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推倒的毛澤東雕像
【看中國2016年05月19日訊】 五、「革命翻身成元勛」的激勵
社會底層僅有翻身意識還是不夠的，得有途徑，途徑就是革命。中共的革命教育承擔了這種教誨功能，幾十年如一日地用各種版本的翻身故事教導本國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從奴隸到將軍、放牛娃成了革命元勛的勵志故事充斥小學、中學語文課本，以及各種革命教育讀本。在讚揚革命者大無畏犧牲精神的同時，也展示了革命者成為元勛的光明前景。
這些故事的主角，主要生活在北京、上海等地，各省的大中城市也有一些。現實生活中，這些元勛家庭子女享受的特殊待遇讓人羨慕。我的小學同學中有三位姜姓同學，父親是長征老幹部，雙胞胎中的女孩成績平平，但聽話溫和，有利於學校培養，因此各種榮譽集於一身；男孩則集壞學生的特點於一身，不寫作業，逃學，經常搗蛋，老師都不敢批評。低兩個年級的弟弟向這位哥哥學習，都是全校有名的搗蛋鬼。一位體育老師因忍無可忍在拉大姜同學時擰了一下耳朵，結果是老師被迫向學生家長道歉。雖然從未有老師正式宣示過這三兄妹的特權，但孩子們都非常清楚他們這種特殊待遇與其父親的「長征老幹部」身份有關。一位市糧食局局長的兒子被姜姓兄弟打得頭破血流，衣服撕得稀爛，學校還停課一週以示懲罰。這位男生心中不平，認為這是他爸的地位是南下幹部，低於長征老幹部所造成的結果，不肯來復課，對他爸爸說：「都怨你，為什麼不早點參加革命？不去長征？」
至於紅二代們在文革中那句著名的血統論口號「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以及改革以來紅二代們在資源先佔方面的優勢，已經成了社會不公、腐敗橫行的根源之一。一個聲稱要消滅私有制與社會不公、建立人人平等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政權，最後卻將中國社會變成了一個史上最腐敗、最不公正的社會，只能說是對中國人的嚴重諷刺了。
六、中共統治下社會上升管道的嚴重扭曲
人類社會中，越是等級色彩嚴重的社會，越壓抑不住社會底層的上升願望。一個社會只要有正常的社會上升通道，這種願望會成為社會向上的動力機制，既給社會帶來活力，也為統治階層吸納人才。中國是個等級社會，由於特權無處不在，體現在生活的每一細微處，社會成員向上攀爬、出人頭地的慾望特別強烈。但是，這個社會的向上流動管道卻非常狹窄。中國自隋唐以來，每次王朝更替之際以爵位獎賞了軍功人士之後，都會通過科舉制吸納社會各階層的優秀人才進入統治集團，儘管通過科舉一途躋身於社會上層的人數相當少，但只要有「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種榜樣的力量在，就會給社會成員以希望，「耕讀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就是中國傳統社會認可的上升途徑。自清末取消科舉制以來，社會上升通道就未能制度化。由於社會動盪，「亂世英雄起四方」，辛亥革命時期，軍功與革命資歷是主要上升資本；國民政府早中期社會重建，機會多，軍功、學歷與才能讓不少中下層有志青年獲得升遷。
中共建政後，消滅了舊精英，但由於建立的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體制注定是個機會稀缺的體制，因此，到了50年代末期，連就業都算政府對社會成員的一種政治獎賞，比如出身好的青年可以招工、參軍，報考大學，可以提幹，而出身不好的青年在50年代末就取消了升大學的資格，與招工、參軍無緣，幸運的可以在集體製作坊式企業、小工場就業，更多人只能成為社會閑散人員，或被發配去支邊，即到青海、甘肅、新疆、海南島等地的農場就業。
正常社會的上升通道是憑藉能力，但此時卻被毛澤東的逆向身份歧視扭曲成憑藉「出身」與基層幹部的印象。出身工人貧下中農家庭的青年優先獲得機會。誰能獲得這些機會並沒有嚴格的考核標準，由青年家庭居住所在地的居委會、公社大隊幹部憑印象「考核」，這印象的形成，既可以通過參加居委會活動的表現，也可以通過拍馬屁取悅。在1976年以前，讀大學機會稀少，參軍一直被視為中國青年最好的出路，招工次之。那時候，誰家有個孩子參軍，父母親及家人在當地就是「光榮軍屬」，享有政治特權，一切優先。我的街坊中有一位鄧姓人家，其兒子在1962年參軍，上升很快，他家因為「擁軍優屬」（優待軍屬之意）而逐漸成為街道一霸，其小兒子有輕微智障，留級三次，考試從不及格，1964年「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教育開始，他突然被選拔成少先隊大隊長，經常在全校少先隊大會上口吃地代表全體少先隊員發言。
如果說中國幾千年的人才選拔都是擇優，只有毛澤東時代實現了擇劣。
七、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群眾基礎就是社會底層要繼續「翻身」
