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2日，因不堪紅衛兵的毆打、凌辱，傅雷與妻子朱梅馥在上海江蘇路284弄（安定坊）5號的家中雙雙自盡。自盡前，傅雷寫下遺書，將存款贈予保姆周秀娣，作為她失去工作後的生活費，還在一個小信封裡裝入53.50元，寫明是他們夫妻的火葬費。他們還將棉被鋪在地上，以免屍體倒地時發出聲響，驚擾他人。
我曾收集有關傅雷之死的各種文字記錄，並一次次為之動容。我一向認為，傅雷夫婦的自盡，帶走了一個時代的優雅與溫厚。
其實，我一向怕記外國人名，所以極少讀外國文學，幾乎未讀過傅雷的譯著，只讀過人盡皆知的《傅雷家書》。作為翻譯家、文人，他在我心中的形象並不飽滿，可他的死，卻總如大石一般，沈重得讓我喘不過氣來。那場浩劫，摧毀的到底是什麼？除了一個個生命，也許還有一個時代的氣質與道德。
兩個知識份子，優雅溫文，卻被紅衛兵們連日凌辱，斯文掃地、尊嚴喪盡。可在他們舍棄生命以保自尊的那一刻，卻還記得家中的保姆，留給她生活費，還在遺書中寫明「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自盡那天，朱梅馥還曾對保姆說：「菊娣，衣物箱櫃都被查封了，我沒有替換的衣服，麻煩你到老周（熙良）家給我借身乾淨的來」，她希望自己死得乾淨。即使這個社會虧欠了他們，他們也不願意欠任何人的，所以留下了火葬費……
你還能找到這樣的優雅與溫厚嗎？那也許是中國最好的一代知識份子，現在還有嗎？
我一向喜歡上海老街道，不是因為所謂的小資情調，而是因為總能在老街老建築的蛛絲馬跡與鉤沉中，觸摸到那個時代，而那個時代的遠東名城，不僅有著紙醉金迷的一面，還有優雅溫暖的一面。
江蘇路便是這樣一條街道。嚴格來說，它不僅僅是一條街，在上海歷史文化風貌區的劃分中，它是其中一條軸心，一條條路與之交匯，如愚園路、華山路、武定西路等，都是我在尋訪民國名人故居途中經停的一站，每條路上又有著一條條裡弄，遍佈各式小洋樓，隨便拎出一棟都大有來頭——這是一個城市足可引以為傲的歷史，但幾十年間物是人非的同時，「遺忘」二字如影隨形，成了這個城市的大敵。
在江蘇路上，284弄有傅雷故居，也有天才鋼琴家顧聖嬰的故居，二者均在文革中自殺。旁邊的285弄也曾一度紅火，據說因為「張愛玲熱」，她當年的故居如常德公寓等，都已成粉絲心中「聖地」，連其親朋曾居住的地方亦不能免。285弄是張愛玲的父親、繼母與弟弟終老之處，也吸引了不少粉絲。
這條路開闢於1906年，建有大量西班牙式庭院，當年著名的貴族女校中西女中也在這條路上。不過，這些年來城市改造頻繁，江蘇路雖仍有昔日風貌，但也經歷了道路拓寬等各種工程，與舊時格局有異，在尋訪中，我一度迷路，幾番來回也尋不到284弄，更別說傅雷故居了，後來得人指點，由旁邊的愚園路（這也是我極愛的一條路，遍佈洋樓與故居）暢園的一條小路進入，才尋得目標。如今，284弄已被高樓環繞包圍，曾與它一起承載當年歲月的其他弄堂，有些已消失。這個城市過往，正被現代化所侵蝕。這條裡弄也叫安定坊，據載建於1936年，共18幢樓，各帶花園。
傅雷故居是一個獨立的庭院，小樓為三層西班牙式建築，但三樓是尖頂閣樓，所以也可稱為假三層。小樓黃牆紅瓦坡頂，院門掩著，但未上鎖，裡面鋪著灰色地磚，寂靜清冷。門口掛著「優秀歷史建築」的牌子，但未有「傅雷故居」的字樣——倒是他在上海周浦出生時的故居，據說已修葺為紀念館。
1949年12月，傅雷夫婦搬入這裡，直至去世。據說，當年小樓的一樓為客廳、餐廳，二樓為傅雷夫婦的臥室、書房，三樓則是兩個孩子和保姆的臥室。這是傅雷居住最久，成就亦最多的地方，他譯著中的經典，如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多夫》、巴爾扎克的《高老頭》和《歐也妮·葛朗臺》等都在這裡完成。至於幾十萬言的《傅雷家書》，也是他在這裡用毛筆一一寫就的。
