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奪權建政之後，新聞媒體馬上被嚴格管制，公眾輿論頃刻不復存在。
一九四九年六月，毛派劉少奇到蘇聯，把整套蘇聯模式搬來中國。兩個月之中，劉跟斯大林見面六次。斯大林還從來沒跟哪位外國領導這麼頻繁地會見過。劉參觀了工廠和集體農莊，與蘇聯各部門領導開了無數次會。數百名蘇聯專家很快被派來中國，有的在劉返程時同車而至。毛還沒有正式宣告政權易手，一個斯大林式的極權框架已經擺好，只等套上去。
奪權了，毛澤東沒有大赦天下。他搞的第一個運動是殺人：鎮壓反革命。毛維持政權靠「運動」而不靠法律。他從心底討厭任何法律，曾對斯諾說自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毛政權也有一些法律的門面，被判刑者可以「上訴」。但上訴通常被算作「態度惡劣、抗拒改造」，要加重判刑。
鎮反於一九五零年十月發動，毛親自掌舵，叫公安部長把報告「直接送給我」。運動對象一類是「土匪」，包括捲入武裝反抗毛政權的人；一類叫「特務」，囊括所有為國民黨情報機關工作過的人。國民黨政權的基層幹部全體當上了靶子，上層國民黨官員則受保護優待，以引誘海外國民黨人來歸。毛說：「我們殺的是些‘小蔣介石’。至於‘大蔣介石’……我們一個不殺。」
說稍加不滿的話也受到鎮壓。有一句奇怪的話曾在華北數省不經而走：「毛主席派人下鄉割蛋，送給蘇聯去造原子彈。」割蛋，就是合割男人生殖器的意思。在村子裡，夜間要是誰大吼一聲：「割蛋的來了！」全村便會四下逃散。當時中共在華北農村徵糧出口蘇聯，使這「謠言」應運而生。後來，毛接到報告說：殺了一批人以後，「謠言平息，社會秩序安定。」
鎮反中，毛一個指示接著一個指示，嫌各省領導太手軟，太「右傾」，要他們「大捕大殺」。與此同時進行的是佔人口三分之二的「新解放區」的土改。在這兩場運動中，被槍斃、被打死、被逼自殺的人大約三百萬左右。毛希望每一次殺人都達到殺雞儆猴的效果，要公開進行。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他指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殺反革命。這種情況必須立即改變。」在毛的督促下，以上海為例，1951年有過兩次一夜逮捕一萬餘人的大行動。北京一地就開了三萬次公審槍決大會，到會的達三百四十萬人次。一個有一半中國血統的英國姑娘目睹了在北京市中心開的一次大會，公審兩百人，然後當眾槍斃，腦漿濺在旁邊的人身上。躲過了這些大會的人常常躲不過遊街示眾的場面，或看著大卡車拉著滴血的屍體穿街而行。
毛要的是全體人民參加鎮反，要他們都受到恐嚇。在這一點上，毛比斯大林和希特勒走得更遠。
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鎮反中殺了七十萬人。這個數字不包括土改中被打死的。從各類資料中可以得出結論，土改中被村民打死的人數，至少相當於被政府槍斃的人數。自殺的人數大致相當被殺的人數。
要不是考慮到有些人能當勞動力使用，毛殺的人還會更多。他說：有些人叫巳有死罪，但殺了他們會「損失了大批的勞動力」。於是數百萬人被「寬大處理」送進在蘇聯專家指導下建立起來的勞改營。勞改意味著在最荒蕪的地帶，污染最嚴重的礦井，干最累最苦的重活，聽最不堪忍受的訓斥。身體虛弱的、性格倔強的，往往就死在這些黑暗的集中營裡。除了累死病死的，槍斃的，自殺的更不計其數。
在整個毛統治期間，死在監獄、勞改營裡的人，和被槍斃的人，總數大約有兩千七百萬人。
另一種典型的毛式懲罰方式叫「管制」，決定了二十七年中數千萬人的命運。這些人生活在監獄外的監視中，一有運動就揪出來批鬥一番，平時終日戰戰兢兢，不知道哪一天大禍臨門。他們的家人也備受歧視欺負。這批人的命運天天都在提醒著周圍的人：不要得罪共產黨。
