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中產們，你們以為只有農民工命如螻蟻嗎？
【看中國2016年04月28日訊】去年下半年，我辭掉北京的一份工作，來到武漢光谷，開始接觸這邊的一大群90後創業者，他們頭腦聰明，學歷閃亮，被政府吹捧和保護，年紀輕輕就談論著幾百萬幾千萬的大生意，讓人覺得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真是趕上了好時候，竟然如此輕易就跨越了階層和歷史，走進了美好新時代。
我昨天晚上還在修改這樣一篇稿子，但我現在沒有任何辦法對那篇稿子的結構、細節和主題進行思考了。
事情從一個電話開始說起。
一件發生在中國最繁華、最現代、法治文明最發達城市之一的，上海。
早上我還在床上賴床的時候，接到了一個陌生的上海電話，接通後發現是一個遠房表叔打來的，這個表叔在上海當包工頭，以前從來沒聯繫過。上一次有從沒聯繫過的親戚找上門來，還是想給我介紹相親對象，被我厭煩地堵回去了。
但表叔寒暄完，打頭第一句居然是「聽說你是記者。有這麼個事……」我心裏咯噔一下，知道這是不好的兆頭，比相親不好太多了。
結果表叔說的事情是這樣的：老家有個叫廖大碧的表姑，在上海松江一家叫虹橋快餐店的餐館打工，在宿舍裡死了。死因不明。更荒唐的是，因為無法證明身份，出事已經四天了，家人還無法領回遺體……荒誕死亡版的「證明我媽是我媽」。
我本來昏昏沉沉、殘夢未醒，聽到這裡卻一下子激靈醒過來。老實說，我的第一反應是，完了，我沒有辦法解釋我早就不是記者，而是一個地位尷尬的自媒體人了（這種情況下解釋起來無論如何都像是一種冷漠的推脫）。
然後我瞟了瞟手機上的時間，發現糟糕，還晚5分鐘起床就是我的遲到極限了。我只好立刻彈起來，洗臉刷牙奔向公司，一邊應和一邊含糊其辭地說，等我到單位上再說。
但實際上，一整個上午我都被一堆亂七八糟的事情纏住，比如項目上要確認的事情，合作方的事，稿子的事情……
直到中午，我才有時間認真地把表叔發給我資料理了一遍：廖大碧是老家村裡的一個遠房表姑，在上海打工很多年了，今年8月進入上海松江一家叫虹橋快餐店的小工廠打工，做的是洗碗工。
根據後來的監控錄像，出事是20號晚上6點下班後，當時表姑先回女士宿舍洗漱，然後去男士宿舍呆了一會兒，再於19點38分回到女士宿舍，半個小時後，女士宿舍有人走出門外撥打120。
20點45分，上海松江中心醫院的救護車到達現場，抬走表姑。在這之前的20:38分，虹橋快餐店老闆娘打電話通知了我的一個小表弟，也就是表姑最小的孩子，告訴他表姑喝酒了，從床上摔了下來。
全過程中無論男士宿舍還是女士宿舍，都有多人進進出出。
小表弟和表姑爺趕到醫院時，表姑已經人事不省。醫院開的治療押金要8萬，他們湊不出來，最後聽從了快餐店老闆的建議保守治療，其實表姑爺在上海打工這麼多年，只去過私人診所，大醫院的門都沒踏過。
36小時後，表姑去世。餐館老闆沒有任何積極的治療意向，沒付過一分錢醫藥費。
去世前，小表弟和表姑爺沒能和她說上一句話。
然而，這才麻煩的開始。人都去世了，表姑爺才知道快餐店老闆送人進醫院時，用的是另外一個陌生人「高艷」的姓名，這個人是表姑生前的同事。而之所以沒用表姑的本名「廖大碧」，是因為表姑當初進廠時，身份證丟失，借用了另外一個同鄉的身份證，老闆對這一情況心知肚明，並藉此機會扣掉了表姑的社保。
對於老闆為什麼要用高艷的名字掛號就診，大家只能猜測「以為不會出這麼大的事吧？」
不過這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醫院不能以「廖大碧」的名義開具死亡證明，沒有死亡證明，法院無法受理案件，也請不到律師。而要證明廖大碧的身份，他們得回到老家辦理證明……在這之前，他們無法領回表姑的遺體。
幫忙跑著件事的兩個表叔是村裡最能幹的人，他們和這個表姑並沒有血緣上的親屬關係，只是鄰居而已。
但已經過去四天了，依然沒有人知道該怎麼辦。他們去跑公安局、跑醫院、跑法院、跑律師事務所、跑社區，這裡面的每一個程序都漫長瑣碎，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在這座城市都生活超過10年了，但這些所謂台面上的程序完全超出了他們的城市生活經驗。
