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事，可是雖然事過半個世紀，但當時發生的種種事件都還歷歷如在目前。
文革開始我才二十幾歲，因為公開發表的文件說，文革要「革」的是「黨內走資派」，所以我以為那不關我的事，因為我既非黨員，更談不上是走資派。沒有料到，文革開始不久事情就弄到我頭上來了。
先是我們家被抄，弄得一塌糊塗，滿地都是東西，鋼琴也被運走。不過我們那條胡同裡，家家都被抄，所以也就算了。
在這之後一年左右，我在家生病，朋友來看我，隨便聊天，結果真所謂「禍從口出」：我們隨便聊天時我說了幾句開玩笑的話，結果不知怎麼傳到了我的同事那裡，他們說我是反革命，我就成了罪犯。
罪狀
我犯了什麼罪呢？
我的「罪狀」有兩條。第一條是：有一張宣傳畫兒，上面是毛澤東像，下面是一條語錄：「忙時吃干，閑時吃稀」。
我就開玩笑說：毛澤東這張像顯得很胖，他是吃干的還是吃稀的呢？
第二條是：江青當時算是文化先鋒，她曾說什麼，《蝴蝶夫人》這齣戲下流的很。我就不服氣，我說，《蝴蝶夫人》這齣戲一點都不下流，完全是站在那被欺壓的巧巧桑，美國上校平克頓顯然是個反面角色。她（指江青）自己演的電影，像什麼《王老五搶親》才算的上是低級趣味呢。
現在看來這兩條罪狀都很可笑。我覺得，那頭一條，如果我真的當面向毛澤東開玩笑，他也不會生氣，更不會說我是反革命，因為我這個「小孩子」根本不可能對他的權力有一絲一毫的影響，甚至他可能會利用我的態度來加強他的「平易近人」的形象呢。
第二條罪狀，我現在覺得很幸運，他們沒有向江青匯報，如果她要是知道了，那我真可能是死路一條了。
反思
我到了英國之後，北京對外廣播部有個代表團來英國廣播公司BBC訪問。當時是左漠野（中央廣播事業局編委兼國際廣播部主任）帶隊，黎曉東做翻譯。她見到我還說，「當時你說江青的話看來是對的！」
半個世紀以前的事我還都記得。我一直都在想，文化大革命要革的是「黨內走資派」怎麼會搞到我們這些完全無關緊要的小人物頭上來呢？事後一想，的確是有個合乎邏輯的答案的。
很多人都說，文革的目的是毛澤東要把失去的權力，從劉少奇他們那裡奪回來。如果這個假定肯定的話，那麼一切就都容易解答了。毛澤東要把中國弄成他腦子裡的「理想國」，但他的權力已被移走，只剩一個空名，所以他要把權力奪回來。他唯一可利用的是他的「名」，也就是對他的「個人崇拜」，也就是群眾。
這在中外歷史上政治鬥爭中是常用的辦法。莎士比亞的歷史劇中就有生動的描寫。毛澤東是熟讀古書的人，而且有膽量和魄力，能巧妙的利用這個辦法，不惜一切！他要奪劉少奇手裡的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劉少奇掌管全國各地各層的黨組織，根子很深。要弄倒一棵樹，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挖根」。從一九五七年「反右」後，各層權力集中在共產黨手中，黨支書的權力大得很，又批評不得，因為你批評黨支書就是反黨，所以儘管有些黨支書是比較正直的人，但也免不了有些錯誤的看法，會虧待或得罪一些人。
這一點毛澤東看得很清楚。他就先發動所謂「大民主」，利用人們的「記恨」把權力同掌權的人分開。廣播電臺也一樣，大字報一貼，支書成了眾矢之的，權力自然就脫離掌權人了。
權力鬥爭的另一方也不會就在那裡不動，坐以待斃。
他們想辦法使毛不能順利地利用群眾，於是就想辦法轉移群眾的目標。轉到哪裡去呢？只有去打那些所謂「死老虎」了，地主，資本家，歷史反革命等等，一些知識份子也包括在內。
什麼抄家啦，抓什麼「特務」、「反革命」等等都不是毛澤東要整的對象。一旦開始打「死老虎」，給人造成假象，似乎社會大亂。毛澤東的政敵的子女先搞出一個「紅衛兵」來幫助老子轉移群眾目標，打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
毛澤東則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利用紅衛兵來「炮打司令部」。人人當時都覺得，社會大亂，其實社會並沒大亂，電燈，自來水，公共交通等等都沒有受影響。
毛澤東看穿了對方的對策，完全不予理睬。雖然一些無辜的「死老虎」被整死，很多人遭殃，看不穿的人自殺等等毛澤東都不在乎，照樣按他的計畫進行，最後他成功地把權利奪回，把政敵打垮。然後他再把各級的權力歸還掌權人，大部分幹部都恢復原職。但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林彪事件使毛澤東的自信心受到打擊，這已是後話了。
中國現在和毛的時代不同了，年輕人根本不可能想像文革時的情景。我知道，我們這些無關痛痒的小民遭殃與否無人問津，能活著出來，真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我想，毛澤東在權利鬥爭中無意中種下的「造反有理」的種子也許會有出乎意料的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