鎮反時，全國每個工廠、村莊、街道，都成立了「治安保衛委員會」，成員是一般平民，往往是最愛管閑事的積極份子。他們的職責不僅是監視政府眼裡的罪犯，而且是所有老百姓。毛政權還確立了一項最根本的控制方式：從一九五一年七月起，全國實行「戶口制」，人人都必須有固定的居住、工作之地，沒有人可以隨意遷居、換工作。
毛澤東再三說他的殺、關、管「是非常必要的，沒有這一手不行」。「這件事做好了，政權才能鞏固。」
毛親自在中共中央「轉批中央十人小組關於反革命份子和其它壞份子的解釋及處理意見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中」規定說：「某些直系親屬，在土改、鎮反和社會主義改造中被殺、被關、被斗者的家屬……可送勞動教養。」明文株連親屬。安徽省蕪湖市在鎮壓「著名反革命份子」高鐵君一案中，不但高本人被冤殺，而且，本地三百名按照「舊朝」規矩而為高聯名具保者，均被中共判以反革命罪被處決或判刑。
高鐵君，曾於抗戰前當過安微無為縣縣長，蕪湖專員，地方民眾曾對他有「高青天」之稱，他也幫助過許多共產黨地下黨人。一九四九年中共軍渡江時，為保護蕪湖一方老小不受戰火之災，又勸說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楊剛才棄守沿江防線，中共軍隊始得迅速於繁昌縣等地順利渡江。然而，因為中共軍隊在渡江後不遵守與二十軍的協定，大肆屠殺讓其渡江，並放下武器不作抵抗的二十軍官兵，楊剛才殺死了全家後自殺。高鐵君認為是自己害了楊剛才，而將自己的壽材將楊裝斂。中共遂藉此而由，在鎮反運動中將高鐵君處決，並牽連數百名具保者一道被慘遭殺害或判刑。
另外，直到八十年代初，中共才局部地承認了「當時被鎮壓的還有部分起義投誠人員」的事實。一大批在抗日戰爭中曾英勇殺敵的國民黨官兵，被當成歷史反革命份子而慘遭殺害；國民黨的一些著名叛將，如傅作義等人的絕大多數部下均被鎮壓；被中共煽動反叛，投向中共而參加解放軍者，其中被開除軍籍和判刑、勞改、管制的就有二點二萬人，三十年後複查的有八六六○人，撤銷原判的有四九八五人(見一九八○年五月，《中共中央統戰部等五部門關於落實原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政策的若干問題的說明》)。
據估計，毛統治下的囚犯人數每年約一千萬。因各種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數，平均每年應不下囚犯人數的百分之十。
在大殺中國人的同時，有兩個外國人被處死：義大利人李安東和日本人山口隆一。他們的罪名是企圖在一九五〇年「十一國慶節」時用迫擊炮炮打天安門城樓，刺殺毛澤東。這兩個人在國慶前一天跟幾個外國人一道被捕，十個月後被押著站在吉普車上遊街示眾，然後在北京天橋附近當眾槍斃。第二天的《人民日報》大字標題，說他們是「美國政府間諜特務企圖舉行暴動」，並說幕後指揮是其實早已離開了北京的美國原駐華武官包瑞德(David Barrett)。
警衛森嚴的天安門廣場和周邊地帶，一萬警察，一萬武裝部隊，滿廣場高度警覺的中共便衣。孤零零幾個外國人，動了在這裡謀殺毛的念頭，這好像是個講給小孩子聽的故事。二十年後，周恩來在邀請這位被指為刺殺毛澤東的幕後指揮的包瑞德訪華時，含含糊糊地向他道歉，等於承認這事是子虛烏有。
假造這個案子的目的是激起反美情緒，那時正值朝鮮戰爭(韓戰)。另一個目的是打擊在中國擁有三百三十萬信徒的天主教會，被捕的人中就有梵蒂岡在北京的主要代表、義大利人馬迪懦(Tarcisi Martina)。毛對梵蒂岡跨國度的巨大權威很感興趣，津津有味地詢問來訪的義大利人。正因為它的號召力和能量，天主教會對毛是個威脅。中共接管了天主教辦的學校、醫院、孤兒院，污蔑教士、修女吃孤兒院裡孤兒的心肝，用孤兒做醫藥試驗。
宗教、准宗教團體，或作為「反動組織」鎮壓，或置於嚴格管制之下。幾乎所有的外國教士都被驅逐。跟他們一道被趕走的還有外國生意人和記者。到一九五三年，中國基本上沒什麼非共產黨國家的外國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