他們在這座城市裡當泥瓦工、拆遷工、建築工、服務員、卡車司機……他們維持著這座城市的運轉，但這種時候，他們才發現，他們像是一直生活在這座城市的地底下一樣。
所以他們才找到我，一個剛從所謂名牌大學裡畢業兩年的前記者，以為我能幫上忙。
但所有有過類似經驗的人都知道，我其實同樣無力，我嘗試找我所有的媒體關係，上海的、北京的、二手的、三手的，哪怕只是去採訪一下就好。他們只是希望知道一個大活人到底在宿舍發生了什麼，他們只是希望能以死者的名義堂堂正正領會遺體。
並沒有什麼過分的要求，只是一個案件進入正常程序的要求而已。
但表叔發現這太難了，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永豐派出所所長一直在協調，希望他們先把人以「高艷」的名義領回家，私了算了。餐館老闆則至今沒有支付一分錢醫藥費。
表叔想不通的是，「明明是我們有理，但為什麼一個身份就讓我們變得如此被動呢？」他還想堅持屍檢，把事情搞得明明白白，那又得耗費巨量的時間和精力
他只是不服「在上海生活了這麼多年，一個大活人沒了，這不可笑嗎？」
他也困惑，打新聞熱線的時候，為什麼對方連詳細詢問的興趣都沒有。
其實我知道為什麼，曾經，我還在一家全國聞名的都市報當記者的時候，有一次開選題會，主任對著大家報上來的一系列選題大發雷霆：「以後要不是慘到驚天動地的，就不要報上來了。」大家面面相覷，默默低下了頭，就像鴕鳥埋進沙堆後，那些荒唐的事情就不存在了一樣，我太明白我這些半同行的難處了，當「慘」這件事情的發生頻率太高，其實是等於沒有發生的。
正是因為瞭解，所以知道沒用。這個國家，每天都有無數個人在卑微地活著、不明不白地死去，一個農民工算什麼呢，記憶裡有多個老鄉曾在這些遙遠的大城市裡死於非命，高樓覆蓋之下他們從來沒有任何人留下過任何名字。
也有人建議發微博，是啊，那看起來是一條捷徑，但這個國家的公眾對苦難的獵奇胃口早就被無限撐大了。這樣一條人命，死得又不夠慘絕人寰，誰願意看呢？
那個表姑是我媽兒時最要好的玩伴，也曾經是村裡最老實厚道的姑娘之一，嫁了一個同樣老實巴交的丈夫，安安分分打工，從來沒想過發財，求個生存而已。我媽想不通人的命運怎麼還是這麼輕賤。
其實我媽從來不願意我參與這種事情，她希望我遠離這個階層，她希望我過上另一種人生，體面的、從容的、有尊嚴的那種生活，她一直以我為驕傲。
所以出事後到了第四天，實在沒有辦法了，她才把我的電話給了表叔，但我只能說：「抱歉，媽媽我真的幫不上什麼忙？」她聽了後嘆了口氣，說：「我知道，這樣的事對一個家庭來說是滅頂之災，但對這個社會來說，連踩死一隻螞蟻都不算吧。」
是啊，這才是真正讓我心寒的地方，讓我如此無力的這件事，它只是這個社會上一個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事件了，從一開始就很正常，沒有社保的混亂的雇佣關係很正常，工廠裡條件惡劣的宿舍很正常，不需要核驗身份的醫院掛號就診很正常，「證明我媽是我媽」的程序漫長複雜很正常，警察、法院、律所、記者，所有人都不願意惹麻煩很正常……
一個底層的弱勢群體死亡事件而已，連情節都算不上曲折，沒有什麼特殊的，他們又不會發微信微博，他們又不會做直播。
再說了，我又能做什麼呢，他們是我的親人，是我的故鄉所在，但我除了無用的焦灼和無力以外，我真的能夠放下手裡的工作去調查去陪他們共渡難關嗎？
捫心自問，我不能，我也不過是一個25歲的普通大學畢業生而已，我在這個社會上和他們一樣卑微，在我早上聽到「死了」這兩個字以後，我一樣在為自己五分鐘的遲到焦慮，我不過是另一顆螺絲釘而已。
其實在這之前，已經有好長一段時間了，和那些總是在「顛覆行業、顛覆過去和現在」的年輕人們交談，我總是會有種錯覺，覺得我們這一代人也許會是不一樣，我們不在乎車子房子，沒有經歷過沈重的生活負擔，也許我們真的能改變世界。
其實我們只是差一根針來戳破肥皂泡而已，就像天津爆炸戳破了那麼多人的中產假象：誰和誰不是一樣的命如螻蟻。
我沒辦法做到任何事情，沒辦法提供任何有效的幫助，沒辦法再假裝自己可以逃脫開去。
但願你們永遠不要遇到這樣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