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骨氣，是靈魂的骨頭。一個人必先有靈魂，然後才可能有骨氣。那些令人敬慕的文化大師們，已經遠去。那時的他們，有知識，也更有情趣；有性格，也更講人格和品格；教學相長；不獨守三尺講臺，更在廣闊的社會舞台上，展示文人獨特的風骨。文人風骨的確應該珍存，絕不能有半點丟失。
蔡元培。（網路圖片）
1.蔡元培：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
蔡元培一生辭職無數次，其中僅在北大校長任上就先後多次辭職。他1917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職，7月3日就向黎元洪總統提出辭職，抗議張勛復辟。
1918年5月22日，為抗議"中日防敵軍事協定"，又向大總統提出辭呈。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為抗議逮捕學生，於5月8日提交辭呈，9日悄然離京。這次辭職引發廣大師生挽蔡大行動，北京各大專學校校長於5月13日齊上辭呈。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憤而辭職，次日他在《晨報》刊發辭去北大校長職務的聲明：
元培為保持人格起見，不能與主張干涉司法獨立、人權之教育當局再生關係，業已呈請總統辭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之職，自本日起，不再到校辦事，特此聲明。
蔡元培的幾次辭職，誕生了兩篇傑出的宣言：《關於不合作宣言》和《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前者為了正義，後者為了自由。1919年6月15日發布的《不願再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宣言》，擲地有聲：
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時代，是世界著名專制國家，他的大學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國，更不必說了。北京大學，向來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進去了，想稍稍開點風氣，請了幾個比較有點新思想的人，提倡點新的學理，發布點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來比較，用我的理想來批評，還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點兒沾沾自喜的，我還覺得好笑。那知道舊的一方面，看了這點半新的，就算「洪水猛獸」一樣了。又不能用正當的辯論法來辯論，鬼鬼祟祟，想藉著強權來干涉。於是教育部來干涉了，國務院來干涉了，甚而什麼參議院也來干涉了，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麼？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麼？
2.馬一浮：「我在，但我不見你！」
孫傳芳自認東南五省聯軍統帥，駐紮杭州。有一次，他慕名前來拜訪馬一浮。馬一浮不肯會見。家人鑒於孫傳芳的權勢，覺得不必搞得太僵，便打圓場說：「是不是可以告訴他你不在家？」馬一浮斷然說：「告訴他，人在家，就是不見！」弄得孫傳芳只好悻悻而返。
3.潘光旦：主席的兒子也別想走後門進清華
潘光旦1935年起兼任清華大學教務長，負責全校的教學組織工作。他工作認真負責，不徇私情。
有一次，安徽省主席劉振華想讓他的兩個兒子來清華旁聽。因他的要求有違清華校規，潘光旦回信婉言拒絕，信中說：「承劉主席看得起，但清華之所以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為它按規章制度辦事。如果吧這點給破了，清華不是也不值錢了嗎？」
4.聞一多：我自清貧，絕交官僚
在西南聯大時，聞一多雖然生活艱難，但從無怨言，也不去求得別人的同情和幫助。他有不少朋友在重慶做官，也都似真似假地對他表示過「關懷」，但他從不顯露自己的貧寒。他一個年輕時代的朋友抗戰前就混入官場，已經當到大學校長、教育部次長等要職，多次想拉聞一多去做官。
有一次，他因公到昆明，專門去看望聞一多。眼見聞一多那清貧如洗的處境，他再次提出建議說：「何苦這樣苦自己呢，至少也要去重慶休養一段時間，我負責接待。」
聞一多回答說：「論交情，我們是多年的老朋友，過去不分彼此，你來我往，也是常事。你如不嫌棄簡陋，我願意留你小住，但你那兒我不能去！」
好友問他為什麼？他回答得很簡單：「你那兒和過去不一樣了，那是衙門，那裡有官氣！」
為了不沾這「官氣」，從此以後，聞一多毅然與這位好友斷絕了來往。
5.喬大壯：「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戰計畫，行不行？」
抗戰期間，國民黨政府總參謀在白崇禧聘請著名教授、翻譯家喬大壯當參議，並講明不過問政務，只做些不相干的應酬文字。有一次，白崇禧將喬大壯的文稿改動了幾個字。喬大壯立即面見白崇禧，嚴厲指責：「閣下是總參謀長，我是中央大學文學教授，各人自有一行。如果你能改我的文字，我也改你的作戰計畫，行不行？」
白崇禧無言以對，只得把改過的文字又改了回來。
