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兵馬俑上原本塗有彩繪，但上世紀70年代幾次發掘時，彩繪都在考古人員準備拍照的瞬間消失了
【看中國2015年12月14日訊】近日，西漢廢帝、南昌海昏侯墓的考古工作，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回首往事，中國的考古發掘中，發生過許多的「發掘即摧毀」的考古憾事。
五十年代，考古發掘非常隨意，定陵出土的萬曆龍袍竟全部炭化
1955年，明史學家吳晗時任北京市副市長，他邀請郭沫若（中國科學院院長）、茅盾（文化部部長）、鄧拓（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范文瀾（中國科學院近代史所所長）、張蘇（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聯名上書中央，請求發掘埋有明成祖朱棣的長陵。但由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副所長夏鼐指導的工作隊認為，長陵是主陵，應先「試掘」其他規模較小的陵，積累經驗。經周恩來同意，最終決定試掘明神宗朱翊鈞的定陵。①
經過兩年多的發掘，定陵共出土珍貴文物3000多件，包括600多件袍服、布料。其中皇帝的袞服、龍袍等，更是巧奪天工，如以緙絲方法織造的袞服，所用材料除大量金線、孔雀羽毛外，還有紅、藍、綠等28種絨線。然而，在定陵地宮開啟後，這些原本絢麗多彩的絲織品沒有得到很好保護，以至被空氣侵蝕而褪色、變脆，並留下黑斑。②對這些袍服的後續處理，也不專業。比如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塑料）加入軟化劑塗在半腐的衣服上，「這種塗料是不可逆反的，不久塗料老化龜裂，絲織品也隨之碎裂」。③由於此前明朝絲綢幾乎沒有實物留存下來，技藝也已失傳，因此讓定陵絲綢的損壞顯得尤為可惜。
定陵的大量文物「發掘即摧毀」。吳晗如願後，剛剛寫完歷史劇《武則天》的郭沫若也躍躍欲試，提議發掘合葬唐高宗、武則天的乾陵。1960年，陝西省向中央提交《乾陵發掘計畫》，郭沫若對周恩來說：「毫無疑問，肯定有不少字畫書籍保存在墓室裡！打開乾陵……也說不定武後的畫像、上官婉兒等人的手跡都能見到！石破天驚，一定是一件石破天驚的大事！」鑒於技術落後，周恩來沒有同意。1973年，郭沫若第二次請求挖掘乾陵，又被否決。④
在郭沫若請求開掘乾陵時，定陵的考古工作其實並沒有結束。1979年，參與過發掘的趙其昌、王岩等繼續編寫定陵的考古報告。趙其昌回憶說，「可惜的是20多年的歲月，不少文物已經面目全非了。棺槨毀於定陵建館之初，帝后屍骨、頭髮、牙齒毀於‘文化大革命’，原始資料有散失，照片底版有霉污，特別是那些囊括了中華精品的帝后服飾、織品等等，幾經翻動，殘損更甚，所幸幾大冊發掘工作的原始記錄，尚保存完整。」1990年，他們編寫的發掘報告《定陵》出版。
定陵的帝后服飾也相繼啟動複製。1988年9月，文物專家謝辰生帶著南京雲錦研究所複製的明神宗龍袍、馬王堆素紗禪衣，送到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李先念家中，「請他過目」。在交談中，當李先念「瞭解到萬曆龍袍已經全部炭化時」說：「我歷來反對挖大墓，挖出來保護不好，就毀掉了。」⑤
炭化的萬曆龍袍
六七十年代，沒有合格技術和保護意識，兵馬俑上的彩繪慘遭損毀
但是定陵的悲劇依舊在不斷上演。1972年—1974年，徐蘋芳參與發掘長沙馬王堆漢墓時發現，「墓被水泡著，有一片藕片在水裡漂著，很漂亮，可拿出來一見陽光就爛光了，跟鼻涕一樣，只有痕跡，沒有樣子了」。他回憶，「我們親眼看見的，馬王堆的文物剛挖出來的時候，非常光鮮，但一天天看著它變化，卻毫無辦法，太無奈了。」
1976年，考古隊對廣西貴縣的羅泊灣漢墓進行了發掘。在清理文物時，有人發現了一個看上去像炸彈的「彈形壺」。一個人「把它捧在手上，抹去器表的泥漿以後，找不到開蓋的地方，倒來倒去，一不留心，把蓋衝開了，倒出一壇清水。有人說：‘是酒，不要倒掉！留著化驗！’但是說時遲，那時快，已經晚了，水被倒了個精光。」想來十分可惜。⑥
秦兵馬俑上原本塗有彩繪——工匠先在燒好的陶俑上塗一層生漆，再在生漆層上塗各種礦物色。但上世紀70年代幾次發掘時，彩繪都在考古人員準備拍照的瞬間消失了。這是因為生漆老化後，一旦和氧氣接觸，很快就會翹起來，導致彩繪脫落。兵馬俑博物館考古隊隊長劉佔成回憶他在1978年「發現殘留色彩，但眼看著它就掉了，非常心疼。」
兵馬俑博物館館長吳永琪反思說，「當年有兩個原因造成彩繪消失，一是那時候沒有技術和材料，二是沒有嚴謹的保護意識，早期發掘僅僅是把它挖出來。」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國在考古發掘中，已開始有意識地對易被空氣侵蝕的文物進行特殊保護。兵馬俑考古隊試圖用針管把一種加固劑注入底層生漆和俑身之間，不讓彩繪隨生漆脫落。這樣只能保住色塊，在當時是一種權宜之計。⑦
