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際遇，頗為令人感嘆。（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孔子的道德學問，為當時人所推重；他經世致用的抱負，卻未曾得以放手施展。在經歷了種種挫折之後，孔子似乎也有過對政治生涯的心灰意冷。但是，他對於禮樂文化的堅守與傳承，卻未曾有過猶豫彷徨。即便當時無法興起禮樂以濟世安民，他仍把希望寄託在將來。
不得志卻積極樂觀，推廣禮樂
孔子一生不得志，至老年仍到處奔走宣揚禮樂之治。五十一歲才開始在魯國做官，可惜好景不長，並未得到重用，從五十四歲到六十八歲，復又在外漂泊十四載。後又回到魯國，「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史記•孔子世家》）這其中問題的癥結，就在於孔子對禮樂之治的堅持與當時的政治需求不相符合。春秋末期，周王室權力式微，各國君主聚焦於擴充國家軍力以自保或是圖霸，根本無暇顧及禮樂。
在屢屢碰壁的情勢下，孔子自己嘆道「莫我知也夫」（《論語•憲問》。其實孔子得名甚早，如果願意改變行事作風，趨附政治家的需求，或許就不必在周遊列國的悽惶中被人取笑為「喪家之狗」。但他卻不僅未曾放棄過對禮樂文化的堅守，而且是以一種積極樂觀的態度周遊列國宣揚禮樂。就像他對自己的評價：「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述而》）這句話是孔子回答葉公問子路的話，孔子至葉，已經六十三歲。一位飽經風雨坎坷的老人，卻沒有消極悲觀，仍然積極有為，不知老之將至。這種苦中作樂的精神，令人折服。
追求理想，亦嚮往隱逸生活
在這種樂觀情緒的感染下，他以一種堅忍的精神堅持著自己對理想的追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裡仁》），是他堅忍品格的最好宣言。因為他堅信「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罕》），所以即使在厄於陳、蔡，斷絕糧食，從者病，莫能興，士氣大衰的情境下，他依然能夠講頌弦歌不衰，能夠用「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衛靈公》）的話來鼓勵大家。
在六十八歲返魯之前，孔子一直積極求仕，希望能夠有賢明的國君賞識自己的政治訴求，推廣禮樂文化。然而總是事與願違，以至於有兩次孔子想接受叛臣公山弗擾和佛肸的邀請。後因子路的反對沒有成行，但卻留下了「吾其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陽貨》）的慨嘆。這一點多為後世反對孔子的人所詬病，其實這正反映了孔子內心的矛盾：很想有一番作為的期許和道德理性的衝突。然而在積極求仕的另一面，卻是他對山林隱逸生活的嚮往和對隱士的尊重。
在《論語》中很著名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先進》）篇中，子路、冉有、公西華都說了自己願為政的志向，夫子只是各做點評，到曾點說出自己的志向僅僅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時候，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這句慨嘆，很形象地點出夫子其實很嚮往那種無憂無慮的自然生活。
孔子的堅持，造就儒家的輝煌
孔子也很欣賞那種「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長》）的深藏自保的智慧。但是在楚國聽到隱者桀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微子》）的疑問後，夫子卻以「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微子》）來做回答。
明明知道前路艱難，明明尊重、嚮往隱士的生活，卻依然堅定走自己已然選擇的變革道路。堅持，在這種選擇和犧牲的映襯下，更帶著一抹悲壯的色彩。
我們評價歷史人物，很容易忽略人物所處的歷史時代環境。其實春秋時期不應是「禮崩樂壞」的時代，而是「禮樂」變易的時代，雖然具體的禮制有變，但原始的吉、凶、軍、賓、嘉諸禮，以及普通人之間的生活社交的禮儀，仍在進行。
春秋時代的禮樂文化
錢穆先生也在《論春秋時代人之道德精神》一文中指出「春秋時代，中國社會上之道德觀念與夫道德精神，已極普遍存在，並極洋溢活躍，有其生命充沛之顯現。孔子正誕生於此種極富道德精神之社會中」，「這種道德精神，用中國傳統語說之，則皆是一種禮教也。禮教之在春秋時，其影響人心者，可謂甚深甚厚。」（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卷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對此，劉澤華先生也有論斷：「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只是禮發展中的一個階段，並不是禮本身的廢棄。因為禮賴以存在的社會土壤依然存在……儒家在禮衰之時，看到了它必將復榮，為禮的再興進行了頑強的奮鬥。儒家之外，除少數思想家主張廢除禮，多數思想家都給禮留下了大小不同的席位。」（劉澤華：《先秦禮論與君主專制主義》，轉引自《洗耳齋文稿》，中華書局2003年版）可見「德不孤，必有鄰」（《裡仁》），在當時並非只有孔子一人堅守禮樂，雖然禮樂文化在國家政治層面上因為社會戰亂，國君熱衷於擴充軍備力量而受到冷遇，但是禮教卻在社會層面上廣泛影響著人心。其中，以孔子為首的儒家學者對禮樂文化的改進與推廣，功不可沒。
提倡禮樂，實具內在意義
孔子在充分吸收了西周禮樂文化的基礎上，對日漸僵化的禮儀制度做了一番創造性的轉化，適時提出「仁」的概念，希望人們可以從內心的真實情感出發，虔敬地踐履禮的每一個儀節。在禮彰顯皇權、劃分等級的功能外，他將禮帶出貴族範圍，強調任何一個普通人，只要願意學習禮樂，堅持德性的修養，皆有成為君子的可能。這種升華的禮的精神內涵和普遍意義，給了禮永恆的精神生命，使其不會僅僅只是一種制度，隨著時代的更迭被遺忘在歷史的角落裡，而必然會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熠熠生輝，不可替代。
對孔子來講，遵守、提倡禮樂文化，不僅僅是為了保存這些細碎的禮儀細節，更在於其背後重要的意義——為了上下有序、社會安寧。「禮」的學說體系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由禮治而達社會大同，是孔子的理想。雖然他的學說仍舊根植於舊的社會基礎之上，只是面對社會現實的改變而做了相應的調整，但我們不能打破社會環境的侷限來苛求古人。孔子的偉大，就在於他改良的最終目的，並不是為了維護一家一姓的利益，而是懷著社會大同的關懷。因此，「具有合理性的思想，即便是在某一歷史階段因為‘不合時宜’而遭受冷落甚至是貶抑，但時局一旦發生變革，仍可以‘度盡劫波’而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孫家洲，《「三不欺」：古代從政風格臆解》，《理論學刊》2005年第7期）
禮樂文化因為失去了宗法制度的社會土壤，在春秋戰國時期因為「不合時宜」而備受政治家們的冷落，在秦代又經歷「焚書坑儒」的嚴厲打壓，但終究「度盡劫波」，在漢以後的政治、社會生活中產生持續影響力，禮樂文化逐漸成為中華文化圈的標籤，生活於其中的人「不學禮，無以立」（《季氏》）。
孔子對待禮樂文化的態度告訴我們，每個時代都會有變革在發生，可是每個時代都無法拋棄前代文化的積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