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元梓和王容芬──被文革改變命運的兩個女人。(網路圖片)
1966年文革開始，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共黨總支書記聶元梓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因此躍升為紅衛兵領袖。一年後聶元梓就被判刑17年。而另一位女人王容芬，20歲那年因為目睹了天安門廣場上紅衛兵對毛澤東的瘋狂崇拜後，寫了一封署名信給毛，導致了被判無期徒刑的無妄之災。這兩個「大膽和坦率」的女人，在文革中都曾轟動一時。50年後，又是怎樣的感受和心情？
提起聶元梓，相信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無一例外的都記得她幹的一件事。她在發表了一篇批評毛澤東的政治對手的文章後，在北大校園貼了一張大字報，稱北京大學當時處於資產階級控制之下。毛澤東則命令電臺播送這張大字報，對她攻擊權威人物表明讚賞的態度。由此文化大革命拉開了序幕。
當時是北京外國語學院德語系的學生王容芬，年僅20歲。因為參加了天安門廣場上的一個群眾集會，目睹了人們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瘋狂，在經歷了教師自殺，學生互相舉報，母親被勞教後，她鼓起勇氣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大膽地提出了她的批評：「您在幹什麼？您將把中國引向何處去？」甚至她還點出了文革的實質「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
當然，王容芬向毛澤東說了這番話，付出了相當沈重的代價。她被判無期徒刑，蹲了12年半監獄後才獲得自由。改變她命運的毛澤東在她被放出來之前死亡了，文革也隨之結束了。
這兩位「大膽和坦率」的女人在《紐約時報》發表的署名傅好文的文章中，追溯了文革的經歷，以及對這場浩劫的思考。
聶元梓認為要從文革中吸取的是「教訓」。她提出，應該要促進民主，允許所有人表達自己對國事和他人工作的觀點。包括不對的觀點。
聶坦然承認，有些人因她而蒙受苦難，比如北京大學的一些官員，也就是她的大字報攻擊的對象。這些人被戴上高帽，掛上牌子，在校園裡遊行示眾。還有些人被定為反動派，遭到紅衛兵毆打或折磨。
她表明，不管是現在還是當時，國家體制是罪魁禍首。她說，「當時我們認為，黨是偉大、高貴、正確的，你必須服從黨的指揮，指哪兒打哪兒。」在她為自己貼的大字報所引發的惡果而後悔時，當她提出不再做紅衛兵領袖時，江青堅決不同意。聶元梓隨即在幾個月後被捕。
現在，聶元梓的書和文章都不能在大陸出版和發表。中共對文革的沉默，讓她不滿，因為「它擔心失去政權」，所以中共更希望人們遺忘文革。
王容芬評價聶元梓是一個被人利用的悲劇人物，「紅火過一兩年，但在之後的十年裡處境悲慘。我很高興她能活下來講述自己的故事。」
王容芬在文革中差點失去生命。1966年，她在北京的蘇聯大使館門階上喝了四瓶農藥自殺。被捕時，她攜帶在身上的一張紙片中寫著這樣一句話：「可憐的祖國，你變成了什麼？」
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的那場屠殺後，王容芬離開中國，定居德國。她唯一怨恨的是毛澤東。「政治清洗把中國帶到崩潰的邊緣，無數人因此死去——這些是不可原諒的。這些不是錯誤，是罪行。」這是她對毛澤東的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