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3月18日訊】我們是最好的一代，我們是最壞的一代。
我們並非生於亂世的年輕人，那時香港的主權尚未移交中國，年紀尚幼的我們沒有如上一代般，為香港未知的前途而感到惴惴不安。那個遙遠而快樂的童年，曾經塑造了我們對香港的想像：孩子放學後三五成群、連跑帶跳地到公園玩耍，功課、測驗和考試從來不是我們肩上的重擔；屋村的商場是我們喜歡流連的地方，我們可以跟家人一起到士多、雜貨店和街市買日常用品，然後到文具店「夾公仔」和「扭蛋」；每逢節日，我們還可以到太空館、科學館、海洋公園遊玩，不用因為擔心遊人如鯽而打消念頭。
然而，隨著成長，我們目睹香港社會急遽淪落，以上的美好已然成為了人們懷念的「老香港」。在日漸黑暗的政治環境下，種種磨難將香港推向死亡：名存實亡的一國兩制、失效的議會、失能的執法機關、失信的傳媒、接二連三的大白象工程⋯⋯我們已經步進了香港最壞的時代，荒謬成常態，因此我們是徘徊於絕望與希望之間的一代。
我們沒有選擇香港，我們選擇了香港。
在香港出生，從不是我們的選擇；生於英屬香港，卻成長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生活於今天彷彿被中國全面管治的香港。有人或言，若我們不喜歡這個身份，大抵可以選擇離開。我們沒有必然的責任至死不渝忠於一地，但我們有無盡的感情竭力守護我們成長的地方，保衛與我們分享共同語言、共同回憶的香港人。這是「生於斯、長於斯」的真諦。
即使有人只視香港為暫居之地；即使有人不問世事，願在僅存的自由下苟且過活；即使有人不曾願意為家園反抗極權，面對香港各方面的淪陷——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這一代人仍敢於吶喊，我們叛逆，我們不甘向掌權、向利益屈服。
我們是被塑造的一代，亦是競爭的一代。
從小開始，我們的人生路已被上一代設定。每個人都走一樣的路：上興趣班、讀書、考試、上大學、找安穩的工作。「我們」出身在富裕、中層、貧困的家庭，站在不同的起跑線，奔向同一終點，自出生便不斷爭逐教育資源。我們要勝出，便要跑得比別人快、比別人好看、甚至把其他人擠出跑道外。上一代認為，成績不好就是失敗，不能上大學就沒有前途，因此我們都要不斷讀書，為著一份要我們不斷工作的高薪厚職。我們千方百計要進他們認為一流的學校，因為教育是分配社會權力和財富的工具。
因此，只要他們經濟能負擔，我們便報讀各式各樣的興趣班，學習各種的語言、樂器、體藝，以期進入「一流」的學校；我們帶著疲憊的腦袋和身軀，放學後仍要去補習，成為考試的利器，成為驅逐其他競爭者的利器。我們都參與了這場競爭，勝者認為競爭是公平的，因為是勝者超群敗者庸懶；敗者認為競爭是公平的，因為他們都曾拚命戰鬥。然後我們投身社會，刀光霍霍，生存便要競爭，便要踏在別人的失敗上。
但我們不甘存在於刀光劍影、千篇一律的社會，不甘因循上一代型塑的價值觀。即使艱難，我們有突破界限的勇氣。我們的香港有無限可能，藝術家、運動員也可以是一份好職業。每一個人都有應繪畫夢想的機會，實踐夢想的可能，選擇自己的生活之路。電影《哪一天我們會飛》中有這樣一句：「夢想就是當你快要停止呼吸的那一刻，仍然覺得一定要做的事」。我們的夢想是要改變香港。
我們善於計算，卻太會計算。
小至乘坐交通工具，大至選擇人生伴侶，我們都善於把一切可以和不可量化的事化成數字，以自以為的理性審視著得失成敗。要麼是你踏在別人的屍骸上，要麼你就會給別人踩住，從此永不超生。在狹小的生存空間之下，恐懼成為屍山的夢魘，製造了自我保護的念頭。這個想法，卻成了一個更巨大的夢魘。
我們抗拒不確定性，其中包括抗爭。它使我們的計算機失靈，單色調的屏幕不能運算複雜的地緣政治難題，所以當我們見到別人走上街頭，我們選擇作壁上觀。我們不是怕沒有成果，要是只是沒有成果還好，若果連那丁點自欺欺人的希望也給磨蝕掉，誰來補償我們弱小心靈的創傷。即使我願意拋掉計算機，走上對抗強權的道路，亦難保路上只有我孤身一人。如此空虛，如此寂寥，誰來填補？我們被馴養成為理性動物，卻是否非如此不可？計算機所揭示的，是企圖把世界收在一部機器的虛妄自大。人類的進化，社會的進步，本來就不靠計算出來的成功，而是靠那自知世事計算不來的無知。
