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是第三國際(共產國際)的創始人。（網路圖片）
中共建黨到大革命失敗這段初生期，幾乎全部費用都來自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中共對此迄今嚴格保密。本文根據蘇共解密檔案和學者的研究成果，揭開令人吃驚的一角。
任何軍政活動都需要龐大財力支撐。沒有錢，職業革命者無法生存，大革命的場面無從形成，這是常識。中共初興之時全仰蘇聯財援，但中共對「用盧布」一向諱莫如深。
一九六○年代以前，蘇聯要避「輸出革命」、中共要避「赤俄雇佣」；此後中蘇鬧翻，中共又得避諱「依靠盧布餵大」——既顯缺乏獨立自主，又涉嫌「忘恩負義」。一九九○年代蘇聯檔案解密，不斷飄出塵封資料。但大陸學人餘悸猶在，很少敢沾碰這一專題。近年有人開始整理這方面史料，論文發表於較冷僻的學術刊物。絕大多數學者(遑論老幹部)對中共依賴盧布起家尚不知情，揭開一角，難免驚叫。
維金斯基帶十萬美元鑽石到上海
一九二○年七月，李大釗在北大成立「共產主義小組」，月捐八十銀圓為小組經費。十二月陳獨秀赴穗就任教育委員長，李漢俊代理中共上海支部書記，他抱怨：「人都走了，經費沒有，沒辦法干了。」李漢俊要包惠僧去廣州請回陳獨秀，或將黨的機構遷穗。包同意赴穗，但沒有路費。由某青年團員資助十五元，包才赴穗。(注1)《共產黨》也因缺經費，只出了六期。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一日，馬林向共產國際匯報一九二一年六月初至十二月十日期間中國共運：「中國共產主義者已在陳獨秀——他主編《新青年》雜誌多年——的領導下形成一個團體。這個團體在七、八個城市有小組……，但自維金斯基(即吳廷康)離華後，經費無著，不得不停止。」(注2)經費問題十分明顯。
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代表陳公博在報告中：「我們感到最遺憾的是缺少錢。《勞動界》停刊了，兩個工人工會也得停辦。因為：第一，經費困難；……我們的機關報是《社會主義者》日報，該報每月需要七百元，(注3)很難繼續下去。」
陳公博是黨的活躍份子。經費問題一直是早期中共的日常性難題。撮選幾則史料：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鄂西特委負責人在上海向中央要經費：「我們最低限度的預算每月三百元(交通費公辦費一百五十元，生活費房租在內一百五十元)，宜昌機關四個、沙市兩個，共七個機關，如少了則萬萬辦不到，而省委只允許二百元……二百元實在辦不到，也是無法啊。」(注4)
一九三四年中共地下黨在上海連遭嚴重破壞，經濟一時陷於絕境，史沫特萊捐出四萬美金，才助中共度過難關。一九三五年河北省委與中央失去聯繫，經費無著，一邊緊縮機關，一邊下鄉鬥地主搞糧食，一邊再搞募捐，日子仍過不下去。省委書記高文華與負責經費的其妻賈璉，只得賣孩子以維持。「我們共有四個孩子，只有最小的是男孩。那年頭，男孩比女孩多賣錢呀，於是就把僅僅四個月的兒子賣了五十元大洋。這錢分給王洋十元，李大章十元，解決吃飯問題。這五十元大洋，整整維持了北方局三個月的生活。」(注5)
一九三五年底的「價廉物美」(張申府語)的「一二九」學運，散發傳單仍需經費墊襯，北平學聯的成本為一百大洋。(注6)
為避免孤立無援，赤俄政權稍一穩定，便急著「輸出革命」。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列寧成立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規劃世界革命。一九二○年四月中旬，維金斯基赴滬，俄共派遣特使將價值十萬美元鑽石到上海變賣，不止一次託人帶錢或匯款給維金斯基，給他的任務是克服中國革命的分散狀況，將中國激進的知識份子集中起來，成立統一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黨。
初期經費完全靠蘇俄資助
一九二○年秋，《新青年》雜誌開始接受共產國際資助，逐步轉變為共產主義刊物，引發著名的「胡陳分流」。一九二一年一至二月，廣州無政府主義激進青年領到俄國人給的生活津貼(每月二十港元)(注7)
然維金斯基未能完成在中國組建赤黨的任務。一九二一年四月，共產國際再派出馬林來華助建中共，最實質的支持當然是金錢。據《包惠僧回憶錄》，馬林抵滬後立即與李漢俊、張國燾等人籌備中共一大，向六個外地支部寄送通知，邀請每一支部派兩名代表赴滬與會，每位代表匯路費一百元。(注8)據說回程時再領五十元川資，毛澤東就是靠這筆錢，會後遊歷杭州南京。毛此時在長沙師範附小主事，年薪僅百餘銀圓，他不斷給報社投稿以賺稿費，很辛苦。包惠僧說：……如果不是他(馬林)來，我們黨的「一大」會議可能要推遲一兩年，或更多一點的醞釀時間。如果不是他四處奔走，國共聯合戰線可能推遲，或者搞不成。(注9)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陳獨秀政治報告中：「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一萬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這次代表會議上。經費是分發給各個小組的，同時還用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上，用在聯絡上和用在出版週刊上。」共產國際駐華工作人員特別提醒莫斯科：
