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6年08月05日訊】漢娜的故事是從一隻手提箱開始的，開始在日本東京。
日本東京，一排簡樸的街面房子，有那麼幾間門面，上額的開首是一個六角星的圖案，接著是一行並不大的字：東京浩劫教育（HolocaustEducation）資料中心。六角星是猶太人的標誌，英語的「浩劫」（holocaust）在歷史上成為一個專用名詞，專指二次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和屠殺。這幾間房子其實是一個小小的博物館。這個博物館是民間非盈利組織，其宗旨是讓日本孩子瞭解歐洲歷史上的一場浩劫，雖然它發生在半個世紀之前，也遠在半個地球之外，可是這個組織認為，這樣的教育對日本孩子是重要的，這能使他們學會種族寬容，在心裏栽下和平的種子。就在1998年，一個清秀的年輕女子石崗史子（FumikoIshioka）開始負責這個博物館。
博物館的工作對象是孩子。史子想展出一些和孩子有關的實物，可是日本本土沒有浩劫文物。歐美的浩劫博物館雖然藏品豐富，可是幾乎不用問就能猜到，他們不會冒這樣的風險，將珍貴歷史文物外借給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博物館。史子還是決心試一試。結果，她收到的只是一些禮貌的謝絕信。
波蘭之旅的奇異收穫
1999年的秋天，她去波蘭旅行。當年納粹設置的猶太人集中營很多是在那裡，包括著名的、以毒氣室大量屠殺猶太人的死亡營——奧斯威辛集中營。
史子去了奧斯威辛，找到了博物館館長助理，懇切地陳述自己期待教育日本兒童的心願，提出了借展品的請求。那名女士似乎被她打動，答應考慮。幾個月後的2000年年初，還是隆冬季節，史子真的收到一隻來自奧斯威辛的包裹。在包裹裡，除了一個納粹在奧斯威辛用於屠殺的毒氣罐，其他都是兒童囚徒遺留在那裡的東西：有小小的襪子和鞋，一件小毛衣以及一隻手提箱。
漢娜的手提箱
這就是漢娜的手提箱。在深色的箱面上，有粗粗的白漆寫著「625」的編號、漢娜·布蘭迪的名字和她的出生年月：1931年5月16日。底下是一行觸目的大字：Waisenkind（德語：孤兒）。這是史子收到的惟一一件標有姓名的物品。
漢娜是誰？「小翅膀」的提問
博物館是等參觀者上門的。史子卻還組織了一個孩子們自己的小團體——「小翅膀」。他們定期活動，出版他們的通訊，擴展浩劫歷史的教育。這些孩子是史子的「中堅力量」。
現在，「小翅膀」們正圍著手提箱，提出一堆問題：這隻手提箱的主人漢娜是誰？根據漢娜的生日和戰爭結束的日子推測，她提著這個手提箱走進集中營的時候，應該還是個十來歲的孩子。那麼，後來呢？漢娜活下來了沒有？
史子也無從回答。她只是向「小翅膀」的孩子們發誓，她一定盡最大努力，去瞭解漢娜的情況。史子給奧斯威辛的浩劫博物館去信。他們回信說，他們不清楚漢娜的情況。史子再寫信給以色列的浩劫博物館，他們回答說，從來沒有聽到過漢娜的名字，但是建議史子去美國華盛頓的浩劫博物館詢問。可是，美國的回信也說不知道。就在她幾近絕望的時候，奧斯威辛博物館又來了一封簡訊，信中說，他們找到一份名單，顯示漢娜是從特萊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轉送過來的。其他的情況，他們也不清楚了。
特萊津在哪裡？
