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宣王召見齊人顏斶（音chu4），說：「顏斶，上前來！」顏斶也說：「大王，上前來！」宣王很不高興。左右近臣說：「大王是人君，你是人臣；大王說，‘顏斶，上前來！‘你也說，‘大王，上前來！’可以嗎？」顏斶回答說：「我上前是趨炎附勢，大王上前是禮賢下士；與其讓我趨炎附勢，不如讓大王禮賢天下士。」
顏斶直言，觸怒宣王
宣王怒容滿面，說：「是王尊貴，還是士尊貴？」顏斶回答說：「士尊貴，王並不尊貴。」宣王說：「可有什麼道理嗎？」顏斶說：「有，從前秦國進攻齊國，秦王下令說：‘有人敢在柳下季墓地五十步內砍柴的，判以死罪，不予赦免。’又下令說：‘有人能砍下齊王的頭的，封邑萬戶，賜金二萬兩。’由此看來，活王的頭，還不如死士的墓。」宣王聽了，一聲不吭，很不高興。
左右近臣都說：「顏斶過來！過來！大王擁有萬乘大國的土地。立有千石重的大鐘，萬石重的鐘架；天下知仁行義的士人都來到齊國，為齊王服務；有口才有智謀的人莫不來到齊國，發揮他們的才能；四方諸侯莫敢不服；齊王所要的東西無不齊備；全國百姓無不擁護。可現在，一般所謂高尚之士，不過稱作匹夫、‘徒步’等鄙賤之人而已，他們身處農村；等而下之者，也不過是些邊遠地方里巷的看門人而已。士人這樣下賤呀，也真是夠嗆了。」
士的重要性，顏斶以理論之
顏斶回答說：「不對。我聽說，古之大禹時代，諸侯有萬國。為什麼會這樣呢？是由於他們掌握了一套重教化、治國、愛民的辦法，並且重視士人，善於發揮他們的才能。所以舜帝出身於農民，發跡於窮鄉僻壤，終成為天子。到了商湯時代，諸侯也有三千。
可是到了現在，稱孤道寡的只不過二十四家。由此看來，這難道不是由於‘得士’和‘失士’的政策造成的嗎？如果諸侯漸漸地被殺戮、被消滅，到那時，就是想要做個里巷的看門人，又怎麼可能呢？
所以，《易經》上不是這樣說嗎：‘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如果不重視士人，善於運用他們的才能，做些踏踏實實的工作，只是一味地喜歡弄虛作假，標榜虛名，他們必然走入驕傲奢侈的岐途；驕傲奢侈，災禍必然隨之而來。所以沒有實際效用，卻只喜歡空名的，國土將日益削減，國力將日益衰弱；沒有好的德行，卻希望幸福的，必然處境困窘；沒有建立功勛，卻只圖享受俸祿的，必然蒙受侮辱。這一切必然招致嚴重的禍害。所以說‘好大喜功者，必定不能建立功業；空言而無行者，終究不能實現他的願望。’這都是愛虛名、好浮誇，無治國愛民實效者的必然下場。所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至今，如果不得到士人輔助而能建功立業的，從未有過。
所以國君不應該以經常向人請教為恥辱，不應該以向別人學習而感到漸愧。因此，言行符合社會的規律，德才兼備，而能傳揚功名於後世的，像堯、舜、禹、湯、周文王他們就是這樣。所以說：‘真正得道、體道，掌握了規律的人，就可以主宰一切。’那些在上能窺見事物的本源，在下能通曉事物的流變，瞭解事物很透徹的最聖明的人，怎麼會遭到削弱、困窘、受辱等災禍呢？
《老子》說：‘貴必以賤為根本，高必以下為基礎。所以，侯王自稱孤、寡、不谷，這不正是貴為賤的根本嗎？難道不是嗎？’所謂孤、寡，就是人們處於困窘、卑賤的地位。可是侯、王自己稱孤道寡，難道不是侯、王謙居人下、重視士人的證明嗎？堯傳位於舜，舜傳位於禹，周成王任用周公旦，世世代代都讚揚他們為英明的君主。這正是因為他們深知士人的可貴。」
宣王欲用士，顏斶示理後歸鄉
宣王說：「唉！君子怎麼能隨便加以侮辱呢？我實在是自討沒趣啊。至今我才瞭解到君子的話，現在我明白了不懂得尊重士人乃是小人的行為。希望您就收下我這個學生吧。而且希望先生能與我交往，我將以上等宴席招待您，外出備有高級車馬供您使用，妻子兒女穿著的服裝也華貴。」
顏斶辭謝而去，說：「璞玉生在深山中，經過玉匠加工，破璞而取玉，其價值並非不寶貴，然而本來的面貌已不復存在了。士人生於偏僻鄉野之地，經過推舉選拔而被任用，享有祿位，他並非不尊貴、不顯赫，可是他的精神，本質已被傷害。
我希望回到我的鄉里，晚點吃飯權當吃肉，悠閑散步權當乘車，不犯王法權當富貴，清靜純正，自得其樂。如今發號施令的，是大王您；而竭盡忠心直言進諫的是顏斶我。我的主要意見已經說了，希望您允許我回去，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的家鄉。」於是，他拜了兩次後離去。
顏斶可以說是知足的了，他舍棄功、名、利、祿，辭王而歸，回到本鄉，恢復他本來是老百姓的面目，這樣就可以終身不受侮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