首先應該強調一下中共的財政困難情況……這對中國共產黨起著巨大的作用。中共三大一結束，馬林致信共產國際執委會：
黨現有黨員四百二十名，其中工人一百六十名，但應指出以下情況：一、繳納黨費的黨員不到十分之一；二、因此，整個工作幾乎都是依靠外國經費；三、黨內的財政管理狀況至今不明；4、多數黨員沒有職業，所以黨同在職的工人、職員、教師等幾乎沒有聯繫。
黨是個早產兒(……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是有人過早地製造出來的)……黨早產並過多依靠外國的資金維持。(注10)
一九二六年俄共政治局決議「想方設法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人員和資金援助」。(注11)俄共不僅僅向中國輸出革命，還向日本、蒙古、朝鮮等東方各國共產黨提供經費。
俄援貫穿上海、江西至延安
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剛結束，張國燾草擬工作計畫，上海總部及京漢穗湘等分部，各地出版工人刊物，約三十人每月領取津貼二千零三十五元，全部開支及出版費用為每月一千零數十元。馬林表示均由共產國際補助。(注12)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日陳獨秀打收條認領共產國際寄來的四、五月經費一千墨西哥元。後再認領二千九百四十港幣(折合三千國幣)。七月十日莫斯科匯款一千八百四十墨西哥元，專用於撫恤「二七」大罷工罹難者。馬林檔案詳盡記錄了這一時期共產國際對中共的財援。
一九二四年，中共月均得俄款約三千元；一九二五年預算月領二千二百五十元，四月起增至三千六百五十元；一九二七年月均收到三萬元以上；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二年，每月預算五萬元左右。一九二七年後每年僅用於「特別費」一項，中共就得到幾十萬元上下。如一九二七年組織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得俄款約三萬元，開辦黨校得五萬元，七月到八月湖南農運得款近五萬元，九月準備秋收起義得款一萬元，十二月為廣州起義及善後得援款近十萬元。一九二八年底中共向莫斯科提出百萬特別費。(注13)毛澤東搞秋收起義，章士釗也為他籌了兩萬元，這即毛後來厚待章的出處之一。
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春，僅李大釗經手的經費就達數萬，款子均由穗漢國民政府處匯來。一九二六年以後，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的經費預算已達每月六千元；一九二七年再增經費預算每月一點二萬元。二七年七月五日，共產國際為復興湖南農運撥款三點九五萬元。二七年八月九日，鑒於白色恐怖嚴重，中共中央決定政治局委員須單獨租房居住，不可兩人同住，以免捕一帶二。共產國際代表為此撥款千元。二七年八月國共徹底破裂後，共產國際撥給中共的經費增加到每月兩萬。(注14)
據中共歷史檔案財務統計，一九二七年共產國際秘密撥付中共各項款額接近百萬銀圓，這一數額相對於蘇聯這一時期援助國民黨與西北軍馮玉祥累計五千萬銀圓雖微不足道，但對尚處嬰幼期的中共來說，年助百萬已是天文數字了。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為支持國民黨北伐，赤俄援助國民革命軍五架飛機、五萬餘枝槍及其它軍火。(注15)蘇聯顧問對廣州政府之所以具有強大的政治影響，背後可是站立著強大的經援，包括資助赴俄學生的各種費用。
一九二八年六到七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由蘇聯提供約十萬盧布經費。聯共(布)政治局根據斯大林的建議，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一日再撥九萬盧布給中共應急。共產國際一九二八年上半年撥款十二點五萬盧布，聯共(布)政治局決定下半年增至三十四萬盧布。折合中國貨幣，一九二八年月均超過六萬元。(注16)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總書記向忠發被捕供詞：「國際幫助中國共產黨每月一萬五千元美金，(相當)中國五六萬元。實際上國際的款是俄國共黨供給的。最近經濟的支配權操在周恩來手裡……」(注17)直至一九三二年，中共機關全部遷入江西赤區，來自蘇聯的固定經援才中止。但被停發的相當一部分經費，共產國際建立「中共基金」，仍謀求以某種方式支援中共，只因苦求人員往來中斷無法交遞。
