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標誌性建築泰姬陵每年吸引數以百萬計的遊客（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6月15日訊】我四年前去了一趟印度之後，本來再也不想去第二次。
不僅由於水土不服，更因為印度的髒、亂、差，尤其是底層人民的貧困景況讓人抑鬱窒息。缺胳膊少腿的殘疾人敲著你的車窗哀求，抱著小娃娃的少女可憐巴巴地跟在你身後乞討，不給，心裏難過，給了，幾十、上百人的乞丐大軍會蜂擁而至；這種無力、無助、無奈的感覺令人十分尷尬。
另一方面，印度文明博大精深，玄奧神奇，歷史源遠流長，文獻浩如煙海，讓人生畏，望而卻步。如果沒有點研究，印度之行往往只是走馬觀花，如墜雲霧之中，不得其解。
上月，因為工作關係，不得已又去了一趟印度。
這次事先讀了一些書，做了一些功課；同時，決定辦完正事後在印度周遊10天，以便對這個亞洲第一民主大國多一點瞭解。事後證明，儘管有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此行的確不虛。
此次有幸結識了一位印度政治家，他的名字叫馬尼·艾亞爾(Mani Aiyar)曾是一名高級外交官和政府內閣部長。在聊天中，他談到中國的人均GDP雖然比印度高出四倍，但是印度的自由度卻比中國高四倍，因為印度人擁有獨立的司法和獨立的新聞媒體，尤其印度人享有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權利，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選出國家和政府的領導人，如果對現任領導人不滿，可以用選票來表達。
艾亞爾的說法很新穎，不過目前沒有人對此進行量化分析來加以證實。從我自己的學習，以及在印度長達2000多公里駕車周遊的觀察中，感到印度人的確比中國人享有更多的自由。
下面將我在印度的一些觀察寫下來和讀者分享。
從表面上看，印度似乎一片混亂，就像他們的街道和公路一樣：動物、行人，人力車、牛車、駱駝車、摩托車、三輪蹦蹦車以及其他五花八門的機動車混雜在一起，人聲鼎沸，喇叭聲此起彼伏，路況千變萬化，險像叢生，令外人捏一把冷汗。然而在這個混亂局面的深層似乎有著某種平靜、有序的社會制衡機制，讓人們屢屢化險為夷，和睦相處，從而維持這個極多元社會的長期穩定。
（網路圖片）
在印度半個月的行程中，我只看到一次交通事故：一位開摩托車的老人從車上摔下來。這也許是湊巧，也許是對混亂有序印度的一個佐證。
更為重要的是，我在印度數十個城鎮中未看到一個惡城管。
在印度首都德裡逗留期間，我恰好住在該市中部一個名為格羅爾巴格( Karol Bagh)的地區。這是印度最大、最有名的購物區之一。其中尤以阿幾麥汗（Ajmal Khan Road）大街，雅利安社（Arya Samaj Road）大街和卡法爾市場(Ghaffar Market)最為熱鬧，這些購物街長達數公里，每天都是人山人海。我對購物沒有興趣，所以擠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街道和市場閑逛了兩天，觀察和體驗印度的民情、民風。有意思的是，我沒有看到一起買賣雙方打架扯皮的事件，也沒看到一個凶神惡煞、耀武揚威的惡城管。為數不多的城管只是站在十字路口上維持交通而已。
卡法爾市場(Ghaffar Market)（網路圖片）
以印度前總理拉吉夫·甘地命名的拉吉夫廣場（Rajiv Chowk）是印度首都中心高檔商務和購物中心。這是英國殖民地時期修建的豪華商務區，以前叫做康諾特廣場。這是一個圓形的大廣場，有8條大道通向廣場，西方的許多名牌商店、印度本地的珠寶店，以及各邦政府經營的商店應有盡有，各種物品一應俱全，類似北京的王府井。不過，在豪華商店的走廊上也有不少擺地攤賣廉價貨物的小販。
印度首都德裡的小販（網路圖片）
我在凡·休森(VAN HEUSEN)商店門前採訪了兩名擺地攤的小販。他們的英文不好，但可以作簡單交流。我問了4個問題：哪兒的人？在此地擺攤是否需要執照？是否被城管或警察欺負過？是否繳稅？二人來自印度北部一個比較貧困的邦，他們對後邊3個問題回答都是否定的。
離拉吉夫廣場不遠的地方是印度政府所在地。印度總統府、勝利廣場、國會、印度門，國家體育場等建築楚楚有緻地坐落寬闊的國王大道（Rajpath）兩旁。這條大道是印度首都的禮儀大道，大道兩側為優美的草坪、樹木及池塘，完全可以和美國華盛頓的國家草坪比美。但是國王大道樹林深處，可以看到一家家的窮人在那裡安營紮寨，居家過日子，不時有陣陣炊煙從中冒出。
國王大道（Rajpath）（網路圖片）
我專門就此請教了一位印度的資深律師。他說其實有關法律都存在，一是人太多，法不責眾；二是此類法律不宜嚴格執行，因為會激化社會矛盾，所以警察常常睜隻眼閉隻眼。近年來，雖然政府的反恐活動加強了這方面的監管，但總體還是寬鬆的。
他這個說法或許不無道理，因為我們知道，阿拉伯之春就是突尼西亞街頭地攤小販穆罕默德·布瓦集集（Mohamed Bouazizi）之死而引發的。布瓦集集被城管暴力執法，百般欺侮而又投訴無門，絕望之中在政府大樓前自焚死亡，引發眾怒，促成突尼西亞人民推翻獨裁政權，並引爆席捲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