當年，傅雷夫婦在小院內種了不少花，如玫瑰、月季，每逢花季，便滿是花香，可惜文革時被抄家的紅衛兵摧殘殆盡。
其實，在此之前，傅雷已屢遭打壓。1958年，他被劃為右派，譯著的印數稿酬亦遭停發，日子艱難，但他仍堅持工作。1966年上半年，山雨欲來，經歷過多次運動的傅雷顯然感受到了壓力，初夏時，老友周熙良來探望他，他說了這樣一句話：「如果再來一次一九五七年那樣的情況，我是不準備再活的。」
一語成讖。
施蟄存也曾回憶他最後一次前往傅宅的情形，那是1966年8月，住在附近的他自然也難逃文革之劫，在遭遇了一場批鬥後，他想去看看傅雷的情況，「就在一個傍晚，踱到他門口去看看。只見他的門口貼滿了大字報，門窗緊閉，真是‘鴉雀無聲’。」之後沒過幾天，就傳來了傅雷夫婦自盡的消息。
後來，在傅家工作了十一年的保姆周秀娣回憶，傅先生和傅太太都是好人，她生病了，傅先生拿醫藥費給她，讓她去看病，她若不肯，傅先生就發脾氣；傅太太溫柔文雅，十幾年來沒發過脾氣，總是笑嘻嘻的。
只是，在那歷次運動中，好人往往逃不過一劫。何況，傅雷絕不是那種擅長和稀泥、左右不得罪的所謂「老好人」，而是有原則的真正好人。他一向直率，從不虛偽矯飾，筆名「怒安」便足以為證，那是取「文王一怒而天下安」之意。他的耿介是立身之本，但在那個年代，卻注定招禍。
可是，即使不怒，即使沉默，又真的可以避禍嗎？在此前很長一段時間裏，傅雷都沒有工作單位，只是在家譯稿，他很少見人，當然很少說話，又因為沒有單位的緣故，各單位或院校的紅衛兵著實沒有理由來找他，但紅衛兵們還是來了，因為傅雷有名，因為他跟其他必須被打倒的知識份子有聯繫，也因為他一直過著資產階級的生活。
沒錯，是「資產階級的生活」，雖然傅雷沒有工作，被野蠻剝奪了印數稿酬，生活困頓，但在紅衛兵眼中，抽菸斗喝咖啡用西式餐具彈鋼琴都是資產階級腐朽的那一套，所以，必須抄家。
抄家後，不但搜出了莫須有的「證據」（僅是一面小鏡子和一幅舊畫報，還是在親友寄存傅家的箱中搜到的），連親友寄存的財物也被紅衛兵們劫掠，所以，傅雷在遺書中還寫道：「七、姑母傅儀寄存之聯義山莊墓地收據一紙，此次經過紅衛兵搜查後遍覓不得，很抱歉。八、姑母傅儀寄存我們家之飾物，與我們自有的同時被紅衛兵取去沒收，只能以存單三紙（共370元）又小額儲蓄三張，作為賠償。九、三姐朱純寄存我們家之飾物，亦被一併充公，請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貳只（三樓）暫時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將來待公家啟封后由你代領。尚有傢俱數件，問周菊娣便知。」
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們交待得如此清楚。
我曾經詫異於這種責任感，但這兩年讀過不少民國時代的小學、中學課本，方才明白：這其實是那一代知識份子所受教育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更讓我感懷的是，在傅雷夫婦的悲劇故事中，還有一位奇女子的存在。按當時慣例，「自絕於人民」者不能保留骨灰，傅雷夫婦當然屬於此類，與傅家素不相識、但一向鍾愛傅雷文字的文學青年江小燕自稱是傅雷的乾女兒，冒著巨大危險要回骨灰妥善保管，並給中央寫信為傅雷鳴冤，結果吃盡苦頭，成了「反革命」。文革後，她被平反，但青春已逝，1985年，46歲的她報考上海第二教育學院中文系本科班，終於圓了大學夢。成名的傅聰也曾找到她，意欲報答，這位奇女子只接受了一張傅聰音樂會門票，在音樂會結束後翩然而去。
這是一個每次憶及都讓我眼眶濕潤的故事，總有一種美好能穿越黑暗，它的名字叫：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