那是2000年的3月。雖然這只是一條簡短的線索，史子還是感到很興奮。這畢竟是她手裡惟一的堅實信息。她開始尋找資料，閱讀她能找到的、有關特萊西恩施塔特的所有文字。這個她原本不熟悉的地名，漸漸從迷霧中清晰起來。原來，那是納粹給一個捷克小鎮起的名字。它原來叫特萊津（Terexin），是一個可愛的小鎮，鎮上有兩個古堡，始建於19世紀，用來囚禁軍事和政治罪犯。它被居住在那裡的捷克人建設得十分漂亮可愛。納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後，把整個小鎮用圍牆圈住，士兵看守，把它變成了猶太人的集中居住區（ghetto）。原先住了五千居民的小鎮，擁擠地塞滿了被迫離家的猶太人。「二戰」期間，曾經有十四萬猶太人在這裡住過，其中包括一萬五千名猶太兒童。漢娜就是其中一個。
隨著閱讀的深入，史子對這個集中居住區有了更深入的瞭解。她讀到許多發生在那裡的可怕的事情，讀到住在那裡的猶太人幾乎都和漢娜一樣，後來向東轉送到更為可怕的地方，如奧斯威辛這樣的死亡營。但是她也讀到，所謂的集中居住區（ghetto）是比集中營寬鬆一些的猶太人集中生活的方式。他們在這個被圈住、被士兵把守的小鎮裡面，有一定的活動自由。同時，在特萊西恩施塔特被圈住的猶太人中間，有許多著名的學者和藝術家。他們利用一切機會，給居住在那裡的猶太孩子教授各種課程，不僅讓孩子學到知識，還借藝術給孩子們作心理疏導。他們教音樂，還教孩子們畫畫。最後史子讀到，在特萊津，居然有四千五百張猶太孩子在囚居時期的畫作，被奇蹟般地保存下來。看到這裡，史子的心怦怦直跳：也許，那裡也有漢娜的畫？她抑制住自己的激動，給特萊津集中居住區博物館，寫了一封信。
漢娜的五張繪畫圖片
幾個星期之後，2000年的4月，一個大信封從今天的捷克共和國抵達東京。特萊津博物館回答說，他們不知道漢娜的經歷。可是在當年的營地裡，確實偷藏了大量猶太兒童在囚禁中的畫作。其中許多作品正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猶太博物館展出。從信封裡，她抽出了五張照片。史子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孩子的畫。一張是彩色的花園，還有四張是鉛筆或碳筆畫。每張畫的右上角，都寫著：漢娜·布蘭迪。
漢娜唯一的一張彩色圖畫
這個夏天，史子精心組織的展覽《孩子眼睛裡的浩劫》終於展出。作為一個民間小博物館的小型展出，吸引的觀眾數量，已經比她想像的要多得多。而且，來的還有成年人，展覽應該說是成功的。其中最吸引觀眾的，就是漢娜的手提箱和她的畫。大家看了當然都會問，漢娜是個什麼樣的孩子？她長得什麼樣？後來究竟發生了什麼呢？史子無法回答這些問題。她又給特萊津博物館去信詢問，他們回信說，他們只有這些畫，卻並不知道畫畫的孩子的故事。
親自前往特萊津博物館
特萊津、特萊津，這個名字，一直在史子的腦子裡徘徊。她知道，這是惟一可能揭開漢娜手提箱之謎的地方。她決定親自去一趟。可是捷克在千里之外，她沒有這筆旅費。到了7月份，機會終於來了。她受邀參加在英國的會議。從英國去捷克，就不那麼遠了。2000年7月11日早上，史子終於抵達特萊津鎮。可是，她當晚必須趕回布拉格，回日本的飛機是在第二天清晨，她的時間有限。不幸的是，她疏忽了，沒有事先打電話和博物館預約。直到到了博物館門口，她才發現那裡沒有人。原來那天恰巧是當地的一個節日，博物館不開門。