從小，我們知道只要乖順服從，總會比倔強倨傲更能嵌合於旋流之中。我們合群，因我們深知隨之而換來的是社會賦予的驕傲。我們的自身的肯定、認同，以致定位，很難脫離社會的既定准則。當他們說：「你們是菁英」，我們就是菁英，當他們說：「你們是廢青」，我們就是廢青。社會衡量個人價值的標準，粗暴地奪去我們定位自身的權利。「我」，也再不為「我」所闡述。
上一代告訴我們，任由社會倫理指揮情感，在適當的時候表現出大家都喜歡的反應，就能獲得生活中的安全感。但當我們的行為，不是基於真實的感覺，而是被默認的感覺，不能坦誠面對自己的情感，抑壓內心最原始的感覺，我們仍是真實地存在著嗎？
世界上只有兩類事情：自己的事，以及與自己無關的事。前者我們需要妥善處理，對待後者則從不抱持立場或喜惡，一概沒有想法。一方面唾棄自己空白貧乏的地方，一方面慶幸自己是被社會承認的一群。每天反覆地在自我厭惡和心高氣傲的矛盾中掙扎徘徊，惟有當回答自己是香港的年輕人時，才能勉強抓住僅餘的一點定位。除此之外，我們就什麼也不剩了。
卡繆在《異鄉人》後記中寫到「在我們的社會裏，任何不在自己母親葬禮上哭泣的人，都將會被判死罪」。我們不要活在Meursault生存的那個社會。我們要如實地存在。
我們這一代人，活在父母輩口中的福蔭下。沒錯，我們資源比上一代充足，享受在他們帶來的經濟成果。他們打造香港這個與世界大城市齊名的地方，成為「紐倫港」三城之一。華麗都市，燈火璀璨，紙醉金迷，這裡早在不知不覺之間成為了追逐經濟數字的地方。遊戲規則沒有大改變，優勝劣敗，但上一代沒有發現，掌握社會資源的上層，每每成為優勝的一方。上一代沒意識到昔日獅子山下的神話早已破滅，這一代人的社會流動性低，即使努力打拼，也難以分享經濟成果。公義印證在遵守原有的遊戲規則。
「你們為香港做過什麼？你們只懂搗亂！」這種高高在上的說教與訓話慢慢成為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在他們眼中，我們是坐享其成卻不懂感恩的「廢青」，是不諳世事的年輕人，是頹廢、沒出息、不上進的失敗者。在雨傘革命後，上一代與我們的價值觀差異日漸明顯，不論是父母、師長，似乎都沒法再與我們站在同一陣線上。在大學畢業後「打工、挨麵包、等上車」，在地鐵車廂中讓座，遵守上一代訂立的遊戲規則，似乎才能讓我們除去「廢青」這污名。
其實，我們也不願看見社會嚴重撕裂，我們也厭倦與長輩爭論。我們曾經理性地與上一代對話，卻沒有人真正理解我們看見的世界。於是，我們中間有人走出來，爭取上一代未能改變的制度問題，即使面對社會的批評，仍然挺身逆流而上。我們揹負著「廢青即暴徒」的罪名，漠視上一代的謾罵與指責，在干諾道中與彌敦道守候直到黎明，在旺角街頭擲下憤怒與絕望的磚頭，因為我們不願香港逐步淪亡。
這一代人渴望的不僅是物質上的富裕，我們爭取的是被掌控的話語權，以及未曾得到的自由。我們希望，往後的香港人能快樂地生活，延續上一代帶來的福蔭。或許我們沒有獲得上一代的認同，但在這風雨飄搖之時，只能繼續任性追逐遠處那片光。如果這樣就是廢青，我們甘願當個不折不扣的死廢青。因為我們嚮往的，是自由。
社會粉飾太平，社會在高官貴冑手中腐朽，社會要我們噤聲。社會豢養我們，要我們完全順服，問這不可答那。
我們開始拒絕，因為有些改變無法扭轉，我們的香港早已面目全非，她已無法抵受更多的蹂躪與折磨。我們囿於懷疑與恐懼，但我們看到自身的弱點與限制，嘗試克服、衝破，我們要談論別人不敢提的事，我們要直斥隻手遮天的不公。雖有更多人仍敗壞於各種安逸，但我們寧願活得苦痛無力，因為我們已張開了眼。
面對荒誕的社會、樂於受虐的所謂同伴，我們更要在絕望中看見希望。黃碧雲在《失城》這樣說：「希望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猶如上帝之於空氣與光，說有，便有了。」我們站在懸崖，我們別無選擇。讓我們說有，就有，我們要看見希望，我們要抓緊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