簡要概括，文革前的中國社會狀態如下：中國社會底層的上升願望，被中共革命50年代的「翻身運動」鼓動起來，但政治上的優越地位卻改變不了經濟上的貧窮，以及文化地位的實質性低下。這些擁有政治優越感的底層仍然只能仰望有特權革命幹部，用複雜的眼光看待那些政治地位低於他們，但經濟文化地位卻相對優越的知識技術階層。一旦遇到最高領袖鼓動紅衛兵造反，有了「將顛倒了的世界再顛倒過來」的機會，這種「翻身」慾望就進入井噴狀態。翻身，將這些地富反壞右資產階級踐踏一番，再將平常只能仰望的走資產階級路線的黨內走資派與反動學術權威、名演員等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在踐踏這些階層的快感中讓自己升華。這就是社會底層參與文革的動力。我非常清楚地記得：當一大群紅衛兵、街道積極份子湧進我家來抄家時，在家裡將線裝醫書與各種書籍亂扔一氣，打開櫃門翻檢衣物，砸壞紅木椅子與彫花床時，躲在窗外看著這一切的我，甚至能感受到他們那種「終於可以作踐你們了」的快感。
權力與民間暴力在文革中，終於遇到了千載難逢的一次結合機會。毛澤東鼓勵下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就成為權力、軍隊與工人農民造反派三結合的機構。這個機構在毛澤東打碎舊權力格局之後接管了權力，讓嘗到造反甜頭的一些工人、農民實現了「翻身」的願望。但「上升」與「翻身」是有本質區別的，「上升」是通過努力將自身變強、升華，最後成為精英；「翻身」則是通過暴力掠奪獲得地位與財富，翻身者無需改變原有素質，就成為「社會精英」，如中共革命中的工農幹部，其行為方式與思維方式並沒有隨著社會地位而精英化，常說粗口，整個社會前所未有地以自己是「大老粗」自豪。
八、今日中國，誰在呼喚文革歸來？
今天的中國社會轉型，最大的失敗還不是政治轉型的蹉跎，而是社會結構轉型的失敗。如果說中國改革前是一個倒T字型的社會結構，即80%以上的人口是底層（農村人口佔總人口70%，還有部分城市貧民），只有20%左右的幹部、知識份子是上中層，還有國企工人因收入穩定、政治地位高而起了類中產階級的作用，那麼如今耗盡中國資源換來的經濟發展，也仍然只有30%是中上層（中產階級只有25%左右，加上少數上層與富裕階層）。中國仍然是一個窮人過多、社會缺乏上升通道的社會。這種結構就算中國實行民主化，短期內也不會得到改觀。印度、巴西、委內瑞拉、阿根廷等民主化之後的社會狀態可做證明。
社會底層過多的社會，注定與革命有不解之緣。中國尤其如此，因為中共政府自建政以來，持之以恆地灌輸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想。自50年代以後出生的人將革命翻身視之為天經地義，「要將顛倒了的世界再顛倒過來」早就成為社會底層的天然意識。尤其是改革以來，中國人目睹官員通過尋租活動聚斂，商人通過權錢交易成為巨富，這些人壟斷了財富、資源，他們的後代壟斷了機會，形成了階層固化現象，這種革命的想法更強烈。在這樣一個充滿了不公不義、沒有正常上升管道的社會，指望在中共革命意識形態教育下成長的社會底層不產生革命翻身的願望，只能是一廂情願的幻想。
我的觀察是：其實真正需要文革的人，不是中國的政治、經濟、知識三大精英集團，而是毛左與部分底層。習近平等政治精英，對毛左仇恨經濟精英與知識精英的態度只是有意利用、順勢而為。德國納粹統治及毛時代的文革經驗告訴世人，極權政治常用的手段之一，就是依靠險惡的暗示和偽善操縱民意。中國當局有意暗示放縱大眾仇恨經濟精英與外國資本，可以轉移社會仇恨，減輕政治壓力；讓大眾仇恨知識精英，可減輕當局面臨的民主化壓力。
這些希望文革回歸的人其實是政治懦夫，他們希望「將顛倒了的世界再顛倒過來」，但並不想付出中共革命時「拋頭顱、灑熱血」的犧牲，只想奉旨造反。他們的目標其實遠比文革的造反派複雜，文革的造反派們面臨的是普遍貧窮的中國，社會不存在土豪，翻身意願沒太明確的經濟目標。但今天呼喚文革歸來的人，其實潛意識裡還包含著「打土豪、分財產」這一意圖。
但讓希望文革回歸的人失望的是，習近平並無發動文革的實際需要，毛與社會底層結合的契機，目前還未出現。原因很簡單，第一，權力在習近平手中，黨內目前暫時無人能夠動搖他的位置；第二，習的獨裁不需要回到文革就已經實現。以他目前的狀態，無論是壓制黨內異己，還是壓制政治反對者，都不需要藉助於全國性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第三，當年發生三年大飢荒之後，中共黨內均知這是毛的失政，對劉少奇的恢復經濟舉措比較認同。現在中國各群體對習的不滿是多層次，其目標甚至互相抵牾：官員不滿習近平反腐，但卻希望習近平高壓維穩。維權人士反對政治迫害，但不見得喜歡中共政府放縱官員腐敗。知識群體反對控制言論，但官員覺得管制有利。因此，各種類型的不滿很難形成對習近平的政治壓力。更何況，習近平並非不清楚，如今的「群眾」只要發動起來，恐怕就不那麼聽話。這次處理魏則西事件，就可看出習近平操縱民意的嫻熟：一旦達到其軍改目的即停止軍隊有償化服務之後，所有針對醫療系統的批評也就停止了。所謂網路輿論，其功能對習近平來說，有如當年大字報之於毛澤東。
為本文論及的問題做一總結，那就是：中國文革的毒地依然在，但今天的中共最高領導人並無要與底層「翻身」願望相結合的政治需要。因此，習近平不會發動文革，讓底層用「奉旨造反」的方式來顛覆中共的統治秩序。但是，一個社會底層過多且無上升通道的社會，注定是個通向失敗的高風險社會。習近平的強硬統治，只是為中國的精英階層將「帝國紅利」變現贏得時間而已。中國未來最好的出路可能是阿根廷式、委內瑞拉式民主。最壞的出路就是再翻一次烙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