史子萬分沮喪地坐在博物館的大廳裡。正不知如何是好，她忽然聽到遠處的某個辦公室發出一個聲音，她循聲而去，果然發現有個辦公室裡有人。這個意外地待在辦公室而沒有回家過節的女士叫露德米拉。遠道而來的日本女子的決心感動了她，她想儘可能為史子找出漢娜的線索。她按照索引從九萬個曾被關押在這裡、又轉去東方的猶太人名單中，找出了漢娜·布蘭迪的姓名和生日。史子仔細查看這張名單。她發現在漢娜的名字上面，就是另一個同姓的名字喬治·布蘭迪。他會不會是漢娜的家人？露德米拉判斷那是可能的，他比漢娜只大三歲，很可能是她的哥哥。而納粹做的名單經常把一家人列在一起。
小漢娜還有一個哥哥？
史子還發現，名單上的姓名旁大多有一個折鉤的記號。她追問這個記號是什麼意思？露德米拉遲疑了一下回答說，有折鉤的，都沒能倖存下來。史子看了一下漢娜的名字，有一個折鉤，也就是說，她和囚禁在特萊津的一萬五千名兒童中的大多數一樣，熬過了這裡的日子，卻沒能在奧斯威辛活下來。對史子，這不是太大的意外。但是確認漢娜的死亡，她還是很難過。她定定神，繼續查看名單。這時她發現，在喬治·布蘭迪的名字旁，沒有這個死亡折鉤。
漢娜可能有個哥哥，她的哥哥可能還活著！史子央求露德米拉找出喬治的更多消息。可是露德米拉在這樣一個地方工作，她經歷過更多的失望，就不那麼樂觀。她是有道理的，戰爭結束已經五十五年了。喬治可能已經改了名字，可能遠離家鄉無人知曉，也可能在這些年裡去世了。可是，她還是盡最大努力幫助尋找。她抽出另一份納粹留下的名單，那是喬治在特萊津囚禁期間住的那棟房子的排鋪位名單。由於擁擠，一個墊子兩個人睡。露德米拉對史子說，她知道，那個和喬治合睡的人科特·庫圖克，他還活著，就住在布拉格。
趕回布拉格博物館
時間已經很緊張了。史子必須再趕回布拉格猶太人博物館，打聽科特·庫圖克的消息。史子趕到那裡，已經鄰近閉館了。她找到一個叫米蓋拉·哈耶克的女士。在尋找漢娜那些繪畫的時候，米蓋拉就幫了很多忙。這次，真是幸運。史子一說出科特·庫圖克的名字，米蓋拉馬上說，我知道他，我會幫你找到他。她打了一連串的電話，最後找到了庫圖克先生的秘書。今天的科特·庫圖克，是一個藝術史學者。他要坐當晚的飛機出國，秘書擋駕說，他連接電話的時間都沒有。在米蓋拉的堅持下，提著行李的庫圖克先生，天黑後匆匆趕到只亮著一盞燈的博物館。「我當然沒有忘記那個時候的難友」，他說，「而且，我們到現在還是朋友，喬治·布蘭迪，他今天住在加拿大的多倫多」。
多倫多漢娜的哥哥
2000年8月，七十二歲的布蘭迪先生收到了一封來自日本的信。他打開信，「親愛的布蘭迪先生，……請原諒我的信可能給您帶來傷害，提起您對過去艱難經歷的回憶……」他一陣眩暈。從信封裡他抽出幾張照片，那是小漢娜的畫，還有一張照片，那是漢娜的手提箱。
一個月後，史子望眼欲穿的回信終於從多倫多來到東京。她在辦公室打開信封，止不住激動地叫起來，大家湧進辦公室，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史子喃喃地說：「那是個多美麗的女孩」，她手裡是漢娜的照片，她開始哭起來——她終於喚出了漢娜，一個活生生的捷克女孩。
猶太小姑娘漢娜
猶太小姑娘漢娜的真實故事
