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路》封面（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5月09日訊】在中國的每一個工地上，命如螻蟻的農民工比比皆是，在繁重的體力勞動和危險面前，他們毫無尊嚴，只能憑力氣與血汗，從最低層的包工頭手裡，換回可憐的一點工錢。如果再遇上拖欠，只能 「跳樓」「跳河」，以命相逼。
準確地說，《大路》一書其實是獨立導演張讚波潛伏漵化高速公路工地三年之久而創作的記錄片《大路朝天》的衍生品。《大路朝天》目前只能在小范圍的放映活動上看到，但網上貼出來的片花，其生猛和凌厲已讓人不忍直視。而比記錄片多出許多容量的圖書版，又會給讀者帶來怎樣的體驗？
記錄片《大路朝天》海報（網路圖片）
2010年3月，張讚波手持一臺老式攝像機，單槍匹馬地來到湖南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村莊——中夥鋪，開始了他混工地的日子。他所在的工程部，負責湖南漵浦至懷化高速公路第14標段。
在中國，高速公路的建設可以「飛躍」來形容。1998年，總里程數世界第六，2004年，已躍居世界第二。目前也早已超越美國，位居第一。具體到地方，僅2010年，湖南省就開工建設14條高速公路，張讚波所在的標段只是不甚起眼的一段，但它就像一張病歷卡，映射出高速前進下的中國工地之荒謬與怪誕。其中情形，用「亂象叢生」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
老何，重慶巫縣人，《大路》開頭著重記錄的一個農民工。他率領自己的挖樁隊，千里迢迢從福建來到湖南，承包下了14 標的挖樁工程。他上面老闆姓陳，更上面的老闆是老龍和老肖。在中國，這種層層轉包的做法雖為法律明文禁止，卻禁而不絕，幾乎成了整個工程界公開的秘密。
老何在武夷山遇到了雨季，加上施工方又出了事故，不得已才轉進湖南。但沒想到，他在這裡遇到了更大的麻煩。工地石多難挖，且遍佈溶洞，沒有任何安全性可言，老何的兒子就險些命喪井下。已挖成的樁井也在不斷垮塌，包工頭趁機剋扣工錢。半夜睡覺時財產被盜，手下同鄉老劉反水，老薑被落石砸傷……一系列突如其來的變故，讓聰明過人、行走江湖多年的老何最後也不得不低頭認輸，虧掉幾千塊錢後黯然離去。
得不到賠償金的受傷民工坐在卡車車輪底下，試圖給項目部施壓（《大路朝天》截圖）
「其實，這樣的地質根本就不應該用人挖樁，早就應該用機器。但他們覺得工人更好剝削，能騙一個就騙一個。」老何的「失敗感言」充滿著氣憤與無奈。
相信在中國的每一個工地上，類似老何這樣的農民工比比皆是。在繁重的體力勞動和危險面前，他們命如螻蟻，毫無尊嚴，僅憑力氣與血汗，從最低層的包工頭手裡，換回可憐的一點工錢。如果再遇上拖欠，便只好 「跳樓」「跳河」，以命相逼。
同時，伴隨高速公路一路瘋狂延伸的，還有拆遷與破壞之痛。歐婆婆建在山腰的房子因在施工紅線之內，屬拆遷對象。施工隊放炮崩山，巨石落如雨下，歐婆婆堅守祖宅，寧死也不願撤離。
縣、鄉、村三級領導會同警方「聯合執法」，要強拆歐家發的魚塘，歐家發卻在最後一刻妥協；施工隊挖斷了喇坪村的水源，村民群起上訪，發起了一場水源保衛戰……
因為要給新建的高速路讓路，村民們不得不搬家（《大路朝天》截圖）
在「不發展是錯，慢發展是過，抵制發展是錯上加過」的口號下，田野、果園、魚塘、水井、房屋、墳墓，一切都要為高速讓路，為高速服務，為高速犧牲。張讚波敏銳地觀察到了中國各級政府對速度的迷戀，以及由此所導致的社會問題，因而給《大路》的臺灣版起了一個對比意味強烈的副標題——「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
《大路》一書，洋洋30萬字，作者以實地「目擊者」的身份，事無鉅細地記錄了一條高速公路的誕生。要完全消化其中的內容，相當不易。如上面提到的農民工與包工頭的矛盾、施工方與沿路村民的矛盾，充其量只是修建高速公路所引發的連鎖反應中的一環。
力量不對等的雙方，難以形成均勢，弱勢一方總是幾個回合下來就會妥協。唯有高速公路工程部與當地政府部門這般強龍與地頭蛇的角力，才是《大路》一書最扣人心弦的看點。
14標工程部主管協調的孟總曾對本書作者大倒苦水：「高速公路就像一塊唐僧肉，誰都想吃上一口，所有的權力部門，交警、運管、路政、稅務等，都想來分肉吃。」
挖樁民工正在升井。為了給新橋樑打地基，他們需要下到地底十幾米至幾十米。（《大路朝天》截圖）
此言並不誇張。以審批施工所需要的炸藥為例，工程部首先要給當地具有審批權的派出所送禮打點，以便能夠順利審批，其次還須繳納配送費、裝車費、押運費、管理費。當地公安局硬性規定，炸藥的運輸由他們指定的公司承擔。
