拼鑲而成；集體記憶的累積決定了一個民族特徵的連貫性和一致性。人類記憶的表現方式除了人類的生理功能，還有媒介和儲存。至於媒介文字工作者，藝術家都是記憶的積極參與者；儲存記憶的參與則更廣泛，家譜，個人日記，文物以及古蹟都在其中。當你漫步在布達佩斯的大街小巷，各類紀念碑令人眼花繚亂。
1989年匈牙利共產黨政府倒臺後，那些象徵暴政和愚民的宣傳物都被拆除。在1993年6月29日蘇軍從匈牙利領土完全撤軍的一週年日，布達佩斯一個名叫紀念公園的露天博物館正式剪綵對外開放，公園裡來自全國各地42個歐洲共產黨歷史上經典頭面人物，如馬.恩.列.斯以及匈牙利共產黨頭目的大型雕像作為永久紀念物展出。如今已成為一個名勝，成為當地人和遊客的熱點之一。一個參與設計的建築師說，「這是一個關於獨裁統治的公園，然而只有在民主社會，獨裁才可作為人們盡情地形容，討論的主題。」他還說，「這些雕像，儘管是負面的但也屬於匈牙利歷史的一部分，我們必須知道，反省和接受這段歷史，而且必須真實地將其保留，因為無論加以任何形式地修飾，戲劇化或醜化都與獨裁專制宣傳異曲同工。」
世界各民族的文明進程是如此的崎嶇不平，東方的那個大國，群體記憶本來就脆弱，象徵民族的歷史文物和古蹟也在歷次底層暴民造反中被破壞殆盡，再加上今天的暴政，這個民族對自由的記憶過程已感到陌生，記憶像馬戲團訓野獸一般，只能是選擇性的，或強制性的，長久以往的後果不論對自身，或對世界都是不堪設想的。
*「Cultural Memory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Functions, Media, Archives」 by Aleida Assmann
責任編輯:吳智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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