上世紀三十年代，漢娜一家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中部，一個叫諾弗·麥斯托（NoveMesto）的美麗小鎮。漢娜和哥哥是鎮上僅有的猶太孩子。可是，他們和其他孩子一起上學，有許多朋友，過得很快樂。他們的父母熱愛藝術，為謀生開著一家小商店。他們很忙，卻盡量抽出時間和孩子在一起，那是一個非常溫暖的家。
三十年代，漢娜、喬治和父母、祖父母在他們的小商店前
1938年，漢娜七歲那年，開始感覺周圍的氣氛變得不安。父母背著他們，在夜晚從收音機裡收聽來自德國的壞消息。在那裡新上臺的納粹在迫害猶太人。接著，隨著德國局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迫害猶太人的壞消息也在逼近。1939年3月15日，德軍佔領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整個國土。漢娜一家的生活永遠地被改變了。
四歲的小漢娜和七歲的哥哥喬治
小漢娜兄妹和媽媽在一起
漢娜一家和所有的猶太人一樣，先是必須申報所有的財產。後來，他們不得進入電影院，不得進入任何運動或娛樂場所。接著漢娜兄妹失去了所有的朋友。1941年，漢娜要開始讀三年級的時候，猶太孩子被禁止上學。漢娜傷心的是：我永遠也當不成教師了。那曾經是她最大的夢想。
親密的小兄妹
漢娜的父母盡量寬慰孩子，可是他們知道，事情要嚴重得多。那年3月，蓋世太保命令漢娜的母親去報到，她離開孩子，再也沒有回來。漢娜生日的時候，媽媽從被關押的地方，寄來了特別的生日禮物，那是用省下的麵包做成的心形項鏈。
兄妹兩在一本打開的圖畫書前
父親獨自照料他們，有一天，他帶回幾個黃色六角星的標記，他不得不告訴自己的孩子，只要他們出門，就必須戴上這個羞辱的標記。漢娜兄妹更不願意出門了。可是家裡也並不安全。秋天，外面傳來一陣粗暴的砸門聲，他們的父親也被納粹抓走了。留下漢娜十歲，喬治十三歲。他們被好心的姑夫領到自己家裡。姑夫不是猶太人，可收養猶太孩子是件危險的事情。他給了這兩個孩子最後一段家庭溫暖。
兄妹倆最後的合影
1942年5月，漢娜十一歲，喬治十四歲，納粹一紙通知，限令他們報到。隨後，他們被送入了特萊西恩施塔特猶太人集中居住區。
臨走前，漢娜從床底下拖出一隻褐色的手提箱，就是引出這個故事的手提箱。漢娜和哥哥提著各自的箱子，先坐火車，又吃力地步行幾公里，從火車站走到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居住區。就在門口登記的時候，納粹士兵在這個箱蓋上寫下了漢娜的姓名和出生年月，因為沒有父母隨行，就冷冷地加上一行註釋：「孤兒」。
在特萊西恩施塔特，漢娜被迫和哥哥分開居住，但他們還能夠找機會見面。在居住區的三年裡，漢娜和哥哥看到他們年老的外祖母也從布拉格被抓來，又很快在惡劣的生活條件下死去。1944年秋天，納粹德國已經接近崩潰。他們開始加速將居住區的猶太人向死亡營轉送。先是喬治被送走。十三歲的漢娜突然失去相依為命的哥哥，這隻手提箱，成了她和家庭最後的一點聯繫。終於，漢娜也接到了被轉送的通知。她行裝簡單，只有那只箱子。裡面是她的幾件衣服，她自己畫的最喜歡的一張畫，還有居住區小朋友送給她的一本故事書。她什麼也沒有了，只剩下一線希望：也許，能在前方追上她的哥哥喬治；也許,還能在那裡和爸爸媽媽團聚。她這麼想著，提起了她的手提箱。
1944年10月23日深夜，漢娜和許多猶太人，在一陣陣恐怖的吆喝聲中，從火車上跌跌撞撞地下到一個站臺。在探照燈的強光下，他們幾乎睜不開自己的眼睛。漢娜和一些女孩立即被帶走，荷槍的士兵大聲命令：把箱子留在站台上！