1988年，在對位於哈爾濱的金朝「齊國王墓」發掘時，出土了一批絲綢和服飾。考古隊首先將它們「剝離起取後經消毒滅菌入庫」，然後邀請國內專家研究保存方案。專家認為，需要解決的「一是洗滌，請有關文物保護專家協助和指導，洗滌原則上是藥物洗滌，既無損於文物原貌，又可起到延長其壽命作用；二是固定，洗滌後放在永久性保護物體內，基本不再挪動；三是特製有機玻璃或其他質料匣盒存放；四是庫室濕度控制在70℃左右，調解適宜溫度等。」由此，「這批珍貴文物短時間得到了較好保存」。⑧
向西方學習經驗，也是完善中國文物保護技術的重要途徑。兵馬俑博物館通過同德國、比利時等國進行技術合作，在1998年出土了8個彩色俑，陶俑上粉紅的臉、朱紅的甲帶、褐色的鎧甲，都留了下來。
留有部分彩繪的兵馬俑
九十年代，技術手段日趨完善，但外行干預，依舊使文物極易受損
除了考古人員自身的問題外，外行對發掘的干預也常常導致文物受損。1989年，在江西省新干縣出土了一批商朝青銅器，「礦化得嚴重，腐蝕得厲害，表層看似硫酸銅，實際是粉狀銅鏽，保護難度較大，應盡快開始進行搶救性的保護」，因此要「立即採取堅決措施，把全部文物運至南昌，文物不運回省城，一切都是空談」。但是新干縣領導希望把這批寶貝留在縣裡，遲遲不肯同意運往南昌。
這些質量、數量在江南罕見的青銅器，出土幾個月後，依舊沒能被保護起來，讓考古工作者們憂心如焚。江西的考古專家彭適凡只好向時任省長的吳官正求助，向他匯報了新干縣青銅器至今沒能運回南昌的原因，吳官正表示：「這怎麼行呢？應有全局觀念嘛！」第二天，吳官正親自給新干縣縣委書記打了電話，並由副省長張逢雨出面，召見了該縣縣領導，宣布了省政府關於文物全部運回省城，統一修復、珍藏的決定。1990年2月，在嚴密護衛下，這些青銅器全部運抵江西省博物館。⑨
1993年，在江蘇省東海縣溫泉鎮漢墓群的6號墓中，出土了一批記有西漢時郡政府文書的簡牘，價值巨大。當文物清查結束後，考古隊向東海縣、溫泉鎮的領導匯報工作。這時「鎮裡的一位領導伸手就從桶裡取出一片木牘觀看」。沒想到，「就是他這一拿，給我們以後釋讀留下了永遠也解不開的疑難。他取看的那片木牘正是24方木牘中最為重要的吏員簿，而他的大拇指正按在右上部，輕輕地一帶，就把這方木牘最重要、最關鍵的記有這片案簿名稱的字給抹掉了。」以至於「今天給這片案簿命名時，有說是吏員總簿，有說是定簿……後來把它帶到上海，用遠紅外模糊圖像處理時，再也沒有顯現出它的廬山真面」。
當考古人員要將這批木牘盡快運走修復時，又遇到了另外一個問題——由於支付給村民的開工補償費沒有到位，村裡的民工不讓他們帶走木牘。事情拖了一週才告解決，當考古人員回來時，「看到塑料桶中浸泡的簡牘，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原來泛著金黃、閃出油光的簡牘已經完全變黑，而原來清晰可讀的墨書，現在已經十分模糊。一堆發黑霉變的簡牘已經失去了他生命的活力」。後來用了5年時間，才讓木牘恢復原貌。⑩
尹灣漢墓簡牘
註釋：
①趙其昌：《定陵發掘簡記》，《昌平文史資料》第4輯，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319—329頁；②胡漢生：《明十三陵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396、399頁；③張悅：《挖，還是不挖——帝王陵風雨飄搖50年》，《南方週末》2006年10月26日第1185期；④陳明：《周恩來與新中國博物館文明工作》，《淮安周恩來紀念地研究文集（第1輯）》，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47、248頁；⑤《致張德勤》，彭卿雲主編《謝辰生文博文集》，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368頁；⑥蔣廷瑜《重見天日的南越文化——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發掘記》，朱啟新主編《考古人手記》（第一輯），三聯書店2002年，第112、113頁；⑦啟明：《兵馬俑色彩保護秘檔》，《文明》2009年第12期；⑧朱國忱：《罕見的近代貴族墓葬——黑龍江阿城金齊國王墓發掘記》，《考古人手記》（第一輯），第186、187頁；⑨彭適凡：《撩開古代南方青銅王國的面紗——江西新干商代大墓發掘記》，《考古人手記》（第一輯），第167—170頁；⑩劉洪石：《重現西漢檔案文書的風采——江蘇東海尹灣漢墓發掘記》，朱啟新主編《考古人手記》（第二輯），三聯書店2002年，第182—18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