一九三三年十月下旬，團中央局書記、組織部長、宣傳部長均被捕，此前被捕並叛變的黨中央局書記盛忠亮入獄勸降：「……現在黨中央局、團中央局都幾乎全部破壞了，連最微薄的活動經費因同國際方面的聯繫斷了，也難以維持了……」中共總書記、黨中央局書記親口承認接受共產國際經費，成為國民黨捏有中共接受赤俄資助的確鑿證據。
紅軍長征抵陝後，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六日架起大功率電臺，中共向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康生拍發的第一封電報：「請你們訊問國際能否每月幫助我們三百萬元」，並要求給飛機、重炮、高射機槍、步槍、子彈等。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張聞天再向王明、康生告急：「因為沒有現金，糧食也買不到了。請即刻經過天津付款處送一筆款子來，以救燃眉之急。我們的交通正在那裡等候。」張聞天再馳電：「你們答應十一月底在滬交款，究竟實行了沒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給了孫夫人？我們派人於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飛機到滬取款，並不可使落空，八、九萬人靠此吃飯。」(注18)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共產國際主席季米特洛夫向蘇聯財政人民委員會發電報：(向中共)「在撥出二百萬盧布之外，再提供：五十萬美元……」，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國，帶了三十萬美元。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季米特洛夫電告毛澤東：「援款一百萬美元已獲批准，將分批寄出。」(注19)俄援直到抗戰結束後仍在繼續，蘇聯將東北日軍遺留的大批軍械轉撥中共，林彪的東北野戰軍迅速膘壯，成為中共逐鹿中原最雄厚的資本。
陳獨秀向共產國際報賬要錢
向共產國際報賬是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的主要工作之一。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黨費，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人計國際協款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勞動運動約一萬元，整頓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印刷品三千元，勞動大會一千餘元，其他約二千餘元。」(注1)十分明確，經費主要來源「國際協款」，自募黨費僅千元(月均不足百元)，不足百分之六。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陳獨秀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報告的結尾提到：
按此前批准的二千二百五十元預算，我們在一至三月應收到六千七百五十元，而你們給我們寄來三千四百二十三美元，僅相當於五千八百八十七元中國幣，因此還差八百六十三元。這個數字我們還要求補上，以後請給我們寄金盧布或有追加的美元。(注20)一九二五年四月九日，陳獨秀向共產國際遞交了十分詳盡的年度收支報告。
陳獨秀為經費與國際鬧矛盾
經費問題一直是中蘇兩黨的摩擦點。中共「一大」前後圍繞是否接受經援，爭論激烈；此後則為款額多少與撥款拖滯不斷「摩擦」。
「一大」之前，李漢俊向馬林表示：中國共運當由中共自己負責，共產國際只能從旁協助；中共只接受共產國際的理論指導並採取一致行動，但不希望依靠共產國際的津貼展開工作，只能在感到需要時接受共產國際的補助；共產國際代表只能是中共的顧問，卻不應居領導地位。馬林碰釘子後，急盼能與更有影響力的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見面。
一九二一年八月，陳獨秀在上海首晤馬林，基調仍是「鬧獨立性」：中共尚在幼年，一切工作尚未展開，似無必要戴上共產國際的帽子；中國革命有自己的國情，目前不必要接受共產國際的經濟支持，暫時保持中俄兩黨的兄弟關係，俟我們的工作發展起來後，必要時再請共產國際援助，以免引起中國無政府主義黨及其它方面的流言蜚語，會對產生中共無中生有的攻擊。陳獨秀與馬林的關係十分緊張。此時，張太雷到滬，奔走陳獨秀、馬林之間進行調停。李漢俊、陳獨秀這一最初的「鬧獨立」，成了中俄赤黨關係的一大基調。(注21)