驚恐萬狀的漢娜鬆手了。她的手提箱，落在堅硬冰冷的站台上。
就在那個漆黑的夜晚，她們從火車站臺，直接被送進毒氣室。漢娜甚至還來不及知道：她已經追上了心愛的哥哥，喬治正關押在這裡；她也找到了爸爸和媽媽，
1942年漢娜的父母卡瑞爾和瑪柯塔，也在這裡被殺害。
這是波蘭，這裡，就是奧斯威辛集中營。
漢娜的哥哥來到東京
在2001年3月的東京，史子和她的孩子們終於盼來了漢娜的哥哥喬治·布蘭迪，他還帶來了自己的女兒，十七歲的拉拉·漢娜。在半個多世紀後的日本，他重新見到了妹妹漢娜的特殊遺物：那隻手提箱。他伏下頭，傷心地哭了。可是，幾分鐘後，他恢復了平靜。他覺得，妹妹漢娜的願望終於實現了。她終於成為一個教師，教育了那麼多的孩子。喬治，漢娜的哥哥，作為一個浩劫倖存者，他戰後的經歷，也在對今天的日本孩子表達著什麼。他告訴他們，這麼多年，他去過很多地方，他始終帶著他最為珍貴的家庭相冊，那是姑姑、姑夫為他保存下來的。1951年，他移民加拿大，有了幸福的家庭。他成功地重建了自己的生活。他告訴大家，他最值得自豪的，是他雖然經歷一切，卻能夠讓自己的生活往前走。
漢娜的手提箱、漢娜的哥哥喬治布蘭迪、史子老師。
喬治告訴日本的孩子，對他來說，他從苦難經歷中得到的最重要的價值是：寬容、尊重和同情。他相信，這也是漢娜要告訴大家的。
也許，能夠將極端負面的教訓，轉化為正面的生活價值。這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附言：至2003年5月，史子組織的巡迴展覽在日本的六個地方展出，參觀者超過六萬人
被寫成書的經過
製作這個錄音節目的加拿大電臺的凱倫·蕾文女士，後來在這個節目的基礎上，寫成了一本書《漢娜的手提箱》。當我發現這本書的閱讀對象是九至十二歲的孩子時，我相當驚訝。她顯然和史子有著一樣的想法：從孩子開始，就應該接觸人類歷史的一些負面教訓，甚至包括悲慘和苦難的具體實例，並以此為開端，學會對差異的寬容與和平。當孩子們同情漢娜的遭遇時，會問為什麼；會記住，僅僅因為她是猶太人，僅僅因為她出生在一個和別人不一樣的家庭，就遭到迫害，那是不應該的、不公平的。
我之所以對這本書的對象是兒童感到驚訝，那是因為我雖然不懂兒童心理學，但憑著本能，我覺得讓孩子以如此方式直面悲慘人生，似乎太早了。雖然在閱讀中，我感覺凱倫·蕾文在進行寫作時非常小心，她也儘可能地在避免過度的刺激。我還是有些困惑，覺得這樣的教育必須非常謹慎。我希望有更多的兒童心理學家研究這樣的課題。保持兒童的心理健康，應該勝過其他一切考量。
這使我想到，在一些有過負面經歷的國家，對兒童甚至對青少年的歷史教育，其實是一個很困難的課題。我想，在日本，出現一些民間機構關注兒童的浩劫教育，用心良苦。他們到遙遠的國家去借用歷史資料，而不直接使用同時期日軍侵略的資料，是有他們的考慮的。作為幼小的孩子，要直接面對自己的民族、國家、前輩製造醜惡和悲劇的現實，這樣的衝擊會帶來太大的心理困擾。故事遙遠一些，道理還在，卻避免了複雜的困擾過早引入兒童期。等到孩子們長大了，他們在童年故事的基礎上，可以再進一步理解自己國家發生過的事情。