這還不算完。最誇張的是，當地派出所還負責修建工程部的炸藥庫、佈置警報系統和避雷針系統。14標主管炸藥的袁科長怨聲載道：「他們弄的都不會是什麼好東西……」「自己建怎麼行？我們必須要靠他們才能申請下所有的特許證件，還有通過安全評估……承包給他們，無非就是讓他們賺點錢唄。」
一般情況下，工程部與當地部門的關係就是靠著這樣的運作方式勉強維持，呈現出「雙贏」的局面。但在涉及較大宗的利益分配時，如此的「小恩小惠」便難以奏效。
《大路》中記載，因為漵懷高速的開通，當地省道將會失寵，隨之帶來的是收入的銳減，這引發了辰溪縣公路局的不滿。公路局執法大隊屢次刁難工程部，工程部便召集民工，包圍了執法大隊。公路局叫來打手，雙方發生了暴力衝突。
在這起後來被命名為「10·9事件」的流血衝突中，農民工有8人受傷。見慣了大場面的工程部協調經理孟總感慨說：「媽的，修高速公路就像打仗似的，動不動就搞死人。」另一位劉總則對勝負仍耿耿於懷：「以前我們雖然在工地上也經常打架，但輸得這麼慘還是第一次。」
一條高速公路的誕生，充滿著各種各樣的暴力與錢權的博弈。一旦局面失控，無法收拾，便有他們共同的上級部門出面協調，最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正如「10·9事件」的處理結果一樣，農民工在經過千辛萬苦的討要後，得到了一筆賠償費，而那些打人者及幕後的指使者，則沒有得到任何法律上的懲罰。
張讚波戲稱這是「中國式博弈」，但其危害相比工地上的另一種博弈——施工方與質檢方之間的明爭暗鬥，就顯得小巫見大巫。
14標段的黃監理，會時不時地就質量問題發飆，施工方對此心知肚明，一面陪笑、承諾，一面大禮送上。結果自然相安無事。上面派來的博士官員偶爾也會一反常態，非常認真地在橋樑上勘測、檢查，然後大發雷霆，嚴令整改，讓人恍惚以為工程部這次真的要在劫難逃了。但結果還是區區一個紅包、幾瓶酒，那位曾經「震怒」的博士官員就被打發了。
《大路》作者張讚波作為一個圈外人，初見這些情形，不免驚詫。工地上混久了的監理們卻都不以為然，「不管發生什麼，到最後大家只要坐到一塊喝杯酒就OK了。」「有什麼好稀奇的？還有一次規格更高的檢查，是國家交通部的領導前來，為應付這次檢查，項目部就花了四五十萬元……19標差點沒通過，交通部領導對他們大發雷霆，突然，一個神秘電話打來，他畢恭畢敬地聽了一會兒，臉色很快就多雲轉晴。據說那個電話是從北京打來的，他媽的真沒想到小小的19標，竟然有這麼牛的關係。」
這已不再是網路上流傳的玄乎段子，而是中國工地上每時每刻都可能發生的真人真事。對此，張讚波總結道：在工地上，每一次嚴峻的質量問題最後總會演變為一次荒誕的公關行為。
由此帶來的後果，顯而易見。據統計，截至2012年的最近五年，我國共垮橋37座。還有專家警告：中國將進入垮樓垮橋的高發期。
是否危言聳聽？可以聽聽在14標楊柳灣大橋上施工的小馬的擔憂：「每次通車後，我走在自己修的橋上時，心還是嘭嘭嘭地跳……因為修橋的不止我們一個施工隊……我們只負責其中一道工序，鋼筋啊、水泥啊、樁基啊、立柱啊，都不是我們做的，我不能保證它們有沒有問題。只要其中一個環節出了問題，橋就有可能垮掉。」
《大路》出版後，曾有部分讀者指責張讚波只看到了陰暗面，而忽略了高速公路給居民出行所帶來的便利及對經濟的促進。這種思路其實不難理解，發展高速的好處，人人可見，也正是那些迷戀速度與政績的官員所大力宣揚的。但一個無可辯駁的邏輯是：在過於追求速度，管理混亂，質量難以保障的情況下，發展越快，未來產生的危害也越大，付出的代價也越大。
借用圈內人士——14標項目部實驗室主任周凱的觀點：再過幾年，湖南乃至整個中國就會迎來高速公路的「大修年」。發達國家高速公路的設計壽命一般是100年，而中國目前並沒有嚴格的檢測標準，材質的使用較隨意，所以，一般20年就得大修一次。
從路橋公司中標時的貓膩，到層層轉包中的利益分攤，從高速公路工程部與農民工、當地村民、當地政府部門、上級質檢部門等錯綜複雜的矛盾與博弈中，《大路》用一截小小的14標，讓遠離工地的普通讀者，一窺「貴圈」之混亂。
這也讓我想起了最近讀過的一本書《美國十講》，該書作者資中筠在其中不止一次地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要看美國的民主，不要看他們的總統競選，而應該看他們的基層民主。假如可以此類推的話，欲瞭解當今中國，也不妨深入到基層去。
隨便選擇一個行業，隨便蹲在一個最基層的單位或地點，比如《大路》中的工地，只要耐心蹲上幾年，哪怕你是一個如彼得·海斯勒一樣的外國人，也必定會大有收穫，必定對中國的社會問題有了一番自己的認識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