陳獨秀在黨內會議上曾怒曰：「何必國際支持才能革命！」馬林大惶，遜謝不已。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陳獨秀與馬林之間的爭執，致使會議無法繼續。陳獨秀對李達等人說：每月只拿他們二千多元，事事要受支配，受制於人十分難堪，中國一國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與「國際」發生關係。陳獨秀連接幾週不出來與馬林會面，不願每週向馬林匯報工作。(注22)陳獨秀認為：中共黨員應該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革命要靠本國自己的力量，不能接受第三國際的資助，接受人家的錢就得跟隨人家走，而且一時也沒什麼工作可干，要錢也沒用處。陳獨秀還認為中國實現共產主義遙遠得很，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可能需要一百年，要革命青年重視學習，不要想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觀現實。(注23)
一九二七年七月寧漢合流，國共關係徹底破裂，中共轉入地下，形勢艱危，中共對俄援的要求也明顯提高，以致與掌握撥款的共產國際代表多次發生衝突。共產國際主管向中共發放款項的代表嚴厲批評中共不斷要錢。
中共依靠蘇聯經援，乃中共必須聽命「遠方」(共產國際代號)之底牌。至此，蘇聯對中共之所以具有強大操控權(如兩度撮合爭議盈天的國共合作)、季米特洛夫之所以對確立毛澤東為中共最高領導有重要一票、毛澤東在延安整王明之所以有所顧忌……一切的一切都有了合乎情理的清晰註釋。
註：
(1)8、《包惠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頁366；頁368、427─428;357。
(2)9、《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頁12;106;100─101。
(3)廣東省委黨史辦、省檔案館編：《「一大」前後的廣東黨組織》，1981年版，頁2。
(4)《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頁57。
(5)《中共黨史資料》第一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版，頁174─175。
(6)《姚依林百夕談》，中國商業出版社1998年版，頁28。
(7─9)《「一大」前後──中共一大前後資料選編》(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頁121。
(10)《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版，頁243、245。
(11)《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三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頁267。
(12)張國燾：《我的回憶》，東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第一冊，頁152─153。
(13)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頁209。
(14)16《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831)，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頁35；頁492─493、521。
(15)林伯渠：〈從同盟會員到共產黨員〉，參見《中共創始人訪談錄》，明鏡出版社(香港)2008年版，第23頁。
(16)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二編，中文圖書供應社(香港)1974─75年版，頁163。
(17)楊奎松：《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之考察(續)》，載《黨史研究資料》2004年第二期，頁25─27。
(18)《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廣西師大出版社2002年版，頁48、64;147。
(19)《中共中央檔選集(1921─1925)》第一冊，中共中央黨校1989年版，頁47。
(20、21)《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頁593。
(22、23)《黨史研究資料》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頁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