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1月17日訊】1989年5月28日，在沒有任何法律文書的情況下，我被送進了監獄。一到秦城，我就睡大覺。一天深夜，有人持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介紹信來，說是「中央」決定對我進行審查，要我仔細回憶4月15日耀邦去世之後我逐日的活動。大約又過了十天，這個專案組告訴我，不要再去回憶我自己的行動了，應該「揭發趙紫陽」，因為「中央」正在審查趙紫陽的問題。
「紫陽同志有什麼‘問題’？他是我們黨難得的總書記。」——我當時這樣回答專案組，至今仍然這樣評價趙紫陽。
二十多年過去了，趙紫陽老人也早已去世。專案組沒有問過我，趙為什麼「難得」。轉眼又是趙去世的紀念日，我想應該有所說明。
我這一輩子，見過無數「黨的領導」，從中央領導，省委領導，縣委領導，直到鄉、村、社、隊的支部領導，終於使我形成了一個概念——領導一切真不愧為領導一切。
因此當1962年鄧小平在書記處會議上說要編一本「黨員教材」的時候，當這個任務落實到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趙漢承擔的時候，當趙漢指定由我最後通稿的時候，我只能用以下兩句話來形容這些黨員：
「張開嘴巴，無非發號施令；伸出手來，只想指揮別人。」
這不是科學的全面的概括。限於狹隘的所見所聞的我，只能作如此觀：在「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制度下應運而生的領導，必須是無所不能的神仙——同理，一旦被黨決定「雙規」，無不頓即還原成為跳蚤。
我見過的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公社書記、大隊書記，個個有資格教導農民如何種地：如何深耕，如何輪作，如何密植……。農民必須恭恭敬敬諦聽，老老實實照辦。難得也有例外，趙紫陽總書記就是一個。他主張落實的，是農民的自主權。
同樣，我也聽到過各種領導機關對工廠礦山的指責和訓斥，直到那些懲罰和撤職的命令。但是我知道，趙又是例外。無論在國務院還是中共中央的會議上，他所維護的，與其說是高級機關的領導權，不如說是企業在市場活動中應有的自主權。
有些領導人熱衷於當法官的裁判員，樂此不疲，教訓法官如何如何定性和判案。趙紫陽則不然。他拒絕干預司法機關獨立行使法定的職權，他甚至拒絕流露出自己的感覺或傾向。他只是客觀地告訴司法機關：「黨對你們的唯一要求是依法辦事；除此以外，沒有別的要求。」
一些黨性很強的政治嗅覺非常機靈的領導人，有一種從文藝作品或理論文章中嗅出敵對勢力存在的特別的嗜好。趙紫陽拒絕做這一套。他對主管主旋律的書記說，我們是看電影的，不是審查電影的。他認為自己同其他觀眾一樣，不應該有審查作品的特權。
我和他相處十年，沒有見他指揮過科學家「應該怎樣」創造，教師「應該怎樣」教書，正如沒有聽他教訓過農民「應該怎樣」種地一樣。
他不認為自己應該有劃分和決定「敵我」的權力和本領。據說文革時，毛主席黨中央要廣東省委對「李一哲」的「反動言論」進行大批判。作為省委第一書記的趙，卻逕直把這些言論原原本本翻印了許許多多份發給革命群眾去鑒別——想必他認為老百姓比省委書記更有分辨香花和毒草的資格。
他認為自己無權主導大地沉浮。他把別人當人，而不是被支配，被利用，被擺佈的對象。他也只把自己當人，而不是有權主宰別人的天神。
所以，向老百姓開槍，委實是他最不願意做的事情。所以，在「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這種制度下，這樣的領導人真的很難得。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