人類歷史有大量的負面經驗，即使是在和平時期，每個國家也都有大量負面的現實。人們需要歷史的傳承，汲取歷史的教訓，需要面對現實。而與此同時，作為兒童和青少年教育，又要警惕大規模的心理傷害。悲和憤等等感情，是正義感的基礎，可是一旦過度，很容易走向極端，產生對理性的擯斥。歷史教育的目的，是帶來一個健康的社會，讓新的一代有幸福的生活、健康的心態，他們應該是幽默、睿智、快樂、自尊、富有想像力的一代，而不是一代悲壯的憤怒青年。否則，這個社會出問題的可能不是更少，而是更多。
附錄：故事的由來
六十多年前，日本和德國、義大利形成所謂軸心國，從事擴張和侵略，釀成了一場世界性的災難。在亞洲，日本的軍國主義和侵略歷史，成為許多國家刻骨銘心的慘痛記憶。日本軍國主義是否會復活，幾十年來成為亞洲國家一個經久不息的話題。
我有個好朋友長期居住在日本。她在中國出生和長大，自然地會站在祖國的立場上，特別關心日本政治中的相關動態。
例如，日本在戰後由美國人幫助制定的憲法中，規定了日本不得擁有軍隊，更不得派兵出國。可是，戰爭過去已經將近六十年。和德國一樣，日本躍躍欲試，試圖向世界證明，他們已經可以回到國際社會，實行「國家正常化」，也就是和其他國家一樣擁有軍隊，一樣派兵參與國際維和之類的軍事行動。作為一個國家，出門不再矮一頭。
一個國家曾經走上造成世界災難的錯誤道路，並不意味著它就千秋萬代不得翻身，它當然可能改變，改變之後也應該被接受，這是常識。德國就已經基本走出「二戰」陰影，在政治上被國際社會所接受。不僅德國軍隊參加了國際維和行動，而且，已經有德國士兵犧牲在維護和平的戰場上。
可是在日本，它的右翼勢力在民間和政界都很活躍，總使得它的周邊國家對它無法放心。同樣一個「國家正常化」，在德國已經過關，在日本，卻每當小有舉措，都要引發日本國內外的重大質疑。我的這位朋友，就是質疑者中的一個。在她看來，受日本戰爭教育的那批人，其中有一些已經淪為政治動物，雖日薄西山，卻有強烈的參政意識。他們在政壇仍然是不可忽視的力量。她對這些右翼充滿警惕。
我們在聊著這些話題。我於是問：你生活在那裡，根據你的經驗你是否覺得，假如今天日本修憲成功，明天日本軍隊很容易就會衝出去侵略呢？她卻毫不遲疑就回答：那當然不會。為什麼呢？我追問。今天的日本年輕人對政治沒興趣，不會積極去政壇表達自己。可是他們也不再是六十年前軍國主義教育下的戰爭機器人。他們怎麼可能被你一叫就去當「皇軍」。
朋友的回答很有意思。一個國家，就跟一個人一樣。外部的影響雖然在起著作用，可是根本的改變和立住自己，還必須依靠內在的變化。在日本這樣一個有著侵略歷史的國家，普通的孩子們在某種意義上，竟然可能超越政治家，創造一個國家新的未來。因此，日本的教育有時會成為政治話題，例如大家熟悉的修改歷史教科書事件，和日本教育廳決定在學校增設「愛國教育」課程。
就在和朋友聊天的那天下午，我開車去商店採購。到了商店門口，我轉進泊車位，卻沒有照例在給車熄火的同時關掉收音機。車裡的空調早已失靈，我搖下車窗，就在美國南方八月的陽光下，我留在座位上，直到聽完一個專題節目。這個節目恰好和我們聊的話題有點關係。在節目主持人有限的穿插下，兩名事件主角講述著一個跨越半個地球和半個世紀的真實故事。他們一個是住在東方的日本年輕女子、一個是住在西方的加拿大老人，在共同呼喚一個永遠年輕的姓名，那是六十多年前生活在東歐的一個小女孩——漢娜·布蘭迪。
註：《漢娜的手提箱》已被翻譯成幾十種文字，成為一本世界暢銷書，還被改編拍攝成電影《InsideHana’ssuitc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