相比印度，中共的惡城管多年來欺壓底層勞動人民不遺餘力，他們像土匪和黑社會一樣，動輒對街頭商販處以罰款、沒收物品、打砸攤位、甚至暴打致死攤販，成為最不受歡迎的公務員。臭名昭著的有陝西延安城管「踩頭」事件，湖南臨武城管打死瓜販事件，蘇州城管暴打孕婦導致流產事件，小販夏俊峰被毆殺人事件等。有人將城管暴力執法歸咎於城管個人素質低，但從曝光的中共《城管執法操作實務》來看，暴力執法的城管都是嚴格按上級要求培訓出來的，更是深受從上到下瀰漫全國暴戾之氣的影響。不給底層老百姓留生路，用惡城管施暴打壓他們，遲早要犯眾怒，引發更大規模的群體事件。
我在印度其他城市和鄉鎮上也沒有看到像中共城管一樣的印度惡城管。
雖然印度的經濟目前不如中國發達，但政府對人民還是仁慈的。這一點可以從經濟數據得到證明。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統計年監（World Factbook）資料，印度政府2015年通過稅收拿走人民的財富大約2360億美金，僅佔其全國GDP總值的10%，而中共同期收刮的民脂民膏達24,260億美元，佔其全國GDP總值的21%，這些錢大部分被用於維穩、軍費或被揮霍浪費了。中印人口相當，然而中共從人民口袋裡拿走的錢要比印度多10倍，中共的軍費開支比印度多3倍；這說明印度政府更注重藏富於民，而不是府庫。
這次印度行，我也直接見證了印度新聞媒體的自由。
公民力量在印度的達蘭薩拉舉行青年族群領袖會議，邀請了「世界維吾爾大會」秘書長多里坤·艾沙參加，但隨後印度政府取消了簽發給多里坤的電子入境簽證。印度大大小小的媒體對這一消息進行了跟蹤報導，主要媒體及其評論員對莫迪政府這一做法進行了強烈批評，也有媒體替政府說話，支持政府立場；電視、報紙、期刊百家爭鳴，見仁見智，熱鬧非凡。
資料顯示，印度擁有94000多家註冊報紙，全部為民營，每天用100多種語言發行。我在印度期間，每天都會找幾份當地報紙看看，也會在網路上瀏覽印度新聞。雖然美國「自由之家」批評印度政府干涉新聞自由，包括向一些印度新聞工作者施壓，用極端分子、刑事罪犯等罪名起訴他們，有的還遭到警察的暴力襲擊，而一些印度媒體的獨立性也被質疑，但我的觀察是，與西方成熟民主國家比較，印度的新聞自由的確有差距；若跟中國大陸比較，印度的新聞自由要高出數倍，甚至數十倍。印度媒體和新聞工作者敢於抨擊時弊，揭露醜聞，成為問責、監督、制衡政府、主持社會正義的主要機制之一。
（網路圖片）
其主要原因，我認為是印度的獨立司法體系保障了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印度的最高法院法官由總統任命，到65歲退休，政府無權解雇。而總統則由國會及各邦立法機關經選舉產生的議員選出，每屆任期5年。這樣的安排，保證了印度司法的獨立性。像中共憲法一樣，印度憲法也規定人民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以及由此引申出來的新聞自由。不同的是，印度最高法院通過司法審核肯定和落實了人民的這一權利，而不是像中共憲法的一紙空文。
譬如，1985年印度最高法院就在印度快報訴印度聯邦共和國（Indian Express v. Union of India）一案中裁決指出，媒體在民主機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各級法院有責任維護新聞自由，判處限制新聞自由的所有法律和行政行為無效，確保人民有權自由獲得所有信息、自由出版和自由發行報刊書籍。正是印度高法的這類判決使得媒體基本沒有禁區，能暢所欲言，讓人民瞭解事實真相，監督政治運作，同時讓政府決策者瞭解民意，制定明智與合理的政策。
印度最高法院也通過司法審查和案例，秉公執法，保證了人民的基本權利。不僅使得國大黨搞一黨獨大、把國家變成一黨私產的企圖未能得逞，而且也防止了國會通過立法來剝奪或削弱這些公民的基本權利。
中共的宣傳機器常常聲稱中國人民素質不行，因此不能搞民主選舉。印度的實踐證明，國民受教育程度以及經濟發展水準並不是實行民主的前提條件。印度人做得到，為什麼中國人做不到呢？
還有人稱，民主制度導致了印度經濟發展比中國緩慢。我認為這個說法是不對的。印度經濟發展稍慢恰恰是印度不能擺脫國大黨執政多年來推行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包括消除對重要行業實行國有化、實施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等政策，以及一黨獨大帶來的腐敗造成的惡果。當然，印度的民主制度和獨立司法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尤其是私有財產權，讓印度政府不能像中共政府那樣強行征地和暴力拆遷也是一個原因。不過，沒有高速度發展，印度的環境遠沒有像中國破壞得那樣厲害。
印度去年的經濟增長速度首次超過中國，發展空間巨大。我去印度都看到十分顯著的變化。上週，莫迪總理訪問美國，在美國國會發表重要講話，表明在大國外交上開始放棄倚重俄國的路線，朝西方民主國家靠攏。我認為這一轉向會導致印度經濟起飛，使其崛起只是時間問題。
中印之爭很像伊索寓言中龜兔賽跑。印度是龜，爬得慢，但平穩；中國是兔，恃財倨傲，沒有定力，身患絕症，又諱疾忌醫。因此，除非中共改弦易轍，走民主憲政之路，最後的贏家恐怕非印度莫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