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6年08月06日訊】近日，旅居美國的中國經濟學者何清漣在美國之音上撰文: 共青團改革意在改變組織路線─分析中共的「共青團政治」 (1)，文章說：共青團中央近幾年走衰，從李源潮調任閑職與他開創的哈佛省部級官員專修班停辦，再到青年政治學院取消大專，加上共青團出身的令計畫陷獄，這座香火一度旺盛的廟宇終於大降格。但我認為，就本質而言，與其說是習近平要打擊所謂「團派」，還不如說他要改變胡錦濤時期的組織路線。
習近平緣何要降低共青團這座廟宇規格？
最近，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共青團中央改革方案》，包括工作力量減上補下、幹部選用改革、團建工作改革、加強支持保障等四條措施，所有措施均指向一個目標：結束共青團長期以來為各級中共黨委及政府輸送人才的政治使命，今後只作為中共「聯繫青年群眾的橋樑」這一「群眾組織」而存在。
早在今年4月25日，中紀委網站公布了共青團中央關於巡視整改情況的通報。今年2月，中央第二巡視組指出團中央存在「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等問題。這次通報談的是團中央針對這些問題的整改情況。最引人注目的是通報中再次提到要完善團幹部常態化下沉基層、向基層服務對象報到、每名專職團幹部經常性聯繫不同領域的團員青年等直接聯繫青年機制。
熟悉中國政治運作的人都知道，團中央作為中共培養和輸送接班人的基地的使命行將結束，只等習近平最後發配。
黨中央要打擊團中央，去年就有跡可尋。2015年8月10日，《北京日報》發布《正廳級團干「降格」使用釋放什麼信號？》，文中直言共青團幹部「爬得快，根不深」，缺少基層歷練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文中點出了被認為是「團派」干將、中央接班人備選人物胡春華，以及周強、陸昊等多位黨政大員的「名諱」，並舉出浙江團省委書記周艷被「降格」任用的例子，指其折射出中共高層用人的新方向，而「團組織和團幹部的面貌發生前所未有的深刻轉變」。這條消息很快被刪除，但結合十八大之後，團中央進入衰勢這一事實，其釋放的信息引起多方解讀，這就是李源潮被審查的消息頻頻出現的大背景。
但我認為，結合習近平利用反腐等各種方式整頓各省直轄市級領導班子這一事實，《北京日報》談的應該就是習近平對共青團出身的幹部的整體看法。習近平否定的其實是共青團幹部出身的李源潮主政中組部後的組織路線，亦即前任總書記胡錦濤的組織路線。
李源潮任職中組部的組織路線
李源潮出身復旦大學，曾任復旦大學校團委副書記，這是他晉身仕途的出發點。後來的晉升路線，說明李源潮本是作為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培養的。李任中組部長之後，在中共十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但2012年的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上，李源潮雖然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卻未能晉升為常委，外界已經知道這是李源潮仕途受挫的信號。不久以後，李源潮不再兼任中組部部長，趙樂際接替其位。
在李源潮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期間，中共中央組織部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改革幹部提名制和實行競爭擇優，從2008年就開始運行「青年千人計畫」，作為中組部主導的人才庫計畫，針對科技和技術領域的人才庫培養。
這裡必須提一下中共人才培養上的「對外開放」。從2001年中國加入WTO開始，中共在政治人才的培養上採取了前所未有的開放姿態，他們仔細挑選審核一些省部級（含少數將會提拔的廳局級）中青年官員，將這些選拔出來的「政權明日之星」送到國外頂尖大學，在經過特別設計的項目裡學習。第一批人被送往哈佛大學，李源潮本人就是其中之一。在李源潮主政中組部期間，中共當局將這個項目擴張到斯坦福、牛津、劍橋，東京大學等國外頂尖大學，至十八大之後這個項目中止時，總共已派遣4000多名官員參加培訓。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這個省部級官員培訓項目最負盛名，以至許多美籍華人將其稱為「第二中央黨校」。
哈佛大學這一經驗來自於大英帝國。大英帝國曾擁有世界上最廣闊的殖民地，為了加強這些殖民地統治者對宗主國的向心力，這些殖民地國家的王公貴族、達官顯要都紛紛將子弟送至英國學習，從哈羅公學的中學時代開始，直到劍橋、牛津，與英國王室勛貴的子弟都有同學之誼，其效果就是英國與非洲、中東等國的外交網路有如同學會。哈佛大學從劍橋、牛津學到了這一寶貴經驗並加以應用。我曾就習明澤、薄瓜瓜之事與哈佛人討論過，當我問及習、薄二位的成績是否符合哈佛標準時，答曰：「符合。因為哈佛大學選擇學生有標準：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培養leader（領導者），這就要考慮學生將來可能產生的影響力」。當時聽了後不得不服，試想，哪位平民子弟有這種與生俱來的影響力？
團中央下屬的青年政治學院，更是從90年代開始，就成為青年幹部進階的專修學校，有段時期其重要性僅次於中央黨校。
李源潮這一組織路線在習近平上臺後遭到否定。除了停止官員送往國外培訓的相關項目之外，中組部於2014年下發《2014—2018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對班子年齡結構配備作了改變：要堅持老中青相結合的梯次配備，不再簡單以年齡劃線，不搞領導班子成員任職年齡層層遞減和「一刀切」。在胡錦濤時期，為了讓幹部年輕化，有過了35歲不提副處、42歲不提廳局級的內部標準，中央政治局亦有七上八下之說。官場當時流傳一首順口溜：「年齡是個寶、文憑少不了、能力當參照、關係最重要」。為了適應這一組織路線，不少官員想方設法將出生日期修改延後，讓自己變得更年輕；同時不惜花錢去讀各大學開設的博士班，為自己加上學位之冕。待2014年中組部下發這份「領導班子建設文件」時，敏感之人就嗅出了政治風向：這份文件對胡錦濤時期的幹部年輕化思想進行了弱化，針對新「人才計畫」培養的重視程度，很難與30多年胡耀邦時期在中組部設青年幹部局，建設「第三梯隊」時的狀態同日而語。
習近平為什麼要改變組織路線？
習近平做出這種改變，主要是格於時勢。一是方便中央高層留誰不留誰的需要。中共政治局常委現在有七位，除習近平與李克強出生於1950年代，其餘均為1940年代生人，王歧山1948年出生，正好在七上八上的門檻之上。如按照以往「七上八下的慣例」，則下屆在7常委中有5人需要更換。但如果按照「領導班子建設文件」標準，堅持老中青相結合。則不僅十九大可以自由配搭，延續到二十大也可照行無誤。江胡兩朝的理論遺產分別是「三個代表」與「科學發展觀」，本朝皇上已經雪藏。但如今用領導班子老中青相結合，則是直接否定鄧小平當年定下的幹部隊伍建設準則：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胡耀邦任總書記期間，以鄧小平準則為標準，確定了青年幹部培養方向，胡錦濤時期的組織路線，也是承襲了鄧小平的方針。
二是治理亂世需要能吏、幹吏。胡錦濤時期的前期，缺乏基層經驗的共青團中央的官員經常成為封疆大吏，鎮守一方。因為胡時期，無論政治還是經濟，均是守成，這些團中央出身的高官也不顯其能力之短。但到了後期，腐敗成風，內部政治鬥爭紛起，社會矛盾尖銳，經濟形勢告急，這時的省地一級領導人，僅僅守成是遠遠不夠的，要有治亂之才。習近平為了保證紅色政權的穩固，對能力平庸的共青團系官員必然產生不滿，這是